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中國風

华盛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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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聖芝  (參考引用請加註來源，請勿抄襲)

中國與歐洲的交流早在漢代就透過絲路進行商業貿易，許多器物與技術也陸陸續續輸出、輸入，對世界文明的影響甚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商業城邦紛紛獨立，航海技術突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市場壟斷，滿足了歐洲人對香料、茶葉、絲綢等舶來品的需求，更滿足了對異國、異文化的想像。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也是促使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大動力。為了振興式微的天主教，改革後的天主教會成立了耶穌會，派遣傳教士前往世界各地宣教，中國亦是其一。一批批的傳教士帶來各式科學儀器與技術，也帶來有陰影有透視的繪畫。同時，透過耶穌會士，中國絲綢、瓷器等器物，以及來華者的見聞記錄，掀起了十七、十八世紀歐洲貴族間流行的〝中國風格〞(chinoiserie)。尤其法王路易十四與乾隆皇帝關係友好，中法交流最為頻繁，因此以法國為首，中國風格盛行歐陸兩百年。

在西洋美術史上，此時期正是以法國皇室為首的洛可可時代，許多藝術的呈現都帶有中國趣味的圖案符號，中國文化對歐洲美術的衝擊就此展開。本文就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風格〞，從繪畫、器物、建築及室內設計探究歐洲各地中國風格的源流、發展與轉變。

中國風格與洛可可風格

1.中國風格的形成

「中國風格」源於法文chinoiserie一詞，意指有中國元素的藝術表現風格。但它並非中國產物，乃是歐洲人對中國(或泛指東方世界)的想像。從文藝復興以降，歐洲人陸陸續續透過陸路、海路前往亞洲貿易、旅行、傳教，他們帶回歐洲的東方物品及東方世界的見聞記載，還有翻譯的中國文學思想典籍，提供歐洲人極大的異國情調想像空間。由於當時與中國貿易繁盛，且中國為東亞泱泱大國，因此這一類泛東方題材的藝術風格稱為〝中國風格〞。

中國風格發展初期，由於對東方文化不熟悉，許多器物及繪畫同時出現波斯、中國、印度、日本及南洋的圖像元素。如(圖1)即是十八世紀法國Beauvais地區所產《皇帝出巡》系列壁毯中的一件，結合了中國人物、熱帶植物、不中不西的服裝與轎子，以及怪異的寺廟。

在歐洲人的認知中，中國是一個擁有極精緻工藝的國家。來自中國的瓷器、漆器、絲綢所展現的工藝技術令歐洲人為之傾倒，掀起了以法國宮廷為首的〝中國風〞。透過各國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購買、訂製這些工藝品之外，歐洲人也試圖自己製作，而在複製的過程中，就產生了〝中國風格〞。

〝中國風格〞圖像產生的來源有三種：一為直接複製傳教士帶回歐洲的人物畫、版畫；二為複製傳教士、旅人所畫的中國風俗圖像；三為將傳教士等人的文字描述加以圖像化。[1]後者最不接近中國原有的樣貌，卻最符合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也是〝中國風格〞研究最有趣的部份。

圖1 Beauvais皇家織毯廠，《皇帝出巡》系列，壁毯，254 × 415cm

2.洛可可風格的中國元素

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歐洲正值洛可可藝術的興盛時期，由法國貴族引領的一種時尚風潮。它講求奢華的物質享受，在藝術的表現上，沒有沉重的歷史負擔，取而代之的是男女調情的歡愉；蜷曲的線條、艷麗的色彩、不規則不對稱的構圖都是對古典美的反動。中國工藝品(並非文人繪畫[2])恰恰符合洛可可的主張，中國的人物形象、器物、建築等造型更豐富了洛可可風格的裝飾性。以下就此三部份分析〝中國風格〞裡的中國元素。

人物

人物部分最常見的就是：圓臉小嘴、頭上只有幾小撮毛髮的小孩、戴斗笠或錐形帽、留鯰魚鬚、剃髮留辮的男人，撐著紙傘或稻草紮成的傘、穿著長袖長裙、弱不禁風的女人。皇室和官員也是中國風格很重要的題材，象徵著神秘國度 的財富與權勢。不可少的就是龍袍與朝服，還有上朝所戴的官帽。但人物姿態往往是女人坐在織毯地上，倚俯著男人，這是土耳其的風俗，也是洛可可繪畫常使用的人物構圖。法國宮廷畫家布雪的作品便是一例(圖2)。

器物

最常伴隨著人物出現的器物非〝傘〞莫屬了。從油紙傘到御用華蓋，到了歐洲就出現覆蓋了一層絲線絨毛的傘，或是變形的飛簷建築造型傘。瓷器也是他們喜愛的題材，尤其是青花瓷，時常出現在繪畫中。

