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特稿：从清华往事管窥中国著名高校建国后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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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者，林徽因

林徽因俊秀、纤柔的外表令人蒙生怜爱之心，加之她长期蒙受疾病煎熬之苦的病躯，更是容易使人将她视为娇柔不可自立的，只能依附于家庭及丈夫才能在社会上生存的女子。

事实上，林徽因是一位内心极为坚强，具有良好组织能力和社会感召力的强者。

一九四六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之初，梁思成即赴美国考察。对于这一新建的建筑系的所有计划，组织工作实际上都由林徽因来承担了。当时虽然有吴良镛等年青助教的大力协助，但是从白手起家创办建筑学专业，所需要的组织能力应该是极高的，除了林徽因之外，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够具备这种能力并真正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要知道当时的林徽因的肺结核与肾炎进入极严重的时期，基本上是卧床的状况下而从容地指挥了这一日后在中国建筑学术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建筑系的新建过程。吴良镛先生回忆到：“以后的许多事都说明，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33”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林徽因并不具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正式教职，更无任何一官半职。即使是梁思成回来后主持的整个的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林徽因的策划和影响。根据朱自煊先生的回忆，在一九五○年之后的那段重要的清华建筑系发展时期，他们经常在梁、林的家里召开系务会，而林徽因经常提出了对建筑系发展的建议和看法；“常常是我们在梁家西边客厅开会，林先生卧室在东面，隔着过道喊‘思成’，梁先生听到后马上赶过去，过一会儿回来转达林先生的意见和建议。34”梁思成虽然作为清华建筑系的主要负责人主持着这个系的发展工作，但是对于林徽因的建议显然是言听计从的，这自然是尊重她的那种能力和权威的表现。事实上，林徽因的行政管理能力一直就是极强的，这可以从她的家庭管理之中体现出来。在与梁思成结亲之后的家庭生活中，由于他们各自来自于较复杂的大家庭，而导致林必须处理许多繁琐的家政事务。尤其是抗战期间，林徽因的身体已处于极为糟糕的境地之中，却常常要在梁思成不在的时候自行处理这些麻烦事。这些在费慰梅的书中以及梁再冰和梁从诫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所表达，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在林给费慰梅的一次信中以纽约中央车站来形容他们家中的杂事：“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35”这显然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作为一个火车站，纽约的中央车站是十分特殊的。在这个位于地下的火车站，来自四面八方的列车不断地到站和发站，景象十分繁忙，给人们很强烈的中央处理能力重要性的印象。以此，林徽因表达的显然是，当时大量的杂事尽管都是冲着梁思成而来的却都需要她来处理。也表明了相对于梁的容纳能力，林徽因的处事的果断和不妥协。

在笔者看来，无论从能力方面还是从心力方面来看，林徽因都不是所谓的的弱柔女子。而应该是一个强者，是一个有着极大的抱负和才能的女中豪杰。

在梁、林的家中，林徽因不但一直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并且常常显示出比梁思成更具社会感召力。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家的“午后家聚”，从来就是以林为中心的，尽管参加者是来自各种背景的文化人，以至于那篇著名的带有醋意的杂文也正是以“太太”来点题。事实上，“午后家聚”这种典型的英国人习惯就应该是林徽因及徐志摩、金岳霖从英国的生活之中领教来的，这一活动的主导者实际上也必然是林徽因。

同时，林徽因也是一位性格刚强和意志坚韧的女子，梁从诫曾回忆到幼时得到林作为母亲的教诲，多为英雄气的古诗文，而从来没有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童稚故事。36当面临战争之时，林徽因给女儿（当时仅七、八岁）信中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37”这样的气节大约在当时，绝不亚于军中的决心抗日将士之豪迈之情。更有甚之的是，当梁从诫问到若是日军打入四川而大家都没有退路怎么办时，林从容地答到：“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38”林徽因的这种刚强和坚毅，与她娇柔的外表是难以吻合的，大概与今天温柔风极盛的中国文娱界也是极难协调的。于是，林徽因只能被通俗文学中描述成才貌双全的佳人来欣赏了。这实质上是对林徽因的极大误解。

关于“强者”的讨论似乎只是林徽因本人的个性问题，与建筑学术并无必然的关系。然而，笔者以为，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在建立以来的发展之中，一直经受着不尽的磨难。尤其是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营造学社之工作，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处于战乱的困难之中。林徽因的“强者”性格对于致使他们的坚持不懈而终成大器，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导致梁思成在战时的极端困苦之中得以完成其重要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关于这一点，梁思成应该是体会最为深刻。为此他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之中深切地表达了对林的钦佩：“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39” 可见，在梁思成的眼里，林徽因的“强者”风范，其作用不仅在于对他家庭的支撑，还在于对营造学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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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辰：作为中国建筑学术先行者的林徽因
2012-06-21 21:13:40

As A Pioneer of China's Architectural Academia

赵辰（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

Zhao Chen

摘要： 长期以来，林徽因先生对中国建筑学术的特殊贡献因与梁思成相提并论而未能受到中国建筑界的足够认可。在文学界十分重视林徽因；文娱界将她炒得炙手可热的今天，有必要将她在建筑本行里从新确立她应有的地位。本文正是为此，而对林徽因作为中国建筑学术的先行者意义所作的重新评价。

关键词： 林徽因、中国建筑学术、中国近代建筑、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

二○○四年六月十日，是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各类纪念性的活动和文字再次大量涌现在各种媒体，林徽因实在是太让人牵挂了，可以出于各种理由。

试图为林徽因写一些文字的愿望，原本是在两年之前的二○○二年四月，林徽因的终身挚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 1910-2002,费正清之妻）与世长辞。她是与林徽因有特殊知遇的一个人物，她们两人之间的沟通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我曾期望能与费慰梅面谈而得到一些活生生的“口述史”，……然而，在她的那本《梁与林，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的书中将林徽因说成是：“徽是他（梁）建筑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1。这让我十分不平，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费慰梅说的几乎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徽因的墓碑上刻的是“建筑师林徽因”而不是诗人林徽因，尽管这幕碑上的刻文在文革中被破坏，至今未恢复……

