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特稿：从清华往事管窥中国著名高校建国后人际关系

夺标

标标按：因为汉山上总有网友强调自己某名校出身的身份，还总爱挂出他们中学他们大学的名人好人好事，标标怕他们误导童鞋，以为这学校伟光正，比其他大学少了原罪。标标呢，家里也有不少新老辈份的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中科院，按老百姓的话说，有些不仅念过书教过书还管过这学校，这里选登的文章有些就是他们自己反思以后推荐给标标的。这里都是来自当事人口述历史的史料，尤其赞赏著名报人、资深媒体人李昕老师（可以说是个大出版家了）以自己家事尤其自己父亲清华大学外语教授李相崇先生的真实人生为基础写出的清华园众生相，也算对标标这样年轻一代甚至更年轻一代，本着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负责吧。
而且人都有两面性，比如陆平老爷子，彭佩云老太太、谢希德老太太（复旦）等都是有名的清廉，但清廉者是否就意味着是公正的智慧的领导呢？我举的这几位都是苛刻到不让自己、自己的子女享受本校特殊待遇者（当然还有钱伟长老爷子，因为早就是大右派被打倒了，自己子女都没怎么上大学），但这也不能屏蔽他们在校史上可能犯下的“左”的错误。

注明一下，标标念的是军校，还跟他们不一样。讲讲我自己生长的比较熟悉的环境里的段子。就说文革前第一批一级教授基本上都是民国时代各个名牌大学的教授，部分副教授。然后他们自己还分得特别仔细，比如一直在国统区的、到过解放区或者做过地下工作的，从国别上说分为美国或日本培、德国养的，英法培养的（因为这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红色中国建交早）、前苏联培养的，或者在西方和苏联都镀金过的；然后就按这些细则分待遇（主要是政治待遇）。在文革及各种运动时候挨整的程度也大致按照这个细则。自然灾害后到文革前短暂的“小黄金时代”，某个在前苏联镀金的大牌一级教授与某个美帝培养的一级教授被组织分派在一辆小汽车上外出公干，前者就对后者说，你怎么能跟我坐一辆车呢，你不能上。后者比较厚道，说，那么您先挑，副驾驶还是后排座。前者急了，举起斯蒂克（嗯，前苏联回来的挺有英国腔调）就要打后者，被根正苗红的司机给劝住了。这事前者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检讨并记入校史的。这还没文革呢。
然后，文革以后欧美派吃香了，被整肃得最厉害的某位原先美国某藤校归国教授就着急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当一个一言九鼎的顶级学阀。可惜老爷子身体不济，没几年快不行了，就跟领导说他最崇拜毛主席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要学他们棺葬（军队的第一批一级教授基本都是党员，按照规定党的高级干部葬礼首选火葬），而且要真身不腐烂，那人家跟家属说泡福尔马林行不，家属说老爷子意思是要水晶棺材，先不入土，摆在礼堂供徒弟子孙们观瞻6天、、、、、、、、、
后来退而求其次，改楠木棺材加入福尔马林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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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欣赏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老太太的观点，她认为战时第三帝国的罪与错是每一个德国公民（打个折吧，九成）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大家都有原罪。推而广之，建国后高校的这些人际关系局面，身处棋局中的每个人，人人有份或者打九折，九成有份。

别天天贴金，掩盖这些“丛林生存”的史实。
咱第一就从汉山上以及各大网站的“民国范”最崇拜的才子佳人林徽因、梁思成（我个人很钦佩梁大师，他是比较善于自省的共产党员、红色教授）、金岳霖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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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累的和真实的金岳霖、梁思成与林徽因（修订版）


白鹇 (北京)

很多关于金岳霖、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资料以讹传讹，把金岳霖塑造成了一个痴情者，称他为了林徽因而“终身未婚”。实际上，在历史中真实金岳霖不仅没有那么痴情，而且还是同时代人中公认的放浪形骸的人物，用梁思成的话来说，“very Bohemian indeed”。

为了塑造金岳霖的痴情形象，很多文章都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即强调金岳霖为了林徽因而“终身未娶”。确实，金终身未娶，但他和美国女友Taylor长期保持同居关系。一直没结婚，只是因为两人都信奉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试婚”制罢了。Taylor原本是金岳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后随他来中国定居。两人不但长期保持伴侣关系，而且还育有一女。

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比如吴宓在1930年4月19号的日记写道：
“下午大风。4-5乘人力车入城，至史家胡同54号甲金岳霖宅，赴Lilian Taylor女士招茶会，为介绍其女友Binda女士。”

但这条记录似乎没说清楚金岳霖和Taylor的关系，同年4月4号的日记则一语道破：
“（吴宓打算）对彦问题拟俟届时在巴黎见面之后，斟酌实情，再为决定。如感情浓厚，即仿金岳霖与Lilian Taylor式而同居，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

从吴宓的记录里还可看出，同居而不婚这种新型的两性关系，似乎在30年代北京学术圈内很流行，尤其在留美学生中。因为这很合新文化运动中那批要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冲破家庭束缚”的学者们的胃口。

Taylor女士来中国后，一度在山东大学教书，何炳棣曾经是她的学生，何后来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 p.50-51）里回忆道：
“泰勒女士（Miss Lilian Taylor）最不可解的是她明明是美国人，但三番五次警告我们决不可学一般美国人的发音...她的英文发音和语调是比‘皇家英文’都更‘英’。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一个叛逆的新式女性形象呼之欲出，她的伴侣金岳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难推知。

所以金岳霖与Taylor虽无结婚之名，而有结婚之实。虽然笔者暂时还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显示Taylor具体是什么时候与金岳霖分手并回美国的，但从吴宓日记可见，直到1930年上半年，两人还住在一起，所以当金岳霖1931年开始狂热追求林徽因时，不但是直接干涉林、梁之间的婚姻，而且还很有可能是背叛了Taylor。也许正是金岳霖追求有夫之妇林徽因的举动，才导致女友Taylor的强烈不满，并最终愤然回国。

而梁思成一边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思成之父梁启超和徽因之父林长民是挚友，两人都是民国初年进步党的骨干。1925年，林长民中流弹身亡，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梁启超得知林长民身亡后，写信给儿子思成：
“这种消息，谅来瞒不过徽因……我和林叔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的看待她，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困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p. 570。原文中指代林徽因的“她”都作“他”，为方便阅读，我全部做了调整。）

任公对未来儿媳的情深意长，我们今天读来仍是心有戚戚焉。林徽因赴美留学并没有考取官费，一切费用自理，所以1925年后的所有开销，其实都由梁启超承担的，直到1928年。所以，一边是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金岳霖，另一边则是恩重如山的公公梁启超，和志同道合的丈夫梁思成，我想，只要林徽因的脑子没进水，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都不难。

把原本多情放浪的金岳霖生生包装得专一痴情，甚至说得他好像除了林徽因外，一辈子就没有和其他任何女子交往过，这其实是近十几年内各种小说、报道、不严谨的史学著作共同渲染的结果。套用顾颉刚《古史辨》的著名说法，这是“层累地造成的金岳霖”。

为什么说这是层累的？因为这个版本的金岳霖，以及他和林、梁的三角关系，恰好迎合了那些看了太多男默女泪的爱情电影、韩剧的痴男怨女的文艺心态，以及他们对于“唯美爱情”的向往。中国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也在其中影影绰绰地浮现。金岳霖这个对爱情忠贞不二的人物典型（archetype），其实是在媒体传播过程中，由大众心理层累地塑造出来的。这和谣言（rumors）的产生机制很像：符合大众心理的信息会被迅速、广泛地传播，而不符合的则被自动摒除。