建築

歐洲人非常喜愛中國建築的屋頂飛簷，並且在圖像中一定會在簷下繫鈴鐺，偶爾會加入伊斯蘭的洋蔥型圓頂。塔也是歐洲人未曾看過的建築形式，如此瘦高的建築竟然有那麼多層屋簷，四面都有門和窗戶，令歐洲人非常訝異。涼亭、拱橋、迴廊、欄杆窗櫺在歐洲人眼中也都是新奇的造型。

此外中國風格常出現龍、鶴、猴、雞、孔雀等動物，以及牡丹、菊花、柳、松、竹、椰子樹和桃樹李樹之類的果樹，並伴隨著中國式山水、太湖石，以及洛可可風格必有的花圈、花瓣。

圖2 布雪，《中國公園一景》，油畫。

法國的中國風格

雖然葡萄牙、荷蘭的航海探險較早，但是僅止於商業貿易，而法國除了貿易，與中國的政治往來更密切。前面提及路易十四與乾隆的友好關係，路易十四挑選最優秀的傳教士帶著當時最先進的西方科技前往中國，乾隆也以各樣珍貴的中國瓷器、漆器、絲綢回贈法王。路易十四熱愛這些中國風味的舶來品，帶動整個法國宮廷的〝中國風〞，而後更擴及全歐洲。

1.瓷器、漆器

中國瓷器進口歐洲是隨著〝茶文化〞引進而大量傾銷，因為當時歐洲使用的餐具都還不過是陶器，瓷器要透過阿拉伯人才能購得。這些瓷器多半都是花瓶，裝飾性高於實用性，且所費不貲，只有皇室貴族才買的起。當海路打通之後，各國商船前往中國購買茶葉，回程時會在艙底放幾箱瓷器，以避免茶葉受潮。[3]1604年荷蘭商船搶奪了葡萄牙商船，並將其上的瓷器全數帶到歐洲拍賣，各國皇室競相購買，法王亨利四世就買了一大套瓷餐具。[4]

但進口瓷器成本高，於是各國紛紛研究瓷器的做法，開始大量生產仿中國的瓷器或是具有中國風格設計感的瓷器。購買者由貴族擴及至中產階級，瓷器器型越來越多樣化，餐具、茶具、玩具都有。法國製作瓷器的技術比荷蘭、德國晚，但並沒有阻礙中國風格在瓷器上的使用，在巴黎、法國東部的Lorraine地區、東北部的Strasbourg、北部的Lille Rouan、中南部的Moulins等地都有生產中國風格瓷器的窯場。[5]

早期法國陶瓷仿的中國紋飾是情境式的，有人物、有背景，湊合了各樣中國圖像元素；發展成熟後，漸漸留下了一些植物圖像，而藝術家個人性的紋飾也逐漸產生，開創新的面貌。

漆器發明於漢代，比瓷器更早。流傳至歐洲時，他們也很訝異漆器亮麗的色澤，開始研究漆器的製作原理。因法國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製作漆器的品質上更優於其他國家。大部分的漆器都是黑底金紋的日本蒔繪或中國款彩，應用在桌椅、櫥櫃、屏風等家具上，而他們最喜愛的就是有中國建築、小橋流水、與小孩婦女的〝漢宮春曉〞題材(圖3)。[6]

圖3 賽夫勒漆器，硬瓷花瓶，約1785-1790。

2.建築及室內設計

洛可可風格並非只是繪畫上的表現，它是一種生活品味，從現存的建築及室內裝潢可以略窺當時法國貴族的生活。1670年Louis Le Vau在凡爾賽宮的提亞儂地區(Trianon)為路易十四設計一座瓷宮(圖4)，建築本身是對稱的古典形式，但外牆採用磁磚。據說靈感來自南京報恩寺的瓷塔(圖5)，但因保存不易而逾1687年撤除。[7]

但提亞儂瓷宮推動中國風格的實踐，許多皇室貴族羨慕這種充滿異國氛圍的空間，都期望自己也能夠擁有一個〝中國房間〞，使自己置身在異國空間。他們不但購買中國進口的瓷器、漆器家具，也找藝術家設計有中國風味的地毯、壁紙、家具，並做整體的室內規劃。他們甚至把自己和僕人扮成中國人，或日本人，或土耳其人，以滿足對異國情調的渴望。

當時最著名的室內設計師丹尼爾‧馬羅(Daniel Marot, 1661-1752)極擅長設計這種〝中國房間〞，牆面掛滿了瓷盤、壁爐上設有擺放瓷器的架子，牆面貼中國紋樣的壁紙，並在室內擺放中國風格的屏風和家具(圖6)。

