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华盛顿人

大千世界 发表于 2015-12-13 13:24
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 ...

196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是惟命是听的。

华盛顿人

第十二章 中国出兵朝鲜幕后
2012年08月22日17:1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50年的朝鲜战争不是毛泽东想要打的，但是，由于这场战争，自抗战以来一直存在着某种猜忌和不信任的中苏两党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却是事实。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换言之，仅仅几个月前，即1950年2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同盟互助条约，结为军事同盟之际，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对中国党也还是不放心的。正是因为几个月后，当朝鲜陷于危难，苏联束手无策之时，毛泽东不避艰险，力排众议，力主出兵，才彻底打动了斯大林。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恩恩怨怨，到此算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一、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未雨绸缪，斯大林许诺提供空中掩护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政府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很快开始派遣海、空、陆三军援助南朝鲜。美国总统杜鲁门在27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从军事上支持南朝鲜军队作战，同时还将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可能的进攻。

美国的激烈反应本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预料之中，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美国真的会大举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而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太过相信美国不会卷入的情报，斯大林甚至早在几个月前就以联合国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人的代表为由，拒绝继续派代表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结果，不仅美国出兵朝鲜，而且联合国也在美国的推动下，很快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案。这不仅使美国的干预变成了联合国的集体干预，而且使北朝鲜处在了十分不利的位置上。

7月2日，在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讨论之后，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向他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声明将采取坚定的政策。与此同时，周恩来说，毛泽东在与北朝鲜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中，都谈到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可惜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美国的军事干涉看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国的干涉，令人担心。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能够加强他们在仁川地区的防御线，因为美国人可能会在那里登陆，当然，这种登陆战也可能发生在半岛的其他地方。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为防备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九个师的兵力，美国军队不过三八线则罢，一旦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国军队。周恩来提出，就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对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对美国干涉可能造成的严重情况，看上去似乎不像中国方面那样担心。还在7月1日，斯大林就非常坚决地要求他在朝鲜的大使转告北朝鲜领导人：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不要停止推进，苏联将迅速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很显然，尽管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斯大林还是硬着头皮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战争就此停下来，不仅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而且美国人很可能会乘机打过三八线。即使美国军队不准备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也必定会以此为理由重新驻守到朝鲜南部来，这对苏联的远东无疑将构成长期的威胁。因此，斯大林别无选择，只能坚持把战争打下去。在他看来，美国人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如果北朝鲜人民军能够一鼓作气，全速推进，美国政府只靠抽调驻守在日本的军队赴朝参战，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朝鲜方面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只要能乘着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来不及组织更多的兵力进行增援的时候，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美国人到时候即使调集了足够的兵力，也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人民军是否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斯大林并非不了解人民军自身的弱点，事实上，在正面战场投入了绝大部分兵力之后，即使是金日成也已经看出“美国人在部队后方或在北朝鲜各港口派陆战队或空降部队登陆的危险性”了，他为此已经在呼吁苏联紧急援建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备队。毛泽东以及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担心。不过，斯大林这时最担心的还是军事指挥和军事组织的决心与效力。他特别关心的是，北朝鲜领导人有没有被美国人的干涉和轰炸吓坏了，还能不能组织起顽强的抵抗和进攻，部队能不能得到充足的兵源的补充等等。至于北朝鲜人所提出的各种装备和弹药的需求，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满足。

当然，斯大林还是非常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成为北朝鲜在军事上的后盾的。在得知中国政府主动表示愿意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军事保障之后，他很快就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周恩来，肯定这种准备的意义。他明确表示：“我们认为，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方面迟迟没有向朝鲜派出自己的代表一事颇感不解，要求罗申转告毛泽东：“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他在电报的最后还不无埋怨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他显然不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朝鲜方面对中国人可能的介入颇怀戒心，因而态度消极，中国党对此亦颇不理解。