金岳霖才没那么可怜，1924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带着漂亮的美国女友Taylor漫游欧罗巴大陆，你能想象那是何等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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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倡导“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被认为误导了中国画的传统

在梳理有关徐悲鸿研究时，亦发现，关于徐的研究资料最多，近百篇文献、超过了800篇的文章。这不禁令人深感，徐悲鸿这三个字，短暂的一生，究竟承载着多少争议与追捧？细数历数名家批判声音，其中不乏重磅级人物，如潘天寿、傅雷、吴冠中及苏立文……不过，对于徐在美术教育影响及贡献，邵大箴客观认为，徐给中国近代美术输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朝气蓬勃，那是成果卓著的。[4]

最大胆批判徐悲鸿的当属苏立文，他直言， 他(徐)可能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一位忘我的教师，但是对一个画家来说，说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绘画自身，他却缺乏刘海粟、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2]……吴冠中则更是毫不客气地批判，徐悲鸿的国画“改良”。他认为，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他的观点要写实的，不写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

不过，徐建融从较平缓的角度方面指出，传统派诟病他的写实论和素描观，即徐倡导“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他们认为他误导了中国画的传统；而现代派又诟病他的写实论，是以不写实应取代写实、不写实为艺术、写实为工匠的立场而斥徐为“美盲”，他们甚至认为，徐悲鸿的国画“改良”妨碍了现代美术的进程。但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实际上是当绘画走上了一条有可能解构自身的创新道路之后，要求重新走回到业已经过千余年发展所形成的本质大道。即使在多元化的今天，它也是不容遗弃的一元。而至于他的素描论，徐并没有讲素描是中国画的全部，而不需要笔墨。[3]他还表示，徐悲鸿当然有不足，有缺陷，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


众专家批判：徐悲鸿究竟是大师还是小丑？

单看画，徐悲鸿是很差的江湖画家水平，解放前巧妙周旋于国共2党之间获利，解放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残酷打击黄宾虹等真正的国画大师。

5、名家点评

尽管他的技术革新对中西绘画是一种贡献，然而他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不论是水墨画或是油画，少数风景画除外，很少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感，或者一种视觉的内在紧张感，甚或是一种愉悦的美感。 ——苏立文

徐悲鸿和他的画派不是没有缺陷和不足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局限(在艺术趣味这个问题上，容许偏爱，这偏爱既是艺术家常常具备的品格，而又是一种天然的局限)；另一方面是时代的因素造成的。 ——邵大箴

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吴冠中

本版参考文献如下：

[1]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

[2]华天雪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

[3]徐建融 《徐悲鸿的艺术观》

[4]邵大箴《夜读，<徐悲鸿研究>兼谈写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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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次尝试改良中国画：风格稳定后变化不大

谈及徐悲鸿的艺术之路，徐建融指出，20世纪的画坛，在美术界造成最大影响也最具争议性的画家，莫过于徐悲鸿，而影响与争论最集中的问题，莫过于中国画的“改良”。[3]

为何？结合着徐悲鸿自身对中国画的理解、进而融入创作，不断尝试着求变谈起。约1919年前，划为第一阶段。从这一时期的画作来看，徐悲鸿的画法基本上是采用水彩、水墨加勾线。水彩画法是以色彩和光影为主要造型手法，同时采用中国画的笔线勾勒轮廓，强化质感，这种画法也是那一时期较为常见，且也被大众所喜欢的一种中西融合画法。20世纪许多画家如方人定、李可染等，都曾采用过这种方式绘画；第二阶段，从1925年至1931年间，徐悲鸿留法后期至归国之初，主要画作集中在油画与素描上，中国画创作不多。从这时期的作品可见，画风明显发生转变，开始向中国画传统回归，属于向成熟的过渡期阶段。其代表作有《渔夫》(1926年)，该画完全采用了传统绘画方式，线条流畅，没有水彩的光影，背景亦有留白，人物形象并非写生，而是来自传统中，再看题款亦是传统方式。不过，这幅画作里则有任伯年绘画风格。徐悲鸿一生最为崇拜的人当属任伯年。而归国后，其画风里有任的影子，亦不难理解。在花鸟等动物题材上，徐悲鸿则开始向水墨大写意的方向转变。如《竹》，画中竹的构图及笔法，皆从传统中来，包括题句“一卷石，数片竹，无他志，志已足”，也与传统文人画一致。

我们不妨将这时期，称为徐回归传统的阶段。为什么这样讲呢？留学前，那种水彩加勾勒的画法，他自我发现，那种粗糙、水平尚佳，且不中不西的画法，似乎不适合自己，因此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进行改良。因此，到了1931年后，即第三阶段，徐悲鸿对中国画探索，逐渐走向成熟，其标志性的转变在于摹仿传统绘画的痕迹逐渐消失，早期的水彩画法更是被淡去，在自然融入一些西画因素外，有了自己的创新画法，其个人画风也清晰起来，并走向成熟期。[2]由于徐反复倡导描绘重大历史题材、弘扬民族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因而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不少代表画作。观看这一时期的画作，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画，如《九方皋》(1931年)、《船夫》(1936年)、《愚公移山》(1940年)、《田横五百士》(1940年)等。而在他的改良相对成熟后，即样式风格稳定后，就没有再大的变动，后期只是在不断地强化它，保持稳定状态。


众专家批判：徐悲鸿究竟是大师还是小丑？

徐悲鸿的国画被业界笑话为画水墨素描，即最差的写意画家水平，这些东西是宋代文人画的基本常识，学术界认为徐悲鸿落后于中国美术进程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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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公派留学学美术的第一人，徐悲鸿平生最爱画马

在点评徐悲鸿艺术道路时，苏立文曾如此评价，在相对短暂的生涯中，徐悲鸿走过了从清末一个画祖先肖像的画家，到一位沙龙油画家，再到一个模范艺术家的路程……在艺术技巧和目的的严肃性方面，为学生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1] 结合苏立文这段评价可见，徐悲鸿一生的从艺之路鲜明，且有迹可寻。

徐悲鸿，原名寿康，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贫雇农家庭。9岁起，徐悲鸿跟随父亲(画师和村私塾教师)学民间绘画手艺，即苏立文所言的“画祖先肖像”。20岁那年，在友人的帮助下，考入了震旦大学，并自学素描。学习期间，认识了著名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三位前辈的赞许和指点，而书法方面，亦得到了康有为的点拨，其对书画创作的信心，由此大增。

应该说，年轻时期的徐悲鸿，是相当幸运的。他是中国公派留学学美术的第一人，曾先后留学于日本、法国，游历于西欧诸国，有机会学习观摩、研究西方美术。特别是赴法留学期间，徐亲眼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画作，受这一西方艺术的视觉冲击，及心灵上的触动后，他对西式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考入了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弗拉芒格是其导师，擅长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这是徐悲鸿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起点，当时所学为油画与素描。这一时期，徐悲鸿的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了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的素描、油画作品。他不但继承了西方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还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如苏立文所评，当上了“沙龙油画家”。

1927年归国后，徐陆续创作了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画作，这些画作借古喻今，意在表达画家，或热爱祖国，或激励人民的情愫。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大量振奋民心的题材，如他的国画代表画作之一《九方皋》、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珍妮小姐画像》、国画《愚公移山》等。结合这些画作来看，尤其是历史题材，不难看出，他的油画风格，受弗拉芒格影响较大。