圖4Louis Le Vau，《凡爾賽提亞儂瓷宮》，細紋銅版。

圖5 《南京報恩寺瓷塔》，銅版。

圖6 《中國房間》，銅版。

3.繪畫

開啟中國風格的法國畫家是貝然(Jean Berain, 1637-1711)，他設計過許多宮廷裝潢圖案。(圖7)是他所設計的銅版畫，描繪一個扮妝者的中國服飾。洛可可繪畫兩位代表人物華鐸(Watteau Jean Antoine, 1684-1721)和布雪(Francois Boucher, 1703-1770)，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華鐸是較早期的中國風格代表，他的《紀某紹的偶像》(Idole de la KI MAO SAO)(圖8)中的男子就有中國風格的傾向。

布雪則是中國風格盛期重要的設計者，其圖像不但畫成油畫，也做成壁毯，同時他也做室內設計。他繪過一系列中國題材的油畫，如《中國皇帝的盛宴》、《漁家樂》等主題的油畫(圖9)，也作為壁毯的藍本。他將中國元素和歐洲人的生活習慣結合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會出現男士親吻女士的手之類的畫面。[8]布雪的繪畫成熟地應用中國風格，影響整個歐洲，也使中國風格開始轉型。

圖7 貝然，《中國舞會服飾》，銅版。

圖8 華鐸，《紀某紹的偶像》，銅版。

圖9 布雪，《漁家樂》，油畫。

英國的中國風格

英國也受到中國風格的影響，他們熱愛中國工藝品、中國園林，但有別於法國洛可可式的浮誇，英國更喜愛中國的自然意象。尤其是庭園設計，帶動了日後自然主義的風潮。

1.瓷器

166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將中國茶葉獻給英王，從此英國大量進口中國茶葉，〝喝下午茶〞也成了英國人最愛的休閒活動。中國瓷器餐具、茶具與飲茶文化相輔相成打入歐洲社會，而英國是其中將飲茶文化發揚光大的民族。

英王詹姆士一世非常喜愛中國瓷器，於是英國窯廠紛紛仿製中國瓷，尤其是青花瓷(blue-and-white)數量最多。由於飲茶風氣盛行，英國瓷器多為茶具或是餐具，其設計都是數十至數百件一套。此外他們也向中國窯場訂製瓷器，將家族徽章或聖經故事、神話故事等歐洲主題畫在餐具上，中國人稱之為〝洋器〞。很特別的是，不論是英國自製或是中國出口，瓷器餐盤上常常出現一種形式，即中間有一河兩岸式的構圖，有涼亭、曲橋及柳樹的圖像，盤緣均分為數格(大部分是四格)，其內有橫式的中國山水。歐洲人彷彿很喜愛這種圖像，至今都還可以在許多英國家庭的牆上看見。

2.庭園建築

十七世紀以前，英國的造園還屬於規則式的，修剪整齊的草木、人造的雕像、噴水池，雖然氣勢大卻略嫌矯揉造作。許多人對這種設計感到不滿，詩人們在文學作品裡描繪理想中的庭園，認為庭園應該要回歸自然，才能使人身心愉悅。而中國的園林藝術正好符合英國人的需求。

1772年，曾經來華貿易的英人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出版《東方園林論》，將中國庭園介紹給英國人。他認為中國人自然得很優雅，而當時英國另一派造園改革者則自然得很粗糙。他於1758-1759年掌管〝丘園〞(Kew Garden)，在任內建了一座中國式寶塔(圖10)，至今還在倫敦屹立著。[9]

由於中國風格對英國庭園的影響始於十八世紀後半葉，他們接受了中國對自然的態度，卻不欣賞聳立在自然園林中的東方建築物，於是這種中國式花園只維持了30年。[10]

圖10錢伯斯《丘園中國塔》，倫敦。

歐洲其他地區的中國風格

除了法國和英國之外，歐洲各國多多少少都和中國有貿易上的往來，中國風橫掃全歐，各國的〝中國風格〞發展略有些不同，以下簡單介紹荷蘭、德國及瑞典的發展情況。

1.荷蘭

航海時代初期，荷蘭就開始從事各項海上活動，積極向世界尋找新的商機。1602年搶奪葡萄牙商船〝凱瑟琳號〞，將船上的中國瓷器銷往歐洲，各國除了震驚荷蘭有能力搶奪強盛的葡萄牙，更瘋狂搶購這些中國瓷器，使荷蘭人賺取許多利潤。天生的生意頭腦，荷蘭人馬上開始研究瓷器的製造，以Delft窯廠揚名於世。