林徽因，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光彩照人的奇才美女，已是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了，作为梁思成的夫人，徐志摩的梦中情人和金岳霖心目中的“女神”，她的故事更是被演义成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在“太平盛世”而脂粉气十足的当今文娱界，林徽因完全被人们歪曲成“粉红色”了。而在林徽因本行的建筑界，由于其丈夫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而使得林徽因总是被作为梁思成的合作者来提及的。多年来，一直有知情者呼吁要重新发现与评价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但是，至今为止，大部份的言论多为回忆性的文字，在学术上都还是将她与梁思成相提并论的。如果今天问及林徽因在建筑学专业上的贡献，我们似乎总难以自信地如谈她的诗、文那般一一数来，往往难免将她与梁思成混为一谈，也极易使读者得到“夫唱妇随”的联想。

在笔者看来，这种状况与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的重大贡献很不相符。也很不利于我们对林徽因、梁思成等学者的正确理解，尽管这些都是并不算久远的历史，却非常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此，今天我们在纪念她的时候，有必要对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事业的先行者意义作一重新评价。笔者希望通过以下对她的建筑学术的思想、她的特殊个性以及与梁思成的学术性格比较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思想者，林徽因

长期以来，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学术方面的成就都是与梁思成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连梁思成本人在内都强调了梁思成的建筑学术成就中的林徽因之重要意义，抑或是梁思成在建筑界的地位一直过分显赫；抑或是林徽因在文学方面更早、更全面地被人们认可；抑或是梁具备建筑学方面更权威的专业学历；抑或是中国人“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之作用，梁思成的建筑学术成就被聚焦在“光环”中的同时，林徽因却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中。然而，如果我们把由中国近代首批建筑学者建立起来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之核心，定义为中国建筑的历史与理论的话，也就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做出的建筑学专业的诠释，我们应该认识到：林徽因正是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最早做出主要贡献的学者，她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她是在思想上的先行者。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

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专业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营造学社，在该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中，呈现出首批由中国学者对传统的中国建筑进行的理论性诠释工作，基本上都是林徽因之作。尽管作者之名常常冠以梁思成与林徽因，甚至梁思成更多见于“第一作者”。

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上，林徽因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2，这应该是首次由中国专业的学者发表的关于论述中国建筑的理论性文章。在这一重要的理论性论述中，林徽因显然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诠释中的一些误解，提出了相应的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在数年之后正式发表的为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的“绪论”3中，林徽因再次较完整地归纳了她的理论框架。这虽然是两篇独立的论文，但是从其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写作的时间4等诸因素来看，都反映了林徽因当时对中国建筑的理论认识，可以作为一份统一的论文来看待。从中国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两篇文章是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对建筑的表述，而是充分运用了当时国际上的艺术史的观念与方法，将中国建筑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一种独特的系统来进行论述、评价。我们知道，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加入之前，虽然有朱启钤、陶湘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倡导“整理国故”，但由于缺乏建筑学专业学者的研究而只能是一群清末遗老遗少们的好事之作。梁思成加入之后使得这种局面首先得到了全面的改观，而林徽因的这一重要的论文则应被视为这种新局面的代表；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林徽因的论述则明显地澄清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曲解和误读。力图奠定适应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建筑的理论基础。尽管时至今日，我们的学术理论体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应该可以重新看待林徽因在七十年前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几十年来我们用于分析评价中国建筑的理论要点和基本框架，多半都基于这两篇文字。这主要反映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林徽因运用了由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 BC. 90- BC. 20）所定义的，也是国际所共认的建筑审美三项基本原则——“实用、坚固、美观”5，来评价中国的传统建筑体系。并明确声明，“中国建筑，不容疑义的，曾经包含过以上三种要素。”这是以中文首次运用这一国际建筑学共认的原则来评审中国建筑，就此，国际的建筑学术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建筑体系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其理论上的价值必然是极大的。

其次，林徽因以艺术发展史的基本阶段理论来讨论中国建筑。也就是以作为近代艺术史奠基人的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的“循环理论”6，认为中国建筑也有其“尝试”、“成熟”以及“因袭”、“堕落”，并在“清式营造则例”的“绪论”里已经提出了关于中国建筑大约在唐朝已经达到最为成熟时期，而宋后至清朝趋向于退化。这种基本的中国建筑历史发展定义，显然在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7。

再次，林徽因首次在理论上定义了中国建筑的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点的意义是更为重大的。因为在此之前的西方建筑史学家都曾对中国建筑的诠释之中产生的一些误解，基本上都是在这一点上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与西方的古典建筑多以砖石建造及垒砌结构有关，框架结构方法被建筑师们很好理解一般要到近代的铸铁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之后。这些误解在早期西方建筑师在中国所做的所谓“中国建筑文艺复兴”（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一类的教会建筑中，被反映得尤其明显。以此可见林徽因对建筑的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尽管她在宾大就学的专业是美术而非建筑。至今为止，这一基本认识仍然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并不断被发扬光大。其实仅仅凭这一点，我们足以将林徽因定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者与先驱者。

在以上最重要的三点理论性的贡献之外，林徽因在这二篇文章之中还分别论述了中国建筑卓有特色的几个要素，分别为“屋顶”、“斗拱”、“台基”、“平面布置”这几个方面，这些论述以后都成为了中国建筑的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多见于各种研究和论述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林徽因还分析了她所认为的中国建筑的几个弱点：主要集中在对木料的断面比例合理性；梁架体系的缺乏三角形受力关系；以及中国木构的地基浮浅的问题。

在国际建筑理论有了极大发展的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林徽因当时所做的理论性工作，难免可以认识到其中的许多不足之处。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应影响我们对她所做出的基础性贡献的认同。相反，我们应该就此认识到，她结合国际先进理论对中国建筑做出的诠释这种学术精神与方法，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后人来学习借鉴。


●“平郊建筑杂录”与“建筑意”——建筑审美价值的创造性定义

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上，有另一篇署名梁思成、林徽音（因）的“平郊建筑杂录”8。该文的特殊学术价值，在一九九一年由吴良镛先生的启发性论文中重点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其主要的意义被一再强化的是该文中所提倡的“建筑意”的概念，此说曾经被不少学者提出重新评价的要求9。


笔者以为，关于“建筑意”这一概念究竟应该如何来定义和理解，确实是很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其中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建筑意”作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建筑美学概念，确实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对建筑特有的深刻理解。不过，笔者在此希望论证的主要是，这一概念应该是来自于林徽因的思想火花。同时无可否认地，梁思成可以作为林徽因建筑思想的忠实支持者。