然而，徐悲鸿最为后人所熟知的当属画马。他画马多数为水墨，少数着色，亦略施淡色，突出水墨效果。所画马多为立马、奔马，而少画卧马，多画瘦骨嶙峋的战马，而很少画膘肥体壮、养尊处优的马；所有的马都没有马鞍和缓绳，它们在宽广的原野上狂奔，坚韧、奔放、骁勇、英姿飒爽，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其中，以悲壮为基调的驰骋沙场，或渴望驰骋沙场的战马，这类作品数量最多。[2]最为知名的当属《八骏图》、《春山十骏图》。然而，天不假人，原本迎来艺术创作第二个高峰期的他，58岁那年，却因脑溢血而离世。

众专家批判：徐悲鸿究竟是大师还是小丑？

徐悲鸿的油画不是一般差，而是非常的差，连构图、色彩、调子、主次、空间等油画的基础要素都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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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点评：《愚公移山》很丑 徐悲鸿是“美盲

关于徐悲鸿的争议由来已久，几十年来很多人在不同的媒体撰文大骂徐悲鸿，质疑徐悲鸿打压传统艺术精华，传播西方落后文化，认为徐悲鸿误导中国艺术几十年。

徐悲鸿 1895—1953年，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人。早年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最喜画马。

传统派诟病他误导了中国画的传统，现代派诟病他的国画“改良”妨碍现代美术进程。

1、问诊专家

吴冠中：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邵大箴：当代美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徐建融：著名美术史论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苏立文：当代西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学术泰斗

徐悲鸿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点评徐悲鸿艺术时，徐建融坦承，20世纪的中国画坛涌现了许多出色的艺术家、教育家、改革家，但当我们历数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不得不承认，在美术界造成最大影响也最具争议性的画家，莫过于徐悲鸿，而影响与争论最集中的问题，莫过于他对中国画的“改良”。但邵大箴则指出，徐给中国近代美术输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朝气蓬勃，那是成果卓著的。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一直被当成业界的笑话，被嘲笑是白毛女跳芭蕾舞一样的学西不化、中西不通的杂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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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半生：吴冠中当初如何被徐悲鸿“赶”出中央美院邱云光

冤家老乡，恩怨半生
内容摘要：徐悲鸿和吴冠中原本两个永远都不会“交集”的画坛老乡，但因吴冠中当年的一腔热血于1950年秋从巴黎回到北京后，竟然产生了命运“交集”，也由此引起了长达约半个世纪的个人“恩怨”。
徐悲鸿与吴冠中都是江苏宜兴人，两人皆出生于贫寒之家，徐要比吴年长二十四岁。两人也均有在法国巴黎留学的经历，吴冠中在杭州艺专的老师、著名油画家吴大羽先生（1903-1988）也是宜兴人。就近百年来画坛辈份而言，吴冠中应该属于晚辈。因为徐悲鸿与吴的“恩师”林风眠是同辈。原本两个永远都不会“交集”的画坛老乡，但因吴冠中当年的一腔热血于1950年秋从巴黎回到北京后，竟然产生了命运“交集”，也由此引起了长达约半个世纪的个人“恩怨”。吴冠中在晚年享国际大名后，就曾经批评徐悲鸿：“他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吴先生讲话非常有“技巧”：匠、师、圣，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作选项。
吴冠中当年回到北京之后，在同学、油画家董希文的引见下到徐悲鸿寓所拜访，希望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徐悲鸿能聘请他到该校任教。徐、吴两人虽同操乡音，但话不投机，似无缘分；而在艺术观念上亦无共同语言，非同路之人。当时吴冠中自视甚高，对国内的政治环境尤不适应。虽然他后来还是进入了中央美院，但颇不得志。再加之个性张扬，敢想敢说，遂逐渐被边缘化。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总是被人为列入“反面典型”而屡批判和打击。最终吴冠中被“赶”出中央美院，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水彩画。吴冠中后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对徐悲鸿在此期间的某些做法心生怨愤。他说：“不断打击，不断打击，永远打击！所谓的打击，原来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我站不住，这样就把我搞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一般技术，就没有关系意识形态了！”
我们今天再心平气和地回顾当年的那段历史，其中有些因素不应忽视。由于受到当时特定的政治大环境影响，以徐悲鸿为首的现实主义（或称写实主义）绘画已经成为了艺术主流，且一切艺术均要服从于政治需要。而吴冠中所推崇和擅长的西方现代主义（或称形式主义）绘画俨然已经不合时宜。而造成这种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艺坛现状，徐悲鸿作为当时的“画坛盟主”，的确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也绝非是唯一的因素。而是与当时新政府过分迷信和推崇苏联的艺术模式有关，徐悲鸿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积极的执行者或推动者，但他在此过程中有明显的偏激和寡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徐悲鸿也因此被人称为“画霸”。所以，在当年画坛上遭遇边缘化，甚至是被迫害的画家，也并非仅是吴冠中一人而已。有些画家的境遇远比他要悲惨许多倍，他应该还算是一个“幸运”之人。
徐、吴两人不仅在艺术观念上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且皆视对方为“异己”，而此中还涉及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江湖”恩怨。徐悲鸿的北平艺专、林风眠的杭州艺专、刘海粟的上海美专，三家原本就积怨甚深，水火不容。在抗日战争时期，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在湖南沅陵合并一校，两校学生就曾发生过群殴流血事件，林风眠也因此被迫辞职离去。而徐、刘两人更是形同仇家，有我无他。如果不是徐悲鸿的突然病逝，刘海粟几无“咸鱼翻身”的可能。最终因新政府定都北京，徐悲鸿和北平艺专派与延安鲁艺派结盟，遂定鼎“江湖”，成为画坛第一大门派。吴冠中是林氏阵营中人，故被徐氏阵营中人视为“异己”。加之吴冠中性格倔强，“不识时务”，难以“招安”，又加之双方观念相左，他又岂能会被重用？所以，徐、吴之间的个人恩怨，其实涉及到当年的“江湖”恩怨。
古今中外，文坛艺林，宗派之争，门户之见，皆属恒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美术史，不论是传统派、西洋派，还是延安派，其实都是一部“江湖”恩怨史。记得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里曾经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但徐悲鸿也并非像吴冠中后来所说的那样不堪，也绝非像他的弟子或崇拜者所说的那样崇高。平心而论，在徐、林、刘三人中，林风眠的人格魅力要高于另外两人。
如纯就徐悲鸿与吴冠中两人的艺术观念而言，他们皆不无有失之偏颇的一面。所以他们在对中国画的改良和创新等方面的开拓或尝试皆不算是真正的成功者。徐悲鸿对当代中国画坛的影响力，吴冠中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徐悲鸿的写实主义体系之内，教育出来的学生几乎是千人一面，极少有个性差异，这实际是艺术创作的大忌。它又重新回到了他当年曾经激烈抨击的“四王”画派传承的老路上去了，岂非是在开“历史玩笑”？这或许也是吴冠中后来说徐悲鸿是“美盲”的原因之一吧？
吴冠中晚年被人推崇倍至的彩墨线条抽象画，似有“借鉴”美国画家杰克逊·波洛克之嫌，而并非是他的所谓“独创”。吴冠中晚年之所以暴享国际大名，应与国外投资客和“炒家”不无关系。但如果纯就我个人肤浅的鉴赏眼光而言，与徐悲鸿相比，我稍倾向于吴冠中的墨彩抽象山水画。近百年来，真正对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纪念碑”式影响的大师，首推林风眠。如称其为“中国现代绘画之父”，亦不为过。读林风眠的作品，需要读懂他图像之中的暗寓内涵和象征意义。以我的浅见，林风眠其实是近百年画坛上唯一一个哲学家和人道主义者。
我在此想讲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吴冠中在未享国际大名之前，当年家乡的“父母官”到北京公干，也曾到过吴先生家中拜访。闲谈之中，吴先生曾建议故乡的博物馆不妨购藏几件他的精品之作，而当时的价格的确不贵，且价格还可以再商量。并半开玩笑道：我的画将来肯定值钱。而“父母官”们当年怎么可能看得懂那些“花花绿绿”的抽象画？最多也就能看懂徐悲鸿的奔马或钱松喦的“红色题材”山水画而已。再环顾吴冠中的家居环境，他们怎么也看不出他的画将来会有值钱的可能。所以敷衍婉谢道“回去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再说”。后来当吴冠中画值“天价”，那些“父母官”和有关部门不惜厚着脸皮多次进京求见。不仅博物馆愿意重金购藏，还许诺筹建纪念馆、修故居等等。吴冠中闻之避拒不见，并托人传话：“不要再去花那些老百姓的‘血汗钱’了。”为官之人，竟连最起码的做人道理都不懂：一个人有时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并不是锦上添花。
2010年11月19日至2011年1月2日，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近现代水墨画名家特展》，展出了该馆和台湾私立博物馆、私人收藏家的近现代名家藏品。其中有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溥心畲、黄君璧、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江兆申、吴冠中等十五家。并出版了展览图录。历史博物馆展览部主任、美术史家巴东先生撰写了《近现代中国绘画发展概述》一文，对展出的十五位画家一一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而在国内，对大师是不允许有所批评或质疑的。故只能言不由衷、人云亦云，绝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识。我在此摘录其中关于徐悲鸿和吴冠中的部分文字如下，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可对研究或鉴赏两位大画家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徐悲鸿】大体而言，徐悲鸿的新绘画风格是以中国的水墨媒材技法，来表现西方人描写物像的“写实”观念。这在中国绘画于面对时代的变更，而企图寻找新出路的意义上，原是无可厚非的尝试，也颇能一新时人的耳目。因此徐悲鸿在中国近代美术的开创与教育上，有着相当程度的贡献，也启发了后人在改革发展上的省思。然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宇宙观与文化内涵，也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工具材质，来作最恰当的表现。因此，这种以中国画的工具媒材与形式效果，来表现原本由西方油画素描所专擅的水墨新写实画风，在长远来看，恐怕是很难达到理想的境地的。徐悲鸿的艺术成就与贡献有其时代的意义，不容抹煞；但就今日而言，其艺术创作之理念方向则有其值得商榷与修正的余地。
【吴冠中】八十年代吴冠中崛起，以特殊的技法变化应用水墨线条，营造出一种线条流畅而带有抽象意味的山水风格，在当代颇受国际间瞩目，有其独到之处。不过就整体而言，其画作品质高下相差甚大；比较起来早期作品较具有诚意，八○年代其作品风格虽已建立的十分成熟，但已时见粗率之作。他的油画风格接近插图画法，与西方的油画内涵颇有差距，能在世间得享大名亦属异事。吴冠中的水墨画虽然颇具其趣味性之丰富变化，但下笔有时过于粗糙重复，晚期作画品质益形趋下，其意境的深度实有待深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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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清华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后去了甘肃，先做兰州大学校长，后来做了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他也写了一本回忆录，题为《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我买下这本书给父亲，但是他拒绝阅读。他说此人不懂得忏悔，写文章也会文过饰非。
　　我想父亲是有理由这样说的。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在“文革”后期被“三结合”进清华领导班子。1975年，他因为反对江青派到清华的迟群和谢静宜，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结果被毛泽东认为“矛头是对着我的”，于是他 和邓小平一起“第二次被打倒”。这件事为此人赢得了不少社会同情，在人们眼中，他也算是反对极左思潮的英雄。其实外人不知，“文革”以前清华的一些整人运 动，特别是“反右”，就是他主持的。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他给任何人道歉。”


