转： 论邓小平的悲剧、胡耀邦的天真和赵紫阳的聪明等

ishka

中国政治改革的这种特色，不仅让西方人永远弄不明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至今没有弄清楚。也许邓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却说不出来。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无言的，一旦说出来，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所基于的，是谜一样的文化。

这场风波过后，轮到聪明的赵紫阳登场。

ishka

胡耀邦的天真所误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这一天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没事人一般地抽身走开了。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当邓小平在私底下将设计好的退休计划透露给胡耀邦时，天真的胡耀邦竟然丝毫没有掂出其份量。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胡耀邦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处是讨人喜爱的，但从政却会误事。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对于充满风险的政治改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绝不退休，这不仅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是毛泽东的革命遗产。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原则，也是一种毋须赘言的革命品质。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对于废除终生制和家长制具有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长于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式的政治改革进程上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对于商业文明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邓小平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如何从专制传统的历史阴影里走出来，邓小平却十分清楚。邓小平的短处在于，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头头是道地讲说出来。邓小平的话语能力甚至还不如能够写出一本《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既然无法以言语服众，剩下的选择只能是作而不述。

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对于专制的传统已经是很大的动摇了。既然最高权力可以退休，那么任何权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个执政党的所有权力阶层都可以退休，那么整个党就会在独裁的阴影底下逐步摆脱出来。由此，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内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没有掂出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这一步虽小犹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过退休罢了；实质上却大得前途无限，并且进退自如。进，可以在执政党内实现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叛所隶属的革命政党。或者说，进，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退，又保持了该党的继续执政。邓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过多的要求，不仅不可能急于求成，而且还可能因此欲速而不达。

邓小平说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无论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文化心理，都没有达到商业文明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程度。古代中国的专制帝王，由于没有民主社会的参照，不知道自己是专制者。可是，现代中国的专制者，却全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从要求民主开始，最后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专制者。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愿跟人谈论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见，当年反对邓小平专制的所谓民主斗士，如何早已专制得不成样子；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专制的霸气。

正是由于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当邓小平把他的退休计划告诉胡耀邦时，同时也意味着给了他一张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政治改革的步骤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风暴雨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显然，这张时间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个性，但符合中国政治的环境，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个性为转移，而是以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为准则。要论个性，邓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强多少。但与胡耀邦不同的是，邓小平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改革。胡耀邦却不懂政治，因此对于什么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从历史的责任上说，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谅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国的专制传统比作一只猛虎，那么邓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从这只猛虎身边退出去。但由于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结果却把此虎给惊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尤其是蛰伏在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此虎随时随地都可能醒过来，咬死每一个想要终结专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国晚近历史表明，反对专制的人们，一旦成功，会比他们所反对的专制者更加专制。专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过讨论弄明白的，但在中国却会越说越离谱。唯有把事情做成了，专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区别。就像在邓小平实现了退休制以后，最高权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说是出卖，起码也是严重的失责。后来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胡耀邦的美德，却不知这个天真的总书记犯有多么严重的失误。为人和为政，有时是相背离的。胡耀邦的为人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为政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胡耀邦这样的失误，要是犯在毛泽东的手里，结局唯有一撸到底。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泽东时代教训的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邓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却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泽东的毫不留情，邓小平无疑是温情脉脉的。只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民众，包括共产党人，有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不以为然。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着举手赞同，全都跟着喊口号。可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处分，却造就了胡耀邦不无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于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里。从一方面说，民众好像觉悟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民众却依然是愚昧的。在对弱者和失败者的一片同情声里，没有一个人想到邓小平的苦衷；没有一个人发现，邓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说不出。人们普遍沉浸在道德主义的快感里，没有人为历史即将会遭到的重大挫折而忧心忡忡。这样的同情，对于胡耀邦来说，非但没有使他感到丝毫轻松，反而因此显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围，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邓小平。