我们首先可以从该文的文风和意趣方面来明显地感知林徽因的笔墨风格：“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者，但经过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10”这些文字与我们常见的建筑历史论文是迥然不同的，是优美的散文。既有浓烈丰富的热情和想象，又有精炼准确的词汇和定义，充满着生动的气韵和敏感的灵气。这种文字在梁思成的文章中是见不到的，却可以在林徽因的一些激情之作见到。

夏铸久先生曾有评价：“林徽音的建筑史写作，文字动人，使得一种技术性的写作，也满了热情，以带有深情之语句，肯定的口气，鼓舞读者之感情。譬如说，林徽因用字精要，段落分明，尤喜于段落结尾。以肯定性之语句，简捷地完成段之叙述目的。11”笔者在赞同夏先生的这些评价的同时，也认为这些评价完全适用于这篇“平郊建筑杂录”。

要说明这以梁思成、林徽因署名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为林徽因之作，我们还可以从该文的由来谈起。一九二九年八月，林徽因在她的女儿梁再冰出生之后不久，她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了。东北的严寒显然十分不利于她的这种呼吸系统顽症。在多位朋友和医生的劝告之下，一九三○年，林徽因离开了沈阳的东北大学回到北京，住进了位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休养。这是一段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意义十分深远的时期，香山的优美环境和景色陶冶了她的性情。期间有不少朋友经常去探望她，其中就包括诗人徐志摩。这一切都十分有益于林徽因的身心和文学创作，后来所知林徽因的首批重要的诗作与小说都创作于此时12。如梁从诫所言：“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欢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13”

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得林徽因对这片山水情有独钟，充斥于其间的一些古迹、遗构更是成为这山水景色的一部分而令她难以忘怀。一年之后的一九三二年夏日，她与梁思成再次来到北京西郊的这一带考察游历，对于林徽因来说应该是故地重游了，想必触动女诗人的文思。“平郊建筑杂录”正是真实地记述了她的感受，虽然应是建筑学术的议论，但是面对培育她文学创作的“诗情画意”之地，林徽因实不能满足于一般建筑学论述“技术性的写作”。于是，她所具有“文学复兴色彩”的思绪导致林徽因创造性地去用中文定义特定的建筑美学价值，这便是“建筑意”的产生。在笔者看来，“建筑意”正是林徽因所彻悟的“诗意”在建筑范畴之延伸，其含意似乎要比一般的建筑学的美学概念要更广一些。

纵观营造学社先辈们的有关建筑学术方面的论文，“平郊建筑杂录”显然是其中最充满激情优美文字的。将该文及“建筑意”的创作者为林徽因这情况理清楚，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去理解各位先辈们的学术思想，从而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思路。


●关注“民居”——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特色建筑学的回归

作为以人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民居原本就应该是中国建筑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然而，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奠基者们对中国建筑的诠释工作，都是以关注尊贵建筑开始的。这与他们的学术研究目的是为建立能与西方抗衡的中国古典建筑（Chinese Classic）有相当大的关系。14

中国的建筑学者的对本土建筑文化中的民居建筑之关注，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一九五○年代最终转变为真正规模意义上的重视，并主动引入建筑设计创作之中。而在早期对民居建筑表示关注的建筑师中，有后来均有相关出版物而被人们熟知的刘敦桢、刘致平等15。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林徽因事实上是他们之中极重要的一位，并且很有可能与刘敦桢、刘致平等共享了这方面的研究兴趣。林徽因在这方面的贡献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凭着她艺术家的敏锐眼光，林徽因显然在她所参与的早期营造学社的考查之中就开始注意各地民居的那种丰富的形态环境了。在那次与费正清夫妇等共同赴山西峪道河避暑兼考察晋汾古建筑之行中，林徽因特别关注了山西的民居，并且在由她执笔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描述了那些民居的状况16。这应该是最早出现在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关于民居实物的描述之一。从一些学者的回忆中都提到过这一点，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王其明、茹竞华二人的回忆文章提到一种说法：“林先生很早便对民间建筑很重视了。听到有这样一件往事，梁、林两先生只有一台照相机，梁先生要照斗拱，林先生要照民居，时常为此争执不下，后来还是林先生做了让步。17”尽管笔者至今未能为此事得到可证实的材料。但是从后来林对民居建筑的具体研究和倡导来看，相对于梁思成来说，她对这一重要主题的关注应该是由来已久的。

一九四五年，在克服了千难万苦而出版发行的最后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上，林徽因发表了关于“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该文是林在翻译凯瑟林·保尔（Cartherin Bauer）的住宅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建筑现实的一项研究18。在以清一色的古建筑、文献等研究论文为面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显得十分的突匹而显出作者的独特眼光。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解放之后的清华大学建筑系里，林徽因首次开设了“住宅概论”的专题课，为研究生系统地教授现代的住宅建筑设计理论。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第一代精英式的建筑理论家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核心之回归。一九五一年的清华大学毕业论文中，林徽因指导由王其明、茹竞华二位女同学完成了“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调查分析”19。当时的林徽因通过梁思成自美国了解的战后新兴的城市规划理论，尤其针对“邻里单位”和社区等新概念来从中国传统的聚落规划中作出对应的研究，这显然是相当有远见的一种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在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却甚为鲜见，以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似乎只能与国际上的理论隔离才能进行。

笔者以为，从深层次来看，林徽因先于其他中国建筑学者而对中国传统民居及现实住宅有所关注和热爱，应该还缘自于另外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她作为一位具有敏锐观察生活眼光的文学家之缘故；二是她作为一位因战时而不得不从事乡间家务劳动的女主人的缘故。这两点实际上意味着，民居对于她来说，超出一般建筑师将之作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形态的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卓有贡献的女性作家，林徽因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本就是她的核心文学思想20。这在她的许多文学作品中被充分地反映出来，林徽因的个人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这一点，这种注重人和生活本身的“文学”眼光在建筑学方面的体现必然会有极大意义的。梁再冰认为既为建筑师又为文学家的母亲是特别关注建筑中的“人”的问题：“作为建筑师的妈妈一向重视‘人’和建筑物的关系。她的建筑设计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总是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建筑物中人的方便和审美需求。所以，她对住各种房子（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里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注意。”21林徽因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会自然地描写这种“人”与建筑的关系，在她的《昆明即景·小楼》中，有这样的文字：