这里标标就点明了，这位到老不知忏悔的清华老党委成员就是著名的刘冰。标标也算书香与行伍世家出身，各种让历史人物现真身的宅门内的口述历史和段子自幼也听了不少，虽说是稗书野史，没有正史那么高大上、伟光正，但哪个更接近本来面目还两说呢；标标好歹也是受过历史学中科学史专门训练的，学历史的一大乐趣是祛魅，包括祛除大师甚至身边的大师、家里的大师头上的光环或魅影。


我感觉毛泽东特别不厚道在哪里呢，人性的弱点自古有之，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而且“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根深蒂固以来，文臣武将里属知识分子最好驾驭，毛泽东偏偏发起一场场运动做照妖镜，非要把身为“裸猿”的人们身上那没有褪尽的毛显现出来。我想列车员出身、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多年的张玉凤同志看了那么多年各种高级干部、大知识分子在最高领袖前“明枪暗箭”“明争暗斗”“上蹿下跳”戏码，早已经祛魅了；文革后她极其有党性，把这些相当于康熙年间“百官行述”的玩意与其他属于主席的文件全部移交给中央而不是哪个当时威权赫赫的个人。今天用各种下流言语谩骂她的人，恐怕也有不少是她在1960-1970年代已经早早看穿了、祛魅的家庭里成员，荣辱兴衰平常事，只换来她淡定的微笑。
标标相信相由心生，奔80的老人里，张玉凤同志这样的面相非常好，当年上官婉儿要是早有这样大智慧，把武则天、唐中宗的政治遗产早早移交给风头正健的李隆基，也不至于被误杀（李隆基本人还是很钦佩仰慕自己的祖母武则天及祖母的这位机要秘书，实际上的大唐宰相之一的政治与文学才华的，祖母的文集以及上官婉儿的文集都是在她们身后由李隆基钦定编纂的）。

夺标

　　（二十一）

　　父亲的晚年，每天依旧坐在办公桌前，编杂志、读书。他读的最后一套外文书，是俄文版的《列宁全集》。大约是在本世纪初，他用了5年时间，把这部40卷的巨 著重读了一遍。这是他第二次通读《列宁全集》，第一次是在70年代，“文革”后期。我想，中国有那么多自认为是马列主义者的干部和理论家，恐怕没有几人能 够像他这样阅读原著的。

　　

　　1991年，母亲去世前的“金婚”纪念

　　闲暇时间，他也会见老朋友。到家里来的，有些是清华的老教授，更多的是外语教研室的旧同事，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共忆往昔，同发感慨。到了后来，老人们也 都走不动了，家里客人渐少，更有一些老友陆续离世。他常想起表兄周一良借用杜甫诗中的“访旧半为鬼”来向他抒发身世之感，自己也常感寂寞。

　　父亲和周一良的联系早已恢复。粉碎“四人帮”，周一良因“梁效”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两三年。审查一结束，父亲就去看望他。父亲觉得这位表兄此时很需要朋友的 温暖。他们经常相互串门走动，有时出门不便，就通个电话。周一良写回忆录《钻石婚杂忆》、《郊叟曝言》时，有些早年往事记不清了，就打电话来问。父亲记性 好，便帮助他回忆当初。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出版，送来给父亲。父亲看过对我说，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书生还是别掺和政治的好。他理解周一良经受的精 神痛苦和反思，他们不仅是亲戚，毕竟有着80多年的交谊。

　　2001年10月，周一良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在西直门外无名居摆了十几桌宴席，请周家三代的100多位亲属会餐。那天父亲也在被邀请之列。周一良没 有和大家一起吃饭，他只在饭后来到大家中间，坐了20分钟。因为在座的客人，只有父亲和他是同辈，所以他始终和父亲坐在一起，而且一直和父亲手拉着手。他 们谈话不多，父亲未必有意识，但是周一良肯定是把这作为最后的抉别。一周之后，周一良离开了人世。父亲赶到八宝山去参加了遗体告别。

　　

