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徐之凯
2015-06-04 09:04 来自 私家历史
宿敌的要求：全面消灭德国
在二战欧洲战场的美苏英法四大盟国中，法国由于曾被德国占领，因此对德政策形成得最晚，也最为独特。这一方面是德国对法国安全威胁最大，战时破坏最深，法国民族复仇感极为强烈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三大国在对德决策时长期排挤法国所“逼迫出来”的结果。 
重返巴黎发表讲话的戴高乐将军
早在巴黎光复前一月，1944年7月25日，戴高乐将军便宣布：“为了使法国的复兴成为可能，必须消除日耳曼主义的侵略势力……不许可再次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帝国！……这是防止德国危险势力再起的首要条件……假使日耳曼民族的每一州可以独立存在，各州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处理自己的利益，就很可能避免这样组成的联邦走上奴役的道路。如果把作为战略物质来源的鲁尔区置于国际管制的特殊制度之下，就更容易防止这个联邦走向奴役邻国的道路。另一方面，莱茵地区当然要由法、英、比、荷四国军队占领……最后，一定要使萨尔自成一州，完全保持德国特点，而在经济方面则与法国联合，以该区的煤炭抵补对我国的赔偿”。换而言之，法国对德国的处理方针有四大要求：
（1）解散中央集权，建立联邦制松散国家。（2）鲁尔国际共管，保证鲁尔的工业生产力不再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3）莱茵区实行共同占领，保证法德边境要地安全。（4）经济上吞并萨尔，用萨尔的煤矿恢复法国经济。可见，法国的对策是要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彻底地消灭德国，使之成为多个不再具备战争能力的小邦国，从而解除对法国的威胁。戴高乐的这一旨在多方位分裂德国的决策获得了法国舆论的拥护，因为经历过德国占领的法国各界均认可这一原则：“战后的解决方案必须要保证1940-1944年间法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永不再发生”。出于这一急迫的安全原因，法国的“四点要求”几乎都是即时性的，用戴高乐的话说：“德国应有的结构形式必须是和平的，而且必须在‘天火’把铁烧得柔韧的时候来锻造它。”
戴高乐“趁热打铁”，英美苏却将其撇在一边
加拿大魁北克市，1944年9月。前排坐着的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少将阿斯隆伯爵。后排站立者为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然而与戴高乐“趁热打铁”的劲头相反的却是三大盟国外交上对法国的长期冷落。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英美并未通知法国方面；10月丘吉尔、艾登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协议也未将内容知会法方。这对于刚刚在8月25日实现巴黎光复、10月建国的法国人来说无异是一泼冷水。戴高乐判断盟国存在排斥法国的倾向。对此，戴高乐抱怨称：“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细微的方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戴高乐寄希望于让法国积极参与对德管制：“实际上，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此举旨在通过参与处理德国问题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为此，他以“不合作”来要挟三大盟国在对德问题上重视法国：“无论是关于德国领土的占领问题，对被占领地区的德国人民应采取的行政制度和他们将来应确立的制度问题，也无论是关于东西南北国境的确定问题或者应采取的军事、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管制措施问题，以及关于可能脱离德国的居民的命运问题，只有在法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我们才准备执行。”他在与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洽谈中也一再地强调自己的“四点要求”，1944年11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就“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要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
法国的坚持与妥协，最终参与对德管制
为了安抚法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为法国争取到了在德占领区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 ACC）成员之一的位置。这一举动给法国打了一剂外交地位上的强心针，同时也给予了它ACC成员否决权这张底牌。
然而，让法国人想不到的是，法国之所以能在德国立足，是由于雅尔塔的妥协，而其代价就是不让它参加波茨坦会议。戴高乐就曾抱怨：“他们承认法国也应该有一个占领区，但这个占领区在什么地方，始终是含糊其辞的，关于德国各州的未来制度，关于鲁尔区、莱茵区、萨尔区等等，他们更是不愿意同我们谈任何具体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好像参加了一种不许我们插手的游戏。”原本以为已经摆脱了外交窘境的法国这次反应非常强烈，为此再度拾起了“不合作”的旗帜：8月7日，法国外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向美英苏三国大使表示，法国政府为波茨坦会议未能让法国参与感到遗憾，称虽然大体上接受波茨坦协议，但“他不能不问情由地同意在德国成立一个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不能为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所约束。 
法占区印发的法文版盟国管制时期德国与奥地利占领区地图，左下方蓝灰部分为法占地区