张大爷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根据梁从诫的记叙，这段的前一句原来为：“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而这正是昆明当地沿街常有的矮楼民居底层高八尺，二楼高七尺22。笔者每每在昆明老街巷里见到这类典型民居矮楼就会联想到林的诗句，并为之感悟民居在“人”的尺度上对这位前辈的触动。应该是意义十分深刻的。就如当年柯布西埃（Le Corbusier, 1887-1965）在他的“东方之旅”中从希腊、土耳其民居中得到对现代建筑模度（Module）的灵感，实在是十分类似的。

这种关注“人”与建筑物的关系的思维特点应该最易在居住建筑中反映出来。在“现代住宅设计参考”一文中，林徽因明确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往建筑学不重视住宅问题必将改变，这种情况也会明显体显在战后的社会发展之中：“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多数国家都对于人民个别或集体的住的问题极端重视，认为它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以最新的理想与技术合作，使住宅设计，不但是美术，且成为特种的社会科学。23”在当时建筑学术界多以大型公共建筑和古代尊贵建筑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情形下，这种非常有见地的学术眼光，显然与她重视“人”的文学家思维有相当的关系。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建筑学术界的对民居的研究历程，抗战时期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真正起始。费慰梅在描述营造学社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工作生活时道：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民居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惫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因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24”对中国的民居研究起到集大成作用的刘敦桢先生之“中国住宅概论”正是起始于这段时间的调研25，刘致平先生的中国居住建筑的研究也基本上始于同一时期。

同样是在抗战的逃难时期，林徽因比营造学社其他男性社员更为深切地体会中国民居的意义，这是因为在这段她一生中最为艰辛的日子里，她已经从京城的“小姐”彻底沦落为一位困苦的主妇：“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刷，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26”原本就具有极高的艺术眼光和修养以及专业的建筑学的技能的她，经历这样的生活之磨难，林徽因所能理解的作为建筑与生活之关系为基本要义的住宅，想必应该比其他人更为至深至切。于是，当他们在一九四○年春天终于在昆明郊区龙头村，住进了由他们自己设计并参与建造的简陋农舍之后，林徽因对之欣赏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住进了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27”林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居者有其屋”理想实现之时的一种审美心理，应该是与身居都城，养尊处优的小姐偶尔下乡时对农舍美景而发的观感有着天壤之别。梁再冰也回忆到：“建房期间，特别是上梁和立柱时，妈妈常要我和弟弟到工地去看看，了解中国房子的建造过程。28”这种特殊的建筑学课程却也承托了如同乡村农妇般的对自己的居所之希冀。有着这样经历的女建筑师，林徽因对民房的热衷必然超出了一般建筑艺术的意义范畴。

还是同样在抗战时期的昆明，林徽因还为当时的云南大学设计了女生宿舍29，那是因当时云南省的军政长官龙云之妻顾映秋的捐款而命名的映秋院。而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该设计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定的民居的手法和风格。最明显的特点是，使用了不对称和院落组合的布局；还使用了游廊和望楼这两种中国民居中的要素作为该建筑的水平与垂直交通空间的构成。该建筑虽然已于一九八七年被拆重建，幸而新建之映秋院还基本按照了原建筑的形态，使得笔者在造访之时（1997年）还是辨认出了作者的良苦之心30。笔者以为，映秋院的意义是表明了林徽因在当时已经开始重视了民居与现实建筑的内在关系，这与前面提到的她对民居的特殊关注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想向我们证明了中国建筑师是对建筑创作中借鉴民居的探索之起始，比一般认为的陈植先生设计的上海“鲁迅纪念馆”（1956年）实际上要早很多。因此，这一难得的林徽因的建筑设计作品，今天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在造访映秋院时的感想是，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的贡献，其实正如这个映秋院一样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林徽因还是在中国建筑界帅先提出要保护民间建筑的学者。根据罗哲文先生的回忆，在一九五三年由北京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上，林徽因特别提出了要保护民居住宅建筑：“北京市保护旧文物建筑多半属于宫殿，庙宇，对民间建筑便没有注意。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31她的发言得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长也是著名文、史学家的郑振铎的支持，从而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对以后的古建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从建筑学术的角度来看，如此明确地提出对民居建筑遗产之保护，在当时来说即便是在国际上都是十分先进的32。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林徽因基于她广博而深厚的中、西学功底，“文艺复兴色彩”般的艺术气质，敏锐而准确的洞察力，为中国建筑学术作出了基础性的和发展方向性的重大贡献。她在理论上的作用完全不应低于任何一位与她同时期的建筑学者，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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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角恋怎么传出的？

　一个男人，倘若在五六十岁的年纪不幸丧妻，他多半会选择再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在中国，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常常会遭到子女、亲朋好友的反对。而如果这个男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他的发妻又是一个美丽与才华兼具的优秀的女人，他再娶的后妻就难免会被拿出来和前任进行各种比较，加上和子女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在中国，后妻确实难为。

　　但是，年轻是后妻的优势。后妻一旦等到丈夫去世，自己变成了遗孀，一下子就成了历史的亲历者，甚至可以对和自己并没有多少交往的丈夫的发妻说三道四。

　　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林洙2004年出版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之后接受《新京报》的采访，当记者问及林徽因和梁思成对于幸福的看法时，林洙说，他们对幸福都是一种很宽容的态度。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梁思成一直是知道的。她知道梁思成很爱她，她觉得这样也很幸福。而金岳霖也说，他知道梁思成很爱林徽因，他说他不会去伤害一个真正爱林的人。他们对待婚姻都有一种很高尚的态度，我觉得现在对待婚姻、爱情有这种态度的人太少了。

　　这是什么态度呢？换到今天的说法，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在林、梁、金三个当事人均已去世，并且生前从来没有就三人之间的感情公开发表过看法的情况下，林洙作为梁的后妻，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居心有点叵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所谓三角暧昧关系的广泛流传，是林洙一手造成的，虽然她谈起林徽因一直是尊重的口吻，但丝毫没有影响她对林徽因情史隐晦而巧妙地捏造。