　　父亲与周一良

　　2005年以后，父亲不大看外文书了，我便找一些中文书给他看，书的内容，都是他关心的题材。有的写他熟悉的人物，有的是他熟人的作品。

　　杨绛先生曾经在清华与父亲同事，我把《干校六记》、《我们仨》和《杂忆与杂写》给他看，他感叹说，杨绛的文笔真好，如果我有这样的文笔，我也有很多故事可写。于是我让他先写一些回忆录，把资料留下来。我对他说，你的故事，我将来会写。他似乎得到一些安慰。

　　他和杨绛先生自从1952年清华院系调整之后没再见过面。因为杨先生也对我多次说过，她和父亲过去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还说一见到我就想起我父亲。于是我很想安排两位老人做一次重逢。但是后来考虑到两人听力都有障碍，见面也只能笔谈，交流非常困难，遂作罢。

　　何兆武先生到清华较晚，父亲并不认识他，但他的《上学记》里写了很多清华的人物，包括吴晗。父亲看了说，写历史就得这样写。过去我们把一些人物，要么美化了，要么丑化了，可信的不多。

　　韦君宜先生是父亲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请父亲读她的《思痛录》。父亲十分佩服韦君宜的勇气，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发议论说，清华党委中的一些人，缺少的就是韦君宜的勇气，当然更缺少的是她的诚恳。

　　大约在2007年以后，《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一些研究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大意是讲列宁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在北欧却实 践成功了。该杂志还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我把这些杂志都找来给父亲看。我觉得他读了一辈子马列，一定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很关 心。父亲逐篇都仔细读了。但是他没有发表评论，我问他有什么看法，他也不讲。我想他内心的感受会非常复杂和矛盾。我最终没能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 遗憾。

　　那位清华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后去了甘肃，先做兰州大学校长，后来做了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他也写了一本回忆录，题为《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我买下这本书给父亲，但是他拒绝阅读。他说此人不懂得忏悔，写文章也会文过饰非。

　　我想父亲是有理由这样说的。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在“文革”后期被“三结合”进清华领导班子。1975年，他因为反对江青派到清华的迟群和谢静宜，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结果被毛泽东认为“矛头是对着我的”，于是他 和邓小平一起“第二次被打倒”。这件事为此人赢得了不少社会同情，在人们眼中，他也算是反对极左思潮的英雄。其实外人不知，“文革”以前清华的一些整人运 动，特别是“反右”，就是他主持的。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他给任何人道歉。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周扬。周扬“文革”后复出，是有过深刻反思的。他公开在作 家协会的大会上为自己过去整人的过失道歉，如此尚不能得到一些深受伤害的作家谅解。而像这位清华党委前负责人，不能获得原谅是必然的。

　　为此，父亲曾经找过清华校党委，郑重要求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对当年向北京市委汇报他的“右派言论”时弄虚作假、伪造材料向他道歉。但是党委希望他息事宁人，说，现在时过境迁了，那位党委前负责人也不在清华了，而你都已经入了党，这事情就算了吧。

　　

　　1996年，在从教五十年纪念会上

　　（二十二）

　　父亲去世以前，一直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那是关于他的“档案袋子”。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档案里有两个材料，是应该做出处理的。一是1958年他因为“右派言论”挨整，但后来又因为未戴右派帽子而 没有给他“改正”的机会；二是工宣队给他做过一个可以随意解释并且贻害无穷的“历史问题”结论。他找到清华党委组织部，要求重新对他1958年的问题做一 个平反，并且销毁1969年工宣队关于他“历史问题”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原本就是建立在他的自述材料上的曲解。党委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劝他，这一点小事 别太在意了。现在已经不搞政治运动，谁也不会再看这些材料了。但他犯了倔脾气，质问对方：你们是想再来运动的时候还用这些材料来整我，或者是想利用这些材 料来整别人？人家见他是个90多岁的老教授，也不和他争论，但是他的要求，人家也没有理睬。

　　200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站在屋里好好的，忽然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患了脑血栓。病情很轻微，身体行动没受多大影响，但是记忆力开始渐渐丧失。

　　

　　2010年春节，家人到医院探望父亲

　　刚一患病，有不少人来探望，老朋友、新同事都到医院慰问，川流不息。但是时间长了，看望的人渐渐减少。毕竟和他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们，大多也是80以上的高龄，来一趟也不容易。而现在外语系的领导和教师，认识他的已经没有几人。他们闻讯来看望一次，不过是礼节性的安排。

　　他的大脑越来越不好用。说话越来越少。我二姐陪他住在清华，我自己住南

　　城，平时上班，我只有周末才能去看望他。每次去，我都发现他的语言功能和记忆功能在减退。但我去了，他有时会忽然说出一段话，讲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不知他为什么会在这时提起，完全找不出逻辑。

　　患病两年之后，有一次他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住院，我去看他，他斜靠在病床上，对我说，“昨天，有三个记者来采访我，说是要写我的传记。他们向我核对我的人生经历，谈到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对他们说，我没有‘历史问题’，我没有‘历史问题’呀！”

　　我知道，这是他的幻觉。昨天根本没有记者来过。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呢？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和辛酸。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过父亲整段整段的讲话。他的语言，变成破碎的，先是一句句的，再是几个字，最后只是一两个字。

　　2012年10月19日晚上，父亲因心肺功能衰竭去世，享年98岁。当天下午我去探视过他，刚回家，医院就报病危，我晚上9点赶回医院时，他已经咽气。大 姐、二姐都在场，但处理后事，有必要通知清华外语系。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才打通了外语系主任的电话。11点钟，系主任带着一个老教师来了。我们便一起商 量，当时我觉得，后事可以从简，因为今天外语系的老师学生，基本都不认识他，甚至都不知道他。他毕竟太老了，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人们不需要记得他。所以现 在连清华外语系的网站上，都没有一点关于他的介绍信息。我对外语系主任说，丧事我们家自己搞，就不惊动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了。但系主任说不行，李先生是有影 响的老教授，一定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家人只能从命。

　　正巧这时，澳门大学邀请我去访学一周。我把行程压缩到四天，快去快回，一周后举行遗体告别式。在澳门工作之余，我打电话回来，问仪式准备得如何？二姐告诉 我，差不多了。我问都有什么人送花圈？她说就是外文系的一些人，因为系里说，这个仪式系里自己办，就不知会学校了。我觉得不对劲，他们不是说李先生是有影 响的老教授吗？难道他的影响仅仅限于清华外语系？

　　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清华的一位副校长。于是我给这位副校长拨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副校长连连说，“我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呀。马上安排。”

　　在副校长的关照下，遗体告别式上，我见到了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清华大学前校长张孝文和几位清华新老副校长敬献的花圈。总算是为父亲略备哀荣。

　　就这样，父亲走了，去天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了。

　　（注）本文刊于2015年《当代》第3期。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父亲写下的《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动摇的八年》两篇回忆录，清华大学图书馆整理的《李相崇教授口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李准年谱》，以及我与父亲多次谈话时我所做的笔录。

　　作者简介：

　　李昕，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资深出版人。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助理编辑、文艺理论组副组长、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副主任、综合第一编辑室主任、社长助理兼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主任，《中华散文》副主 编、副编审。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被评为 “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1996年12月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后任执行总编辑、总编辑。2005年初奉调回京，任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编审，2010年12月任总编辑，现已退休。

夺标

　　（十九）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头三年，他一直忙着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校《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到了1980年，学校要 改选外语教研室主任，父亲被提名，显然是有给他恢复名誉的意思。他没有当过右派，谈不上“改正”，也不需要重新做政治结论。能够“官复原职”，也算是一种 “平反”。

　　在差额选举的情况下，父亲受到绝大多数教师员工的拥护，他得到了80%的选票，当选教研室主任。3年之后，清华决定恢复外语系，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出来主持工作。又是差额选举，他居然得到了90%的选票。