自此以后，一股莫名的情绪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这股情绪不知不觉地把邓小平朝晚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推去，又顺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个反专制的英雄。于是，又一个悖论渐渐地浮现出来，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这个悖论反过来说则是，政治改革的可能，与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强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于要求的不太强烈之中，甚至可以说，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没有要求的改革中。邓小平代表着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则象征着改革的要求。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冲突，实质上是可能和要求的冲突。假如选择要求，就没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ishka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邓小平还至少做到了退休。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不管邓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邓小平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必须承认，邓小平为解构专制传统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当然，假如以苏联东欧的变化作参照，人们也许会说，邓小平做得很有限。但问题是，邓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间，与苏东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横向比较，也许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背景上更为相近。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而且无独有偶，当年主持中兴的曾国藩，也同样的不善言辞，也同样的没给后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话语。这样的遗憾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后果，便是在中国大陆，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气壮的，而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却只能是不声不响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到1989年遭遇“六四”学潮，邓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国藩的事功一样，始终是无言的。如此只做不说，固然颇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对必须言说的时刻，邓小平却一开口就情绪冲动得像个病人一样。邓小平的只做不说，有时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向越南开战，都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悄悄地讨诸实施。包括后来的农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后，邓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须说话的一天，这个不善言辞的政治家，结果却用枪而不是用嘴，说出了他的原则和立场。

有没有话语能力，有时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向太平军宣战时写的那篇《讨粤匪檄文》，枯燥生硬，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然而，有时话语能力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当年骆宾王写的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场并无多大意义的战争说得理直气壮。假设没有一整套生动活泼，让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问。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话语，不会那么充满活力，不会最后取得成功。

毛泽东之长，乃是邓小平之短。邓小平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周恩来那种说服他人的能力。当年周恩来面对汹涌的红卫兵，有本事说服他们散开。而邓小平面对成群结队的学生，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学生运动触动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勾起了他对红卫兵的回忆，从而变得难以平静，无以自控。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敌意，与其说是政治立场所致，不如说是心理创伤的缘故。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对“六四”学潮抱有敌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须知，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乃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学潮。

面对学潮和安邦治国，颇有不同。平息学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过河的，除了话语能力，还得有文化头脑。两军交战，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对手无寸铁却又群情激愤的学生，让枪杆子说话，非但丧失了理智，显得没有文化，而且还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对于邓小平来说，“六四”这一天的份量，不下于他十年的努力。假设这一天能够成功度过，他的十年努力会获得加倍的效应。可是，想要在这一天获得成功，必须以不开枪为前提。因为一开枪就意味着失败。

邓小平所置身的那个无形的悖论，在这一天里被具体化了。学潮必须制止，但制止又不能开枪。学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来解决。行事一向果断，决断一向大胆的邓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广场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退学潮。非常的事件，总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许多年以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有个场面，似乎是有关1989年的充满善意的一个假设。假设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一个政治领袖如何凭借演说，说退一场风潮，避免了巨大惨案的发生。

在邓小平的同辈领袖当中，这可能是周恩来能够做到的奇迹。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非常需要周恩来式的政治领袖。就算没有周恩来那样的能力，哪怕有点周恩来那样的责任心也行。邓小平没有那样的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了责任。这一天过去之后，邓小平以慰问军队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担当。这又是邓小平很不周恩来的地方。

曾经有人回忆，周恩来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观一个工厂、接到厂方赠送的礼物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礼物，而制造产品的童工。于是，他没有向厂方道谢，而是把礼物送给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谢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慰问的人。

“六四”学潮被平息后，邓小平的眼睛里只有开枪的军队，根本而看不到无辜的民众。假如说，学潮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理创伤只是一个猜测，那么邓小平的慰问军队则证实了这个猜测。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进朝歌之后，首先想到慰问的，非但不是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敌方的大臣。一场风潮过后，最要紧的是如何向民众作个交代。就算不去慰问无辜的死难家属，也得给民众一个说法，表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有无话语能力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愿意不愿意体恤民众，却关系到慈悲心的有无，也关系到开枪的动机所在。“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且不说十年改革所树立的形象，被如何毁于一旦；更为悲剧的是，由于没有慰问民众而留下的阴影，又成为以后的继承者们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负担。

邓小平的这一天，后人是无法辩护的。不管邓小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这一天的阴影将始终伴随着他。那条龙最终没能从二维平面挣扎到三维空间里。那条龙被钉死在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演化道路上。时间由此停格。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体制，将长期停留在他所开拓的格局里。相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进展，不过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暂的，却比十年的时间更为沉重，也更为长久。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ishka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疑问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因为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假如邓小平真正置身商业文明之中，那么就不会对平等的诉求感到不适。但问题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之中结束因袭的传统。因此，对于过去，他颇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是一面对未来，他马上变得茫然，变得焦燥不安。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假如以从二维到三维作奇妙演变的爱舍尔绘画作比方，邓小平就像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挣扎着的那条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