　　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网络和媒体上所流传的“林徽因同时爱上两个人”事件最早即是出自林洙的这本书。书中说，我忽然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就问梁公，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然而事实上据各种资料显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根据林徽因友人费慰梅书中所写“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再有，根据资料显示，金岳霖于1931年7月20日已经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并且当时他仍然和美国女友丽琳同居。所以，此事完全是虚构。

　　在这个重要的1932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长女梁再冰3岁，而林洙才4岁。她们基本上是同龄人。可以想象，在母亲去世之后，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女人嫁给了自己的父亲，作为女儿确实很难接受。在林洙与梁思成结婚后，由于这桩婚姻的缘故，梁思成逐渐与自己的弟妹，自己过去的朋友甚至与自己的一对儿女渐渐疏远。在梁家的客厅里，原本挂着一幅由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所画的林徽因像。林洙和梁思成结婚后，取下了这幅画。为此梁再冰曾打了林洙一巴掌，并拂袖而去。此事当时从清华一直传到北大。

　　也正是因为梁再冰和林洙几乎同龄，作为一个老人，她没有多少气力替自己的母亲说话。她也不能阻止林洙出书写她的亲生父母。但是，乔松都可以。

　　乔松都是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与龚澎的女儿。在龚澎因病去世后，乔冠华与章含之有10年的婚姻。章含之是一位著名的后妻，她家世显赫，同样美貌与才华兼具，在乔冠华去世后，出版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等著作，回忆了她和乔冠华之间深厚的感情。她说，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

　　几年之后，乔松都出了一本书《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封面上，“乔冠华”与“龚澎”这两个黑体的名字格外大，格外显眼。似乎在提醒章含之的众多读者们，龚澎才是乔冠华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他们之间有28年的感情，育有一子一女。在这本书中，乔松都回忆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娶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只字没提章含之，只是说“那个中年妇女”。在书的最后有一篇《朋友的话》，这位叫思猛大哥的朋友说，冠华叔叔本是文人才子，又是性情中人，不幸过早地失去了贤内助和政治生涯的主心骨——龚澎阿姨，从而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旋涡，留下千古遗憾。

　　确实，林徽因和龚澎这两位优秀的女性都活得太短了，也正是由于她们过早地去世，才给她们深爱的男人生命中留下了一段空缺，来填补这段空缺的两位女性，虽然都是优秀的，然而后来者总有逆袭的情结，她们无形中不是贬低了前任，就是美化了自己。林洙和章含之都有前夫和子女，她们和前夫的关系也都颇为复杂。

　　只有像杨绛这样才华与长寿兼具的女人，才能把她和钱钟书先生的感情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不容任何人染指，即使面对费孝通，也能决然地说出：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一对恩爱夫妻的从一而终，终究是个神话。若不想被后来者逆袭，就尽可能地长寿吧。

夺标

　　五

　　学生楼庆西回忆说，1955年批梁时，《建筑学报》分好几期刊登批判文章，都是梁思成同时代的熟悉朋友写的，迫于压力，口气厉害。彭华亮则感叹，抗战时他们是患难之交，但历经各种磨难、政治运动侵扰，梁先生的同辈心态出现不平衡，觉得自己受冷落，不被重视，就会散布各种话，彼此不服气。（2002年2月21日口述）

　　在清华建筑系，人称刘敦桢教授为“大刘公”，叫刘致平教授为“二刘公”。刘致平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学生，在营造学社时为唯一科班毕业的骨干，其专业才学和绘图技艺为梁思成所欣赏。但是两人的矛盾似乎相伴终生，隔膜越来越深，谁也不能解开其中的情感死结。

　　梁先生出国讲学，刘致平认为梁把大家的劳动果实、营造学社的资料拿出去，带着图出走，在外出版，资料留在外面。刘致平就说他卖国。实际上梁是国家派出去的，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刘致平一直与梁闹别扭，梁让着他。同学们推我做刘的工作，我做工作时他就发牢骚，我到梁、林处照搬。有一次梁急了，把刘致梁的信给我看了，刘在信中厉害地说：哪一部分由你讲，哪一部分由我来讲。刘致平后来辞职，蒋南翔批准，到建筑设计院调查伊斯兰教建筑。（学生陶宗震2002年2月22日口述）

　　刘致平经常与梁斗争，动不动就提意见。刘致平埋怨：“梁先生死教学，自私，尽知道自己活动……”刘对梁没有什么感情，一谈营造学社就神经质，老想恢复学社。梁先生说：“私人办的，共产党怎么承认？” 有一次晚上开会，刘要辞职。梁先生气坏了，跟系里说：“辞，就让他辞了。” 梁先生说，这个学生不听话，唉，这个助手没怎么用。（学生张驭寰2002年2月27日口述）

　　对于营造学社的解散，刘致平不同意，至死要恢复。刘认为梁贪污营造学社的钱。梁先生认为他古板，不太懂事。梁跟刘比较紧张，没法合作。刘跟人合不来。文革后期，在建筑科学院，我有时找刘聊天。他说，梁先生不同意恢复营造学社。我说，拉倒了，连中国共产党办的建筑学会都停了。他又提梁先生贪污。我说，是一笔庚子款，没多少钱，我不相信梁先生贪污。（学生杨永生2002年2月21日口述）

　　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愿传授知识，老早不上课，要写书，不适宜做老师。梁先生说他整天闹情绪，想恢复营造学社，出成果，强调科研，不爱开课，不爱讲心得。学生反映：“刘先生尽说半截话，一到关键时就捂嘴不说。” 他骂梁先生贪污，资料都是学社，梁一人都霸占，还有经济问题。尽挑毛病。（学生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在杨鸿勋的记忆中，每次刘致平急着找梁思成，屡被人拦阻。但他一见到梁又规规矩矩，呑呑吐吐，说话小声。梁不客气顶他，有时又连批评带安慰：“研究室是党办的，比私人学社要好得多。你好好干，将来就是副主任……”刘致平在梁那里碰钉子回来，气呼呼地说：“梁这个东西，给我耍无赖……”梁曾回应：“你说我贪污，告吧……”

　　梁与刘相交几十年，爱恨交加，不可言及。他们相互冲突的百般滋味，后人是难以体会周全，弄不明白。梁思成晚年学生黄汇记住了梁发自心底的几声叹息，赞赏中夹带有几分不安和凄迷：“我们这里有学问的，刘致平、莫宗江……”“莫宗江没读书，他有学问。《营式》印刷不好，颜色对不对我记不准，要去问他。”（2002年3月5日口述）学生有才却不同心，老是拆墙脚，甩冷语，给冷脸，这是让晚年梁思成最觉伤感和无奈的地方。