　　1980年，学校又恢复了职称评级。父亲已经多年没有再搞翻译，十几年来学术成果也很少，只是编了几本英语教材和词典而已。这时恰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 局给清华大学党委来信，对父亲译校《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工作大加称赞，表示谢意。这封信被人在学术委员会上宣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已经有十 几年没有给教师们提级提职称，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高教四级教授晋升三级教授，那是一道门槛。一二三级教授，全国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人，大约可以被称之为 一流教授了。清华里面的四级教授等待升入三级的大约有七八人，个个都有学术影响力，是国内自然科学领域各个学科的佼佼者。其中有的早年留学期间，在美国拿 过两个博士。但是最后，学术委员会决定，把唯一的三级教授指标给了父亲。这算是兑现了1956年给予他的承诺。

　　父亲做系主任时已经69岁。他为重建这个曾经名震天下的外语系终日操劳。他唯才是用，不计较个人恩怨，许多过去二十几年中整过他、批过他、伤害过他、侮辱 过他的教师，他一视同仁。有些人向他道歉，他尽释前嫌；有些人不肯道歉，他也并不介意。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为人厚道，都赞赏他正直、正派。

　　1982年，父亲担任了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会的首任理事长。他以研究会的名义，同时创办了两个刊物，一是《大学英语》，二是《英语教学与研究》，并亲自担任主编。这两个主编，他一直担任到2004年他年满90岁时为止。

　　当时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对他格外器重，北京地区设立外语专业职称评定委员会，他作为评审委员跨两个组，既在王佐良当组长的英语组里负责人事，又担任俄语组的组长。但是他性格耿直，好提不同意见，有时也不讨人喜欢。

　　那时教育部出台了一个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其中规定大学公共英语的教学目标，有一条是要求学生的阅读能力达到每分钟速读50个单词。父亲根据自己的 教学经验，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或许有几个特别拔尖的学生能够达到，但是作为普遍的要求，这是一个超高的指标，就像是大跃进时报高产量一样。他认为，只 有精读才能提高理解能力，他自己学了多门外语，用的都是这个办法。速读只能诱导学生去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读了可能没有真正读懂，甚至造成误解。所以他不 仅多次到教育部去反映自己的意见，而且在大学英语研究会上公开反对教学大纲中的这些规定。

　　当时还没有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正是为了配合这个大纲，几年后出现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模式。这种考试，就是以速读为基础考核学生。父亲曾对我说，这么考， 不仅考不出真实水平来，而且误人子弟。大家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学不到真本事。“六级或许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水平；四级通过了，其实是根本没有水平。”后来 清华有很多教授反对四六级考试，认为这个考试违反了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造成学生考试过关了，英文文献却读不懂，英文写作错误百出。他们说这个考试完全是 个花架子，应予废除。争论多年后，1996年，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在清华率先取消了四六级考试。其实，这一系列动作的始作俑者，就是父亲。

　　但是，父亲在当时对于英语教学大纲提出的意见无人爱听，更无人重视。一年以后，他被免去了大学英语研究会的理事长，理由是，“年龄太大了”。背后真正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r> 但父亲也不在乎。他有的是事情可做。这一时期，他彻底回到英语上来，主编了多种英语教材。加在一起，大大小小有20多本。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英语教程》6册，发行量超过百万。

　　

　　《新英语教程》

　　他的责任感极强，让他主编，他就要亲自动手，亲自审稿，每一页都看过，才能放心。2004年，他90岁时，因为体力不支，他实在不能每一页稿子都亲自过目了，决定不再担任两个杂志的主编。但是编辑部还想继续挂他的名字，他没有同意。

　　他不好名，在名分问题上，该是他的，他当仁不让；不该是他的，他绝不奢求。他特别反感拉大旗作虎皮的事情。有两个小例子可以说明他的个性。

　　有一次父亲主编了一套英语教材，系里有人和他商量，要加上一个审校人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后面。那是一个外国人，他并不认识。他问，此公何许人也？回答说那是 一个年轻的英国专家，只有20多岁。他觉得似乎是受了侮辱，说我主编的著作，凭什么让他来审校？系党总支书记连忙跑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说是为了提高销 路。读者看到有外国人的名字，书就好卖得多。此事被父亲严词拒绝。

　　还有一个较年轻的教授与他关系甚好。此人也主编了一套英语教材，没有和父亲商量，就署名他本人主编，父亲主审。书出版了，主编送来样书，父亲一看十分生 气，说我没有审稿，怎么能署我的名字？特别是看到在封底主审人介绍一栏里面，说父亲是“英语、俄语泰斗”。父亲对那个主编说，“我怎么能够得上泰斗？泰斗 是泰山北斗呀。王佐良、许国璋尚且不能这样称呼，你们这样称呼我，不是要闹笑话吗？”他要求那位主编在这套书重印时将自己的名字去掉。

　　（二十）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与其说是在业务上重新焕发了青春，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扬眉吐气。

　　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父亲得知消息，欣喜若狂。他立即骑上自行车，到五道口百货商场，花了150元，为我买了一块瑞士百浪多手表作为礼物。他很感叹地对我说，“你为我争了气呀！”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句话释放了他多年的压抑。

　　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学校第三次讨论发展我入党。这一次，他们专门派人到清华大学外调。清华方面接待的同志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他在军调 部期间“提供两个地下党员的地址”的来龙去脉，武大党组织明白了真相，立即批准我入党。事后，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林豪生对我说，“你的档案里面，原先有关 你父亲的外调材料里有一些不实之辞，我已经把这些材料抽出来，一把火烧掉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那些对于父亲的无端指控将会伴随我一 生。

　　我一入党，我家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就立刻变得简单了。我大姐李维琪从小就是拔尖的人物，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以后，表现出色，成绩突出，老早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可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批准她入党。现在我入党了，她的入党问题也迎刃而解。

　　紧接着，我二姐李维文在北京郊区的一间酒厂里也入了党。后来她还做了酒厂的党支部书记。

　　其实，入党对于我们姐弟三人来说，就像我上大学一样，与其说是为了争一个什么好前途，不如说是要争一口气，为我们自己，也为父亲。这实际是在争取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看到我们都入了党，父亲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他想到了自己也该重新提出入党要求了。

　　那是1986年，他又正式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申请书是用思想汇报的形式来写的，也算是向党交心。

　　

　　1984年父母游览中南海

　　在这之前，有一个久违的老朋友来找过他，这就是1958年因为给父亲做辩护而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的李宗福。李宗福说，80年代初，他到北京市委查阅过 50年代政治运动的档案资料，发现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向市委上报的“反右运动”材料里，涉及父亲，引用的言论是父亲说：“把党委书记吊在树上，不算反革命事 件。”父亲听了大吃一惊，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完全是捏造。他相信这一定是当时主持清华党委工作的那位第一副书记干的好事。他想起后来北京市委总 结反右派斗争的文件里，提到我们的大学里有人扬言要把党委书记吊在树上，还以为是别人说的话，与己无关呢。谁知竟然指的就是自己当初那番“沧海一粟”的言 论。

　　父亲很气愤，他想要申诉。此时写入党申请书，自然不能不提这件事。他把申请书写好后，让我帮他看一遍。我觉得他太软，太面，太客气，很多话没有说清楚，于 是在他的稿子上大改，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词语。比如我提到，起初党支部拿“蒋校长上树”出来讨论，就是设陷阱，引蛇出洞；校党委当时是以对于蒋校长个人的忠 诚度作为取舍干部的标准，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校党委事后向北京市委汇报，又是无事生非，捏造事实，谎报军情，目的在于整人；后来采取的一系列组织处理措施 也都是完全错误的。父亲看了我的改稿，也觉得很过瘾，把他的心里话说透了。他对我说，你真不愧是学中文的，真不愧是当编辑的。于是他誊清了稿子，把入党申 请书交上去了。

