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医学院演变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大学,它建于1879年。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销,前后历时73年,它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教会高等学府。 圣约翰医学院是约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1880年文恒理在虹口同仁医院创设的医科。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专设医科,以文恒理为主任,学制四年,给予文凭但无学位。1906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由于选读医科者必须在圣约翰大学认可的大学或同等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以上,所以圣约翰医科的学制是七年。 圣约翰医科早期的发展困难重重,主要是经费支绌和师资短缺。学校不得已而采取隔年招生,接收5-10名学生的新班级,规模甚小。1914年通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督教协会的斡旋,圣约翰与该校医学院达成协议,将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和圣约翰医科合并,成立圣约翰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由莫约西任第一主任(莫约西是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1918年原计划在上海设立医校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圣约翰募集2万美元为条件,增8万美元以加强圣约翰理科各系。结果圣约翰用此款在苏州河左岸建造新科学馆,馆分三层,化学、物理、生物系各占一层,并添置了不少设备,医预科的教学因此而加强。由于莫约西等人的鼎力和校友们的鼎力相助,约大医学院从此进入了重要发展时期,20年代中期每年能招收一个新班子,入学新生量逐年增加。这样,同仁医院已不可能容纳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于是就把临床前期两年的课程布置到大学的科学馆上课,陆续建立人体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微生物、药理、病理的课堂及实验室,进一步改善教学设施。由此,约大医学院逐渐闻名遐迩,其毕业生开始在医务界崭露头角。莫约西1931年曾撰文说:“圣约翰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入学要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虹口的同仁医院无法维持,不得不迁到九江路圣三一堂北部学舍。1937年10月初中国军队西撤时,经倪葆春等人的交涉,租下了长宁路中山花园对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其改造为同仁第二医院,收治难民、伤兵,并作为约大医学院教学医院。1939年约大医学院部分医生、护士组队在倪葆春率领下赴云南滇缅公路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莫约西被遣返回国,由刁信德教授任院长,黄明新教授主持教务并兼同仁医院院长。战时经费来源断绝,师资力量不足,黄一人兼教五门课程,且放弃教授薪金,勉强维持,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莫约西重返医学院任代理院长。1947年从滇缅公路返回的倪葆春出任院长,他就任后给美国基督教在华高校联合董事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和平降临时,我们大多数当然回到上海,但我们发现同仁医院暂栖于福建路,失去了几乎所有东西,包括书籍和病历档案,但宏仁医院却保持了大部分设备,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个医院都合并在宏仁……目前我们有154名学生,不包括预科生,其中女生有40名左右,约占三分之一。女医生在中国的前途看好……在56名教职员中有44人搞临床,其中9人专职,35人兼职;前期有17人,其中10人专职,主要搞解剖和组织学。” 1947年约大向国民党政府立案,除遵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原有七年制仍继续沿用。战后教会津贴减少,医学院经费拮据,人员设备无多大发展。1950年医学院教师总数为58人,其中教授28人,讲师15人,助教15人,教授多数为兼职,讲师、助教多数为专职。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刁信德、刁有道、江上峰、胡兰生、俞庆恩、王逸慧、张福星、陈邦典、王以敬、黄铭新、郭迪、董方中、周孝达、马安权、何尚志、江绍基、王一山、陶清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颜福庆曾创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5】 圣约翰读医科相当严格,读医预科的学生大约只一半能进医学院,正常情况下,在一年级是120人,7年后只有七个左右可以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49年地下党(共产党)找到学校,因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急需人才,要圣约翰多放一些学生毕业,我父亲是52年毕业的,他大学读了8年,他们那一批出来了28个(下面名单所列不止28人, 不知何故?可能有上一届遗留下来的毕业生),父亲的大学同学在国内的都是顶级医学专家,但多被整得七荤八素,其中有2人自杀和一人精神失常。这一届这是圣约翰医学院毕业生最多的一次。同时为照顾53届 (即下面上海第二医学院1952届毕业生),当时在实习,课都讲完了,提前发放约大毕业证,大概也有30来人。这两届的名单如下: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2年同学录