　　六

　　陶宗震在接受采访时，一再说到老师梁思成做人的难处：“梁先生在北京树敌很多，在北方没有朋友，在南方有。他的志趣相投的老友多在南京、上海，在北京则多是互相瞧不起的同行。”（2002年2月6日口述）

　　头一个不服梁思成的就是出身北大工学院的朱兆雪，在比利时学水利，当过市设计院总工程师。他精通结构、数学，善于解决建筑上的难题。陶宗震回忆道：“梁思成在领导面前说这不行，那不行，而朱说可以，在人民大会堂搞结构果真就行。”王其明介绍说，朱兆雪年纪较大，头脑好用，能量大。他看不起梁先生的造型技术，认为梁的设计是多余、空想，嘲笑梁所谓培养学生想像力的教学思路。这主要是结构、建筑是两码事，北大培养建筑师可以当结构建筑家使用，会计算。我们去中直工程处实习，主任一听我们是清华建筑系就不喜欢，北大学结构的人实用。两校之间互相看不起，林微因就不愿让儿子上北大，不让儿子走那条路。（2002年2月6日口述）

　　长期在北京城建系统工作的温梓森曾见过梁、朱的争吵，有一次在书记兼市长彭真主持的会上两人当场顶撞，梁大声说：“朱兆雪，你根本不懂建筑。”朱反驳说，你不懂。温梓森回忆道：“解放前北京市建筑师没几个，朱是屈指可数的名人，设计过首都电影院。他借靠建委赵鹏飞，参与不少城市建设。”他说，当时首都城建分两派，一派是老北大工学院，代表人物是朱兆雪、沈琦，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队伍；二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队伍，加上南方来的设计队伍。（2002年3月19日口述）

　　两派的对立很明显，中央建设部机关是两派，北京市规划局也出现两派。清华建筑系逐渐占了上风，暗地里提出的口号是“进攻三院”，即建设部规划院、工业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正因为这三个单位清华学生很多，以致后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都不敢再找清华学生，用了部分同济、浙江大学毕业生，避免一家独大。
梁思成与南方的名建筑师来往密切，如美国宾大同学童隽、杨廷宝等，尊敬有加。他与南方人的设计队伍较有共同语言，对朱兆雪强势的行为同样不满和反对。因此他时时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内的动向，对朱的起落颇为在意。如筹建东郊面粉厂厂房，最终确定由南方人设计，不赞成朱的方案；第一机床厂铸工厂房是朱兆雪设计的，但工程建设中出了问题，南方设计师借机集体攻击；确定杨匡麟设计北京王府井附近的和平宾馆，朱兆雪又认为是南方人抢了北京买卖，非说和平宾馆设计不行，要垮，杨匡麟不与之争论，反而又加盖了一层。与朱兆雪他们在设计图上相争几十年，党政相关部门时而利用时而制衡，双方挤兑时就难免达到了人际上相当恶劣的程度，这对于梁思成来说确实是一种长久的劳神伤情，内心郁结很难得以舒展。

　　梁思成政治上一旦被动，就必然屡屡在人际关系上陷于困局，反目和隔阂相伴相生，有人嫉恨他的得志，有人怪罪他的不提携，有人在逆境中落石，他自己性格上的懦怯和不足、解决能力的弱化及历次政治运动天生的晦暗和惨烈又会加重这种复杂程度。学生黄汇六十年代初清华毕业欲赴新疆工作，梁思成曾经感慨地告诫：“对你表面好的人，不一定对你好。有的对我好的人，最后批我时很不实事求是。但是这就是社会。要学会与人相处，不要像在学生时代孩子一般。”（2002年3月5日口述）黄汇记得，梁先生说这些话时，语速很慢，间断地迸出短句，笑容渐无。

夺标

三

　　莫宗江是梁思成、林徽因在营造学社带出来的小徒弟，手把手教会技艺，绘图手法高超，应该算是清华建筑系里梁的嫡系弟子。但奇怪的是，他与反梁的周卜颐私交甚好，周戴右派帽子后，他还时常偷偷去周家聊天，从隐蔽的阳台门直接入房，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莫宗江对恩师梁思成的心态极为复杂，既恭恭敬敬但心里又暗藏不少意见，有时发作起来颇具危险性。譬如1955年4月周卜颐他们在会上“造反”，提出梁思成、吴良镛平时作风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应该撤换他们。莫宗江悄悄地告诉系里党员教师：“抗战时美国国务院文化专员来中国曾经给梁美金二百元，让他研究中国建筑。”这指的是美国驻重庆使馆官员费正清夫妇在四川李庄营造学社与梁、林来往的事情，莫宗江作为在场者知道费正清只是帮助研究古建，此时他却怀疑梁的背后是否有“美帝搞阴谋”。这个信息很快就刊登在1955年4月27日市高校党委会《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86期上，在当时应该视为尖锐的材料之一。

　　初中没毕业，就当上清华教授。建筑系上下都知道莫宗江这段传奇的经历，其间都是梁、林几十年亲授的功夫。他对梁、林的不满和埋怨，反见出人性深处的隐秘、微妙和双重懊丧。

　　莫宗江是广东人，他感悟好，有天分，图好，木工好。写文章困难，梁、林帮助他写，在营造学社晚期会刊上发表。后来出差写信，写了半天就写几句。莫公当老师，讲课困难，讲平面几何吃力，后来干脆不让他开。提莫宗江当教授，有人有意见。莫却处处骂梁。（学生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梁与莫宗江没有很大的矛盾，但莫有意见。梁、林一手把他带起来，那时才十几岁，画图，梁教他，给他书看。初中没毕业，拿到高工资。梁、林有傲慢，对莫宗江当小徒弟斥责。50年代初期，人际关系有了新的变化，搞运动搞乱了。梁、林人前背后对他不尊敬，习惯了，因为以前都是手把手教出来的，像对着徒弟的口吻说话。他当教授的听了不舒服，有自卑感。（学生陶宗震2002年2月22日口述）