9月14日，皮杜尔再次明示法方ACC成员将否决一切轻视法国要求的决议。之后其他三盟国任何建立德国中央集权形式的尝试——无论是全国性政党和中央行政机构，抑或是波茨坦协议中规定的财政、运输、通讯、外贸、工业等方面的统合组织，法国都以ACC的成员权力予以否决。此外，法国还进一步要求对德国经济进行干预，从1945年11月到次年1月，法国多次向美英建议对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但均遭拒绝。1946年1月20日在对德管制上持不合作态度的戴高乐将军下台，但忠于其对德方针的ACC成员代表柯尼希将军（Marie Pierre Koenig）、ACC协调委员会代表科尔兹将军（Louis-Marie Koeltz）依旧维持前任的态度，使得法方的态度并未因外交压力及国内的政治变动而发生变化。 
法国驻德占领军与法占区军政府标志
1946年4月25日，四国外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巴黎召开。法方在会上正式要求萨尔经济上归属法国并分割鲁尔、莱茵兰地区。但由于法国向来的不合作态度，各盟国始终没有对法国的要求做出明确回应。在僵持的情况下，12月20日，法方代表科尔兹将军在ACC例会前数小时突然照会其他三国，强行宣布萨尔并入法国关税经济区，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事件是法国一意孤行推行自己对德政策的顶点，但也使美英认清了法国外交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一旦德国形势的发展影响到法国本身的利益，法国也会同样果断地改变态度。
1947年8月22日至27日，美、英、法三国代表就ACC在1946年3月26日制定的战后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修改问题在伦敦进行会谈，美英依照参联会1779号指令精神要求迅速推进德国工业重建。法国则担忧德国会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本身）实现经济复兴，从而危及法国的安全与发展。最终，在美英承诺德国复兴不应优先于欧洲其他民主国家的保证下，法国有保留地同意了美英的主张。
法德合作：我们同为欧洲人
1947年3月10日，四国外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德国的统一问题成为会议上美苏争执的焦点。随着冷战局势的日益紧张和美英对德国的扶持力度加大，法国逐渐意识到了改变方针的重要性。法国一直谋求鲁尔区经济国际共管，但1947年9月10日，美英在未知会法方情况下，依照1779号指令精神将鲁尔矿区由军管改为美英监督德国人管理。这极大刺激了法国，使其认识到如若再持不合作态度，在经济政策上一意压制德国，势必会被排挤在未来对德管制乃至欧洲复兴计划之外。
1948年，法国外交部重估对德政策，认为因法方占领当局缺乏对德持久、建设性政策，已经损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故必须放弃以往的孤立原则，采取更为积极的步调。1948年1月4日，法国外长皮杜尔在给ACC法方代表的指令中强调：“必须停止一切攫取、强迫销售以及明显浪费，应当尽一切努力与德国人进行有益的接触……并向他们表明我们并不打算主宰欧洲，而仅仅是要在联合与合作的欧洲中起令人尊重的作用。”柯尼希也表示：占领的初期阶段业已结束，“我们最为关注的不再是为过去进行报复，而是展望未来”，应当促进“德国在欧洲核心组织中的复兴尽快占据其应有位置”。
随着法国正式表态倾向英美，双占区开始向三占区发展。1948年2月23日，美英法三国副外长会议上，法国同意将法占区与双占区合并，共同建设“三占区” （Trizone）。因此该会议迅速拓展为西欧六国会议，并把议题从“三占区”直接升级到了建立正式的“西德政府”之上。6月7日，决定西占区未来的《伦敦议定书》得以签署，6月1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该协议，标志着法国对西德建国的首肯。至此，新生的德国从法国管制之初极力分割削弱的仇敌，变成了需要团结合作的盟友。西德成立之后，其领导层也开始意识到与法国关系的重要性，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甚至认定与法国和解是德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随着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磋商解决，1963年1月12日阿登纳与重新掌权的戴高乐总统在巴黎签订了《爱丽舍条约》，旨在清除德法两国的历史宿怨，促进两国的实质合作。从此政治上法国牵头，经济上德国支持的“法德合作”模式开始运行，并“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推动着整个欧洲的进步发展。 
戴高乐与阿登纳的历史性握手，下为两人留下的法德和解纪念石刻
纵观二战后初期法国对德政策的演变，戴高乐所提出的“四点要求”一味强调削弱德国，拘泥于以往欧洲法德争锋的历史，没有顾及美苏崛起及其在德利益要求的影响，不符合二战后欧洲格局的根本变化。法国的倡议不可能得到盟国的响应，戴高乐自己后来也承认：“我非常清楚，这样的问题绝不会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实现。”换言之，法国之所以选择孤立立场维持强硬外交，并不是真正指望依靠一己之力封杀新生的德国政权，而是在二战后实力不足国际威望降低的情况下，旨在利用对德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和在ACC中的否决权体现法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存在感”，迫使原本忽视法国的各大国重新正视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协商。而一旦德国独立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法国并不为自己过去的强硬否决态度所累，立即与美英配合成立了三占区，并与后来的西德政权达成了合作关系。
借德国问题打开法国的外交局面，开创一个有利于法国的欧洲环境，才是戴高乐“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一语的真谛，至于仇德的“四点要求”还是亲德的“法德合作”，不过是法国在不同局势下的策略而已。更何况法国对于相邻日久的德国的感情始终是矛盾的，压制德国与谋求合作的声音一直都共同存在。1945年10月3日，二战硝烟方才尘埃落定，法国人民心中对于占领压榨法国，制造了奥兰多尔村屠杀惨案的“德国鬼子”（Boches）骂声尚未停歇，提出“四点要求”方一年的戴高乐将军便亲临视察督促法占区建设，预言了法德共同复兴欧洲的历史使命：“我要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举复兴大业的考虑，并且我们知道此举必会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同为欧洲人，亦同为西方人!”