　　接着，一连很多天，父亲都在焦急地等待组织上找他谈话。一个多月以后，系党总支书记找他，说是要谈谈。他以为是谈他入党的事，兴冲冲地去了。回来时脸色不大好看。他告诉我，原来是组织上向他宣布，让他退休。理由当然还是年龄原因，他已经72岁了，还不该退休吗？

　　我对父亲说了一句抱歉。我知道显然是我激烈的言辞，把党委那班人刺激了。虽然今天的党委已经不是过去党委的同一批人，但组织却是一脉相承的。谁都不愿你提及过去，揭陈年的疮疤。组织是一贯正确的，永远不需要忏悔。

　　此时父亲觉得，此生入党无望了。

　　谁知事情后来又发生戏剧性变化。

　　1992年，退休6年之后，他已经78岁。这时可能是因为大学里的思想教育工作陷入了低谷，清华大学校系两级党组织迫切需要树立一个一生追求马列主义不动摇的老教师典型，他们灵机一动想到了父亲。这次是党组织主动来请他入党。他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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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1969年以后，我们的家变得四分五裂。大姐1965年大学毕业早已去了新疆，二姐1968年年底到内蒙古插队，1969年4月，我去了吉林插队，6月， 母亲跟着清华大学的大批员工去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北京的家里，只剩了父亲一人。一家五口分作五处，家已经不再是家。其实，父亲因“开门办学”，也 被安排到北京一家钢铁厂参加劳动，平时住在工厂里，也只有周末才回家。所以那两间“破汽车”式的房子，基本是空着。

　　原本我是可以不下乡插队的，有两个理由。一是当时已经出台了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孩子的政策，我符合这一条；二是我在1966年患了一种要命的病：淋巴肉 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淋巴癌。手术和放疗之后，医生给我开了证明，要求我5年免体免劳，当时还不到3年。其实在医生看来，我大概是终生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的。这种病凶险，5年存活率很低。我有一次在邻居家，偶然见到一本《苏联大百科全书医学卷》，自己翻开来一查，顿时心惊肉跳，书上说患我这种病的人“一般 生存时限为四至六年”。但是处在”文革”期间，我在家养病，成天看着父亲挨整挨斗，心情压抑，度日如年。我从小性格反叛，从来就不大听父母的话，这时我便 想到了逃离。放疗还没结束，我就自己搬着行李，跑到学校里住校，参加”文革”，跟着红卫兵们摇旗呐喊去了。到了大批知青下乡插队的时候，原本学校知道我的 情况，特地帮助我联系了一个工作单位，就是北京颐和园，到那里是当园丁。但我不想留在北京，我想远离家庭，远离我这个倒霉的父亲，摆脱他的阴影。于是我偷 偷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转移到吉林白城地区农村。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哭得死去活来，她觉得以我的病弱之身，八成我会死在农村。她捶胸顿足地自 责，为什么没有把户口本锁起来？但是父亲闻知此事，相对平静。他大概看透了我的叛逆之心，只对母亲说，他要独立去闯，让他去吧。

　　我临下乡前，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说得很动感情，话语分量也很重。大意是，你去了东北，要好好干，你这一辈子，恐怕只能靠你自己了，我大概帮不了你什么忙。

　　我想，他对我可能心怀歉疚。作为父亲，他不但不能庇护我，反而使我受到拖累。由此而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是那么不确定，前途未卜，而他却爱莫能助。他内心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的话总是不多，而且说得小心翼翼，生怕我的感情再受到更多伤害。

　　我在东北，从下乡插队到读书、工作，总共呆了将近十年。每年冬天回家探亲，再返回时，父亲都要到火车站送我。最后的几年，父亲已经年过60，依然是帮助我 拎着沉重的手提包，转乘三四次公交车，来到北京站，一直把我送到车上，帮我把行李放好，再和我握手告别，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好好干”之类的话。有时我 们一路无话，他只是默默地和我坐在一起。我也并不想和他交流，只是一心奔赴广阔天地，去享受我的心灵自由。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看到我的样子，他的心情一定 非常复杂。父亲去世后，我思念他，脑海里浮现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场景。我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龙应台的《目送》和朱自清的《背影》。我常常自责，当时我对他 怎么不能多一分体谅和理解呢？

　　（十六）

　　母亲去江西鲤鱼洲以后，父亲孤身一人，生活没了依靠。他是个书呆子，生活能力差，衣食住行从来都靠母亲照顾。现在他的方寸全乱了。周末回家，自己不会做饭，只能拿着个饭盒往食堂跑。就像吴宓先生在他的日记里记述自己晚年的情景一样。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父亲就受不了了。

　　

　　1979年，母亲在鲤鱼洲养鸡

　　有一次教研室开会，大家暴露“活思想”，父亲又说了几句真话。他说现在“虽然人未亡，但是家已经破了”。自己一个人，“常有孤独和凄凉的感觉”。这番话引 来了众人批评，说他散布的是资产阶级情调。在社会主义祖国，怎么能感到孤独和凄凉呢？那是你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呀。

　　父亲不服，他心一横，主动要求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和母亲团聚。组织上很快批准了。你想下放劳动，还能不允许吗？

　　但是到了江西，父母仍然是不能团聚的。干校根据原先学校的系别，按照军队建制组建连队，母亲在三连，父亲在四连，中间相隔5里地。父母各住自己连队的宿 舍，都是一字排开的大通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也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只有到了周末的晚上，父亲会来看看母亲。没有地方呆，他们通常是在连队宿舍的屋 檐下，甚至是在田埂上相会，说上几句话，就匆匆分手。

　　父亲是什么活都干过的，他种过水田，放过鸭子，也挑过大粪。尽管已经年近60，但他干活并不觉得苦和累。因为毕竟，这里还有自己的亲人。有母亲在近前，哪怕不能经常见面，他也觉得踏实，心里有安慰。

　　第二年，干校实现了一点“人性化”的管理，为夫妻双方都在农场的职工创造了一点条件，就是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所谓住房，就是草屋。用几根竹木一支，搭 起房屋形的架子，然后把架子的四周用一片片的草帘子笘盖，草屋就建成了。一间草屋总共不过六七平米。屋里地面铺上木板，上面就直接可以睡觉。全部的家具， 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凳子。但父母得到这样一个“家”，已经非常知足了。他们在这里说说话，可以不怕刮风下雨，也不受外人干扰。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 这里偷偷地改善一下生活。那时连队里的大食堂成天汤汤水水，吃得很差，人都饿瘦了。附近商店里有卖猪肉、牛肉罐头的，他们不敢买，因为住在连队宿舍里无法 当着众人吃，甚至如果一个人偷吃罐头，还会受批评，被作为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而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这事就好办了。

　　当时我和二姐在吉林和内蒙农村插队，那里冬季没有农活，知青都是要回家过冬的。我们在北京已经没有家，要探亲就去江西。每次探亲前，父母都要给我们寄一笔 钱，让我们在北京买些在当地买不到的糖果、西点、罐头食品。我们则是肩挑手提，给他们运送“战备物资”。到了以后，就在小小的草屋里，大家席地而坐，一边 聊天，一边享受美食。就在这间类似窝棚的草屋里，父母和我们找回了久违的家的感觉。那种满足，那种其乐融融，那种温馨，至今令人留恋。

　　

　　1970年，父亲与二姐在鲤鱼洲草屋前

　　(十七)