　　在莫宗江的问题上，梁思成、林徵因处理得有些不慎和大意，没有顾及小徒弟当教授后细微的变化和颜面，埋下结怨的关节。莫长于手工而怯于理论，一旦梁、林批评其不足，日积月累，性格使然，他的自卑和反弹也是强烈的。

　　学生陶宗震回忆说：“梁先生树敌很多，有的是学术观点导致的，有的是没有必要的因素造成的。如沈理源 并未不尊敬梁，梁、林很看不上沈，有矛盾，梁话中有话老批评沈，批评起来不客气，是不必要的刻薄。”新林院最早是沈设计的，梁、林不满地说是“英法大战”，意思是说三个档是法国旗，上面打叉是英国旗。由此陶宗震感慨而道：“林（徽因）先生是文人，语不惊人不行。戴念慈原是梁先生从南方请到清华的，戴写文章批评梁、林，认为法式不顶用。记得林先生作了批注，大意是你说不行，拿出作品来看看，看你的作品就知道会是怎么样？”（2002年2月22日口述）梁、林有时说话语气很大，不留余地，会让人心里不快，由此有意无意之间就结下怨恨。
四

　　不管怎样，建筑系老学生们觉得梁先生在大局上还是能容纳人的缺点，不计较前嫌。楼庆西举例说：“有的老师脾气怪，如高庄，有个性，梗直，梁先生说，‘有本事，我让他三分。’”（2002年1月28日口述）陶宗震记住这样一个场景，抗美援朝时批判崇美思想，在一次批梁会上，高庄站起来，指着梁、林说：“你们两口子剽窃，干了不少。”梁说：“你说的我不理解，你说具体？”高却不说。陶宗震分析说，这可能指的是国徽图案设计过程的琐事，涉及麦粒、红绶带等程式化问题，高庄只是在技术上进一步完善，但不能说梁剽窃。（2002年2月6日口述）

　　时为梁思成研究生的王其明对高庄制作的国徽模型印象至深：“高庄是个精巧的木工，做了一个模型，有齿轮、麦穗，避免方案的缺点。他给毛写信，毛回信。高性格暴烈，嫉恶如仇，说话伤人，跟不少人难以团结，冲撞厉害，梁先生还是用他，重用他。高没有资历，手下工夫真好。”（2002年2月6日口述）让学生们遗憾的是，课改后高庄被分流到中央工艺美院，依然孤高自负，说话照样锋利，在那里被打了右派，一生蹉跎，生活困苦。

　　“剽窃问题”一直贯穿五十年代，每逢政治运动就必有人拿此说事，让梁思成愁闷不堪。1955年初春《北京日报》奉命召开有关批梁的内部座谈会，“剽窃”之说一度占了上风，让主持批判者以为找到致命的武器。

　　刘敦桢在会上说梁学术上剽窃，独乐寺是日本人发现的，先做了古建考察，梁剽窃日本人的成果。朱启钤的孙子也骂梁剽窃。那天晚上会后吃夜宵，周游（《北京日报》负责人）、张大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觉得收获大，问我知道这些事？我说，剽窃独乐寺没意义，梁用近代科学方法考察，是自己的工作，剽窃是站不住的。他们听不进去。

　　批梁领导小组开会，他们汇报，说有很大发现。彭真没参加。当时周扬首先说，这种事情不要拿到这里讨论，剽窃事共产党员还干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讨论学术思想。（时任清华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周扬一时阻止了“剽窃说”的张扬，但说梁“剽窃”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文革后还有人紧紧咬着此点不放。实际上营造学社作为自主的民间社团，走的是美国基金会样式，使用部分庚子款，归梁支配，提个报告显示一下成果，就结束一个课题。很多人不相信梁思成在此经费问题有大误。

　　从营造学社开始，刘敦桢与梁思成就是相知很深的同事关系，几十年共事大体友好，在学术上还是互相尊重。但是1955年时他对梁的批判和揭发非常厉害，尤其是“剽窃说”直接伤害到梁的人品问题，让梁在众人面前难堪。时隔半个世纪，学生们对此倒是持谅解的态度，杨永生说：“刘敦桢当时要求入党，在政治运动之下自然表现很积极，难免会说过头话。建筑界搞运动是推波助澜，越是好朋友越要批，要保护自己。”（2002年2月21日口述）王其明认为：“有人说刘敦桢批梁，不批不行，不说话会很危险，会被认为是落后分子。有的党员出身的人，一点不懂古典建筑，不需根底，就是反对梁，说‘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打倒梁思成’。刘敦桢与这些人不同。”（2002年2月6日口述）

　　据说，当年营造学社经费困难，刘敦桢离去，梁思成还掉眼泪。但是离开的真实原因，知情者不说。杨永生曾经私下问过刘敦桢的家人，均不说，儿子回答是“晚辈不说长辈的事”。但陶宗震偶尔一次听刘师母讲，大家吃散伙饭，吃完后刘敦桢忍不住拍桌子大骂：“我是净身出户。”意思说被扫地出门。

　　让刘敦桢在意的是，梁思成1947年到美国讲学，带去一大批古建资料，其中有刘的资料，刘内心里对此事不释然，始终认为是剽窃行为。学生辈对此颇为无奈，归结为小生产意识搞不好社团经营，关系没梳理好，制度预设不规范，必然矛盾丛生。

　　建筑系有一传言，1962年梁思成与林洙结婚，刘敦桢说了四个字：“多此一举。”

　　2002年1月8日，笔者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采访林洙，她形容梁思成五十年代绝对相信党，就像在闷罐里显得幼稚。她说：“梁思成和刘敦桢他们曾一块研究古建，有矛盾，刘常说梁的缺点，我从来没有听梁说到刘的缺点，梁还是能宽容人的。”（2002年1月8日口述）

夺标

陈徒手：1949年后梁思成人际关系小考
1955年3月初在校党委强硬运作下，清华建筑系在内部展开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活动，先党内后党外，层层波及，短兵相接之后就是大面积的激烈揭批。系主任梁思成既是运动的斗争靶子，又是思想划线的分界点和标志物，众人围绕着他的政治问题相争不休，又缠结在旧日矛盾而无法自拨。