在真正〝硬瓷〞出現以前，都只是軟陶的製作。而荷蘭人很早就開始仿中國瓷器的器型和花紋，從元代純粹裝飾性的花卉，到有人物故事的明清紋樣，荷蘭人都大量仿製，以滿足歐洲人的需求量。

2.德國

隨著荷蘭的腳步，德國也研究如何製造瓷器，並在1708年出現了真正的〝硬瓷〞。這項發現是由於奧古斯都二世(Augustus II, 1670-1733)非常熱愛中國瓷器，甚至以一整旅的騎兵像普魯士換取48個瓷器花瓶，其臣子遂請人來開發瓷器的製作方法，以免國庫大損。[11]1710年奧古斯都即在首都德勒斯登(Dresden)設立皇家瓷窯，隨後遷到梅森(Meissen)地區，生產各種中國風格造型的瓷器銷往全歐洲。

在造園方面，德國也將某些花元加入中國的建築元素，如盧斯特花園的中國涼亭(圖11)，或波茨坦的中國茶亭、寶塔、無憂宮(圖12)，都結合了中國建築與自然式的造景。然而如同在英國，這種建築只是一時風靡的情趣，仍不為歐洲人所接受。只有自然風格的花園樣式繼續留存，中國風格的建築也成了絕響。

圖11盧斯特花園，德國。

圖12《無憂宮》，波茨坦。

3.瑞典

斐特烈大帝的妹妹，也就是瑞典的維洛莎‧烏里卡(Queen Lovisa Ulrika, 1733-1805)皇后，在她生日的時候，瑞典國王在斯德哥爾摩的宮廷裡面為她造了一座中國亭子。而後她的兒子古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繼位後，又請設計師設計兩座中國式園林，一是德洛特寧霍爾姆花園(圖13)，一是海迦花園。

〝中國房間〞的室內設計也流行至瑞典，皇宮裡的中國廰也是貼滿中國壁紙、設置漆器家具、展示滿牆的中國瓷器。

圖13德洛特寧霍爾姆花園，斯德哥爾摩。

小結

〝中國風格〞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奇特的一頁，是歷史事件下偶然的產物。若沒有宗教改革，傳教士不會來到中國；若沒有地理大發現，中國與歐洲的貿易不會如此頻繁；若沒有洛可可風格，中國工藝不會受到如此大的矚目。而中國風格的發展歷程也象徵著西方與東方的關係：它起源於十七世紀、盛行於十八世紀、沒落於十九世紀、轉型於二十世紀。

很遺憾的是，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為之瘋狂，主動積極的去探索中國美感的來源，仔細研究並與自身文化結合，從好奇到漸漸了解。同時期的中國卻對西方文化不感興趣，也不大在乎這些科技、知識、藝術的價值，甚至不看在眼裡，這導致三、四百年間，東西方關係逆轉。當中國人意識到西方的價值時，西方人已經帶著槍炮進入中國了。這樣的轉變，正取決於十七、十八世紀東西方對異文化的態度，對今日的我們而言，也是一種警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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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憶芬，《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建築庭園所受中國的影響》(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美術史組畢業論文，2004)，頁5。

[2] 歐洲人認為中國人所崇尚的文人繪畫既沒有明暗也沒有透視，算不上是藝術；而中國人認為油畫寫實卻沒有筆法，所以也算不上是藝術。但是歐洲人驚訝於中國器物可以造得小巧精緻，甚至說〝中國人是全人類中手藝最高明和最有審美力的人民。〞王慶生，《繪畫：東西方文化的衝撞》(台北：淑馨出版社，1992)，頁74。

[3] 林冠妏，《十八世紀中國對歐洲之外銷瓷》(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美術史組畢業論文，2003)，頁10。

[4] 沈福偉，《中外文化因緣》(台北：貫雅文化公司，1992)，頁336-337。

[5] 李明明，〈十八、十九世紀法國藝術中的中國風貌研究(二)〉，頁2-3。

[6] 周功鑫，《清康熙前期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漆工藝之西傳》(台北：故宮博物院 ，1995)，頁105-118。

[7] 另一原因是，當時路易十四為寵幸孟德斯邦夫人(Madama Montespan)而建瓷宮，隨著路易十四戀情轉移，瓷宮也遭拆除。李明明，〈十七世紀法國銅版插畫中的中國意象：中國風貌溯源〉，《人文學報》(中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2001)，頁207-209。

[8] 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頁112-128。

[9] 針?谷鍾吉，《西洋造園變遷史》，(台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1995)，頁277-279。

[10] 沈福偉，《中西文化因緣》，(台北：貫雅文化公司，1992)，頁233-238。

[11] 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頁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