在二战欧洲战场的美苏英法四大盟国中，法国由于曾被德国占领，因此对德政策形成得最晚，也最为独特。这一方面是德国对法国安全威胁最大，战时破坏最深，法国民族复仇感极为强烈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三大国在对德决策时长期排挤法国所“逼迫出来”的结果。
早在巴黎光复前一月，1944年7月25日，戴高乐将军便宣布：“为了使法国的复兴成为可能，必须消除日耳曼主义的侵略势力……不许可再次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帝国！……这是防止德国危险势力再起的首要条件……假使日耳曼民族的每一州可以独立存在，各州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处理自己的利益，就很可能避免这样组成的联邦走上奴役的道路。如果把作为战略物质来源的鲁尔区置于国际管制的特殊制度之下，就更容易防止这个联邦走向奴役邻国的道路。另一方面，莱茵地区当然要由法、英、比、荷四国军队占领……最后，一定要使萨尔自成一州，完全保持德国特点，而在经济方面则与法国联合，以该区的煤炭抵补对我国的赔偿”。换而言之，法国对德国的处理方针有四大要求：
（1）解散中央集权，建立联邦制松散国家。（2）鲁尔国际共管，保证鲁尔的工业生产力不再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3）莱茵区实行共同占领，保证法德边境要地安全。（4）经济上吞并萨尔，用萨尔的煤矿恢复法国经济。可见，法国的对策是要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彻底地消灭德国，使之成为多个不再具备战争能力的小邦国，从而解除对法国的威胁。戴高乐的这一旨在多方位分裂德国的决策获得了法国舆论的拥护，因为经历过德国占领的法国各界均认可这一原则：“战后的解决方案必须要保证1940-1944年间法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永不再发生”。出于这一急迫的安全原因，法国的“四点要求”几乎都是即时性的，用戴高乐的话说：“德国应有的结构形式必须是和平的，而且必须在‘天火’把铁烧得柔韧的时候来锻造它。”
戴高乐“趁热打铁”，英美苏却将其撇在一边
然而与戴高乐“趁热打铁”的劲头相反的却是三大盟国外交上对法国的长期冷落。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英美并未通知法国方面；10月丘吉尔、艾登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协议也未将内容知会法方。这对于刚刚在8月25日实现巴黎光复、10月建国的法国人来说无异是一泼冷水。戴高乐判断盟国存在排斥法国的倾向。对此，戴高乐抱怨称：“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细微的方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戴高乐寄希望于让法国积极参与对德管制：“实际上，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此举旨在通过参与处理德国问题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为此，他以“不合作”来要挟三大盟国在对德问题上重视法国：“无论是关于德国领土的占领问题，对被占领地区的德国人民应采取的行政制度和他们将来应确立的制度问题，也无论是关于东西南北国境的确定问题或者应采取的军事、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管制措施问题，以及关于可能脱离德国的居民的命运问题，只有在法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我们才准备执行。”他在与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洽谈中也一再地强调自己的“四点要求”，1944年11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就“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要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
法国的坚持与妥协，最终参与对德管制
为了安抚法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为法国争取到了在德占领区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 ACC）成员之一的位置。这一举动给法国打了一剂外交地位上的强心针，同时也给予了它ACC成员否决权这张底牌。
然而，让法国人想不到的是，法国之所以能在德国立足，是由于雅尔塔的妥协，而其代价就是不让它参加波茨坦会议。戴高乐就曾抱怨：“他们承认法国也应该有一个占领区，但这个占领区在什么地方，始终是含糊其辞的，关于德国各州的未来制度，关于鲁尔区、莱茵区、萨尔区等等，他们更是不愿意同我们谈任何具体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好像参加了一种不许我们插手的游戏。”原本以为已经摆脱了外交窘境的法国这次反应非常强烈，为此再度