　　清华大学党委很快发现，过去所谓“受压制”的教师此次表现得特别积极，发言中屡屡指责建筑系的办学方向有问题，尤其与梁思成关系不睦的副教授周卜颐除了在会上公开点名批判，还直接写信给校长蒋南翔，要求撤换系领导。（见1955年3月15日市高校党委会《人大、北大、清华三校开展学术批判与讨论的一些情况》）周卜颐怨气如此之大，在于两人之间因学术分歧而多年结下的不快。留美刚回国的周卜颐推崇美国建筑的现代风格，对二十年代留美的梁思成的教学思想颇有成见，认为是落伍的复古主义，早已过时。而梁思成则鄙夷地称周为“泥水匠”，反批为“资产阶级结构主义”。

　　1948年北平解放后，梁思成欲组建国内阵容强大的建筑系，从国外多方招回一些专业人才，曾获美国建筑比赛大奖的周卜颐就是其中网罗的目标之一。周卜熙的儿子周申回忆说：“梁思成是通过莫宗江给我父亲写信，劝他回国为新中国服务。父亲信了，就跑回来，回来时在清华、北大教课，北大还派小车来接他上课，风光一阵。”（2012年12月21日口述）周卜颐迷恋摩天大楼、立交桥等现代城市元素，觉得这是统领世界的新兴技术，瞧不上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指责是劳民伤财，费工费料。这就必然与梁思成为代表的建筑系教学主体发生冲突，梁思成、吴良镛等系里负责人处理业务问题时有所偏心，重视程度不一，周卜颐自然感受到“被排挤”“不受重用”的滋味，他曾在系里大会上公开说是“备受冷眼”。据周申讲述，头几年周卜颐夫妇还能应邀参加梁思成林徽因的家庭派对，喝下午茶，后来双方关系转冷，来往逐年减少。

　　批梁运动一开始，周卜颐就处于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认为自己一向受压，一直坚持反对“大屋顶”的复古主义，并拿出自己设计的作品到处宣传。最厉害的时候，周在讨论会上发言极为高调，锋芒直指系领导，他说：“问题是出在以梁思成为首的小集团。”并指出：“吴良镛是梁思成错误思想的鼓吹者，设计教研组主任张守仪是执行者，历史教研组代主任胡元敬是指导者，应作深刻检讨。”（见1955年4月23日市高校党委会简报《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情况》）周到处开火，逼得被点名的人勉强报名发言，检讨再三，暗地里埋怨道：“自己还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据系总支汇报，许多教师对建筑系工作的错误和缺点的责任属谁问题异常关心，情绪有些紧张，此外还有教师为梁思成抱屈。

　　周卜颐会上的发难必然招致不少人的不满和紧张，最后还得校党委出面“教育”周，让他在态度上稍加减缓，力求会场火药味淡化一些。

　　二

　　谈及当年父亲周卜颐发言时的愤激姿态，周申感慨而道：“他也想为国家做贡献，但在建筑系不得志，老是被否定，学术思想得不到支持，心里有所不甘。”（2012年12月21日口述）清华建筑系教师支部几次向上反映说，周过去一向受梁思成的压制，因而此次批判的态度较为激烈。

　　周卜颐在发言中屡屡说到过去教学中的分歧点：“设计时，如果我们改变了一些中国建筑式样，梁思成就指为‘不三不四’，如果用了一些外国东西，他就说，‘这不是中国有’，是‘洋楼’。”周指责梁先生看不起工程技术，认为工程技术教研组都不懂建筑艺术，把搞实际工作的建筑师视为“泥水匠”，并说“其人其事为士大夫所不齿”。他觉得梁不该说这样的话：“工程技术是建筑艺术的奴仆。”

　　周卜颐下面一段发言较为典型，挟带政治性用语，颇具杀伤力，可以想像当年对梁思成所构成的冲击：

　　梁先生对古建筑是一片歌颂声，没有批判，把古建筑看成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偶像，使人觉得抄袭、硬搬已属不易，批判创造更不可能，梁先生把古建筑凝固了，总结出“法式”，把自己的设计活动局限于“法式”中，结果使建筑的道路愈走愈窄，等于作茧自缚，因为“法式”不能全部解决新时代人们提出的问题，无怪乎在设计高层建筑、新建筑时，梁先生自己也说：“困难突出”、“常常是设计时的最大苦恼”。

　　……事实上，正是古庙衙门式的建筑使人失掉了对新时代的感觉，遭到人民反对。

　　梁先生言行不一，口头上赞成批判吸取古人的、外国的有用的东西，但实际上只是要复古。这是对待民族遗产、世界文化极其粗暴的态度。梁先生对古文物也要一律保存，这在实质上并不是爱护遗产。（见1955年4月28日简报《周卜颐教授在3月24日系学习会上发言摘要》）

　　周卜颐在讲话中引用周扬著名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战斗”，以此来作为自己论战的勇气。直至当年5月7日中共高层已有收兵之意，周还顽强地在会上追问：“为什么梁思成还不检讨？”

　　梁、周之争实际上是学术分歧的恶性延伸，借助外在政治运动的打压，使本来简单的争论变得复杂和不可调和，加重了两人的人际矛盾，最后都懒得修复，只能在一次次运动中反复恶化。1957年夏天，周卜颐被划为右派，罪状之细之多，都是多年积累所致。儿子周华回忆说：“譬如他对苏联建筑不满，是反苏罪；对领导不服，说话很冲，挺损人，也是罪。他还建议北京饭店应该建停车场，市领导不接受不高兴。这不是找死吗？打成右派后，他窝了一口气，完全变了一个人，忍气呑声，被折腾了二十多年。”周华称，是否因为梁思成的关系而直接导致被划右派，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迹象。但是在家中父亲始终不愿再提梁的名字。

　　文革后，儿女们要参加高考，周卜颐一再强调：“上大学可以，别上清华，这不是好人呆的地方。”周华感叹说，我们从小就感觉到，建筑系教授有才，各有特点，历经运动磨难，有的变得尖酸，有的滑头，没有一个是老实的。（2012年12月21日口述）

　　学生们对周卜颐做学问颇为赞赏，只可惜他的人生行程过于悲剧。学生彭华亮叹息道，周先生有个性，脾气倔，直率，不讲策略，容易得罪人。（2002年2月21日口述）另一位学生张驭寰无奈地说：“周卜颐留美，学新建筑。梁对他不感冒，周没事就老拿学术问题回击。清华派系多，特别麻烦。”（2002年2月27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