一方面着手做万一的准备，一方面继续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这充分显示斯大林这个时候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的。正因为如此，他这时并不认为有必要采取外交的行动紧急阻止美国扩大干涉的企图。相反，眼看美国代表在推动联合国谴责朝鲜侵略成功之后，进一步积极鼓动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斯大林还是没有及时地做出反应，马上派他的代表返回安理会去行使否决权。结果，7月7日，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美国代表轻而易举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北朝鲜乃至于苏联，在外交上都明显地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斯大林所以这个时候坚持不改变既定的方针，除了难以接受停战的后果以外，最主要的显然还是因为朝鲜人民军这时在战场上在处于节节胜利的顺利形势之下，美国以及联合国的军事干涉，一时还难以看到可怕的后果。因此，当英国人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委婉地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苏联能够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斯大林很坚决地打电报给中国和北朝鲜政府称：“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礼的和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他再一次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在中朝边境部署九个师的部队。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九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他甚至慷慨地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

很显然，斯大林不是完全没有担心。但是，他渴望这场战争能够顺利地打下去。

华盛顿人

第十四章 马、恩、列、斯—毛？
2012年08月22日17:14  
【字号 大 中 小】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人人  微博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对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镇压的大胆揭露，本来是俄国人自己开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竟然都是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如此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令人有点难以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以此来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一、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来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专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频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围的领导人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几乎没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现脑溢血的斯大林从昏迷中重新苏醒过来，自然，也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继续这种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国际国内政策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导致战后苏联不仅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过度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上特别是高级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着希望变革的心理。斯大林刚刚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马上就要求中朝两党马上结束朝鲜战争，对内则迅速公开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在党内公开检讨斯大林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都很实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苏联党自身的这种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权力斗争的明显痕迹。而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这场角力当中，能否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大党的支持，对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得疏远，反倒是使它们一度变得更加接近起来了。

1954年10月，刚刚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取得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党的认可与支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纪念，而且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向中国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建项目，帮助中国从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此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156个项目的援建计划，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正式承诺并签署下来的。不难想象，赫鲁晓夫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战和柬埔寨、老挝，乃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毛泽东也参照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初步检讨，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照搬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研讨，甚至主动提出了不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让中苏两党都没有想到是，不过两年之后，即1956年，由于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竟使得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的。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赫鲁晓夫当天的报告中，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宣读的毛泽东的致辞仍旧继续称颂斯大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并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主张，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暗杀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年两年时间里，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竟达到4.5万人

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突然之间，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打击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的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却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做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共产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严重的报告已经被党代会的代表们所知道了，要想封锁住消息只会在苏共党内乃至整个苏联内部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会议刚刚结束，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就被下发到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体党团员和普通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当中去了。很快，各国党也都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它自然会造成一连串的震动和风波。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他在与朱德的会谈中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以及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朱德在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在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之后，邓小平很快就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给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破除迷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与会者也担心赫鲁晓夫此举过于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侧重于强调斯大林专制残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他对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华盛顿人

二、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做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是进一步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因为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几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一句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强调应当反对个人崇拜，但在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其他活着的领袖画像都被取掉了，毛泽东却欣然同意自己的画像“挂就挂吧！”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称“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的是非。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面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的方式巩固政权，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其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词未必能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五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华盛顿人

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领导人。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很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动不动就搬出些书本教条来教训人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来不大买账。偏偏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一面高度重视留苏学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苏区来。结果大批留苏学生陆续回国，对国内工作情况尚未熟悉，就纷纷被委以重任，派入苏区。这批学生，大多数经历都与博古类似，与毛泽东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较起来，因为喝过洋墨水，懂得许多教条，因而自视很高以外，还深受苏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熏陶，学会了凡事上纲上线，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那一套。因此，他们到中央苏区来，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来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他们来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毛泽东也接受了他们关于在军事上必须集中兵力实行“进攻路线”的意见，因此两方面相处一度还算融洽。但即使这样，他们中一些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仍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批评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当第二批“洋房子先生”于1932年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区后，在苏区中央局中的力量对比就明显地不利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强调生存第一时，从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数人都极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刚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等就明确主张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并对周恩来曲折地替毛辩护表示不满，认为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斗争由此开端。

当然，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博古他们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那些运动。博古到底还不是那种喜欢整人的人，看问题也颇多书生气。苏区争论的消息传来，他一面表示：对毛“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远东局代表虽然对毛泽东总爱固执己见极为不满，但在同意中央局关于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公开批评毛的同时，也还是不能不强调“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收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远东局的电报发出不过一周时间，莫斯科就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为此，远东局不能不接连致电苏区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说法，称：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固然必要，“同时必须估计到保证领导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关于与泽东同志的态度，我们重复说：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1924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华盛顿人

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