何尚英(已故) 胡泉祥(已故) 梁定中(已故)刘永壮(已故) 陆道炎(已故) 夏宗馥(已故)俞少华(已故) 蚁国钧(已故) 张翘楠(已故)周保和(已故) 林雪玉(已故)林泽彦(已故) 徐方贡(已故) 周孝增(已故)陈培恩(已故)
蔡诗观(Ohio) 陈海琼(上海) 陈敏娴(北京) 褚大由(蚌埠) 黄英瑜(洛杉矶) 金大猷(盐湖城) 蓝芝泰(哈尔滨) 林泽群(新泽西) 潘祖德(旧金山) 任希慎(雅加达) 翁仲颖(上海) 巫协宁(上海) 夏求明(哈尔滨)杨婉华(上海) 姚岱(休斯敦) 尹遂文(上海) 张慧墨(蚌埠)
上海第二医学院52届毕业生
唐锺千 张友刚 郑忠华 蔡一新 胡庄娟 金景新 孙六肴 庞澄 谢持鉴 卫涛 吴明明 朱瑞珍 陈纪勋 陈天培 戴立煌 胡伟萍 蒋礼平 曲克瑛 尤振华 李传福 李苏德 周鸣皋 周蕴瑜 宋亚卿 余德钫 陈怡雍 蒋英 邓其昌 冰火两重天-毕业生的境遇
圣约翰从未有过的哈佛或牛津大学的国际知名度,就是在其鼎盛时期,每年毕业也仅约300人。但对于它的存的73年,圣约翰 和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教会大学一起为中国培养一批有着一套独特学历的毕业生。由西方和中国的教授任教,这些学生同时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汉语,浸淫在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中学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海外校友的名册读起来就像联系中国和西方的名人录。退休的政治家,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是1947年圣约翰的一个毕业生。通常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现代中国的第一个亿万富翁,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还有台湾的前总统--已故的严家淦都有一个圣约翰的文凭。两个在20世纪初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宋子文和顾维钧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如果没有香港电影制片人邹文怀,武打明星李小龙就不会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来美国之前,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毕业于圣约翰中学。 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向西方开方时,原来的圣约翰的毕业生--尤其是那些在国外 的企业家,银行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学者们,如同很多机构一样,这个长期消失的大学,帮助中国将之导入世界经济之中。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留在国内的圣约翰的毕业生,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淡化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甚至于烧毁自己的文凭来保护自己。据1951年的毕业的沈先生说,当他对一个党的干部时说他毕业于圣约翰时,哪个干部的反应是:“你是说那所帝国主义的黑学校?沈先生说:“我当时觉得很有罪恶感,我想不出一个答案,我只有低下头,默不作声。” Banny Pan,84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十年在江苏省教了20年中学英语, 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当他的学生知道他的过去的特权阶级出身--包括他的圣约翰的历史, 就把他关在学校里一个临时搭建的监狱里(牛棚)。“我有6年没有教书,”潘现在住在纽约皇后区,并负责美国东部圣约翰校友会。 他说“学校的红卫兵一直把我关在牛棚里”。与之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圣约翰的海外校友则在海外已建立自己的事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渴望帮助他们的故土。圣约翰的价值观一直强调服务祖国,沈先生曾经是一家香港的商业报纸的总编辑 ,他说:“很多人思考如何使中国变得更好和赶上与外部世界”,那些离开中国的幸运者,也有内疚感,罗伯特?温,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土木工程教授,他说,他感到尽管他深爱美国,而且他在美国已三十多年,但还没有帮中国做任何事,为此他感到惭愧。在20世纪80年代,他接受了中国官员的邀请而在中国讲授他的专业课程,他回忆说,感觉“像已婚多年的妇女,首次返回娘家。” 圣约翰和中国的其他教会大学的校友们竟然是如此有助于中国重返世界舞台,傅高义教授,他是哈佛大学退休教授,专门从事东亚研究,他说。 “它使中国如此之快与西方国家联系起来,”。香港校友准备帮助(中国)建立商务联系,各地的毕业生被请回来,不仅用他们在科学,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用他们不寻常的见识来弥合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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