　　两年后，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撤销，父母回到清华园。

　　父亲基本上还是过“靠边站“的日子。

　　没有书可教，没有课能上，业务能力无法发挥，英雄无用武之地。当然，即使在这时，还是不断有教师找父亲来请教，让他解决一些业务难题。比如，外语教研室没 有那么多专门人才，忽然遇到西班牙文的资料无人能译，大家傻了眼，但是一找他，问题就迎刃而解；过些天又来一批法文资料，没人看得了，还得让他来译。所以 他虽然政治上不受待见，但大家知道他的业务还是过硬的。于是都说他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这有点像钱伟长。

　　但是这些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自己研究一点什么。

　　那时尚在“文革”结束之前，极左政治统治天下。没有什么文学类的图书可看。他忽然想到可以读读马列著作。家中还一直保留着俄文版的《马恩全集》和《列宁全 集》，他便开始一本本地系统阅读，主要目的是恢复俄语水平。读到有疑问的时候，他就把中文版找来对照着看。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马恩全集》和《列宁全 集》中文版里都有一些译文不准确，甚至是翻译理解错误，是硬伤。为了确信自己的判断，他又找来马恩列同样著作的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用五个版本互相参 照。他掌握多门外语的优势在这时呈现出来。他通过对照比较，建立了自信。

　　那时正值“梁效”写作班子活跃之时，“梁效”人物一个个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出现，到处做辅导报告。有一天，“梁效”成员中的一个江青欣赏的女才子到清华来演 讲，内容是关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父亲听了报告，又看了讲义，发现女才子引用的恩格斯原文有很多误译。他于是回家， 立即找来了德、俄、英、法四种外文版本，对照中文版把这部著作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发现了几十处翻译问题，都是译者的理解错误。他写了一张勘误表，托人带 给“梁效”的女才子。他的做法是认真的，甚至是虔诚的，但更是幼稚的，“梁效”女才子才不会关心什么翻译问题，人家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些现成的话语为“四人 帮”服务。所以父亲费了几个月的功夫拿出的成果，大概是被丢进了字纸篓。他不仅劳而无功，还在教研室里挨了一通批。有人知道他给“梁效”挑刺，说他又是不 知天高地厚，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你逞能，也不看看对象？

　　这件事让他对“梁效”没有好印象，觉得那些人气焰太盛。知道表哥周一良参加了“梁效”以后，他很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搞政治，不是搞学术了，没意思。 1973年，中共召开11大，周一良因为在“梁效”中的表现，当选党代会代表，而且是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位置之显赫，令人刮目。父亲看了报纸以后对母亲 说，“一良现在地位变了，咱们以后不要高攀了。”父母和周一良夫妇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正是所谓好亲戚常走动，但是从这时以后，他们多年没有再去看望过 周一良。

　　但是父亲译校恩格斯著作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不知怎的，被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知道了。他们派人来找父亲，要那份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的勘误表，但是时间已过了两三年，底稿早就没有了。于是父亲又重新做了一遍译校。当中央编译局的专家看到父亲的译校成果时，他们大吃一惊，想不到有 这样的能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至少四门外语都要达到可以从事翻译的水准，而且还要有良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这样的人才，全国都难 找。于是他们把父亲当成的宝贝，捉住不放，先是请他继续译校马恩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继而又让他译校《列宁全集》里的6卷。技 术性差错不算，父亲提出的商榷性修改意见总共2000多条。后来中央编译局修订《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时，父亲的意见有很多被采纳。

　　从1977年到1980年，译校马恩列成了父亲的主要工作。他乐此不疲，找到了重回业务的感觉，这使他沉迷和陶醉，使他获得满足和享受。

　　（十八）

　　70年代中期，父亲内心里有两件特别纠结的事情，和我有关。

　　我下乡以后，和那时的很多知青一样，是怀着改造农村的理想，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我忘记了自己的患病之身，完全和农民混成一片。庄稼院里的 农活，我件件都干过；十八般武艺，我样样都学过。我从未要求受一点照顾，有一点特殊。但我的淋巴癌却奇迹般地痊愈了。那时我和几个知青一起搞科学实验，做 “土化肥”、“5406菌肥”，试图帮助生产队提高亩产，还给农民宣讲中央政策和文件、“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理论等等，这些都受到公社党委的重视， 于是我被“提拔”起来，担任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并兼任生产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这在全公社的知青中，是独一无二的。

　　父亲知道我的表现好，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入党了，便希望我能尽早入党。1973年，公社组织一批干部到大寨去参观，他们乘火车路过北京。有 一位公社党委委员趁便到我父亲家里住了3天。父亲很当回事情，家里房子不够，还特地到学校里借了一间屋子给他住。利用这个机会，父亲和这位党委委员恳谈， 就是和他探讨我入党的可能性。那党委委员说，“李昕的条件，早就够了，没问题，我做介绍人，回去就办。”

　　1974年我离开农村去上学以前，这位党委委员真的上下做工作，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亲自到生产大队主持党总支会议，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一切就 绪，只等公社党委正式批准了。公社党委给清华发了外调函，清华方面寄来了工宣队给父亲历史问题所做的结论。党委发现，结论中有父亲“曾向国民党特务提供两 个地下党员的地址”的说辞。党委书记认为这件事很大，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因此不能草率批准我入党。他甚至觉得以这样的条件，推荐我上大学也不合适，只能 让我上个中专。

　　不但党没有入成，而且原本期望上大学的我，被分配到一所中专，那是当时归属吉林省的哲理木盟师范学校。在学校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追求思想进步，努力向党 靠拢。同班60个同学，有38个是党员，而我这个非党员却是班里乃至全校2000名同学中最受重视的学生。我当了校团委委员，负责宣传，是学生刊物的主 编。因为表现突出，口才又好，两年中学校的各种活动，只要有学生代表上台讲话，那人一定是我，可谓风头出尽。1976年毕业时，党支部又一次让我填写了 《入党志愿书》。到党委讨论时，阻力又来了。还是因为档案里的这一条结论，引起争论，最终未批准。

　　学校党委书记姓陶，是个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一向对我很欣赏，很爱护。这一次他也觉得为难，需要给我一个交代。他特地把我请到家里，语重心长地和 我谈话。他问我，“你父亲曾经向特务告密，出卖了两个地下党员，那两个人是死是活呀？”我答不上来。他便说，即使那两个地下党员后来没事，你父亲的告密行 为也是“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如果他们被杀害，那你父亲就有反革命罪呀。他最后总结说：“这一条不搞清楚，你入党很困难。当然，我们也要区别对待。有一 种人，他们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是永远注定不能入党的，你还不属于这种人。我们认为你要入党，必须经过组织的长期考验。”

　　这番话让我非常泄气。我写信告诉了父亲，他没有回信，但他心中的难过可想而知。

　　另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上了中专。原本我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报过喜，告诉他们公社推荐我上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父母知道后极其兴奋。后来是公社党委书记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以后，才发现这种安排不妥，又专程追到县招生办，把我换到了哲理木盟师范学校。父亲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居然和他的历史问题有关，他只是觉得期望落空，心里窝囊。

　　教研室开会，父亲再次暴露“活思想”。他是直性子，心里有话总是不吐不快。他讲了他的儿子在农村表现那么好，却没有上成大学，只上了中专，感叹命运不公 平。谁知这一下又惹来麻烦。几个“左派”教师当场发难，说现在是工农兵上大学，大学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的。你的儿子凭什么要上大学？你的儿子也配上大学 吗？父亲顿时被打懵了。他心里想，不是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吗？何况，我的成分也没有坏到“阶级敌人”的程度呀，怎么我的儿子就 不配上大学呢？他受了一肚子气，却撒不出来，只能憋着。因为，他们不敢和常有理的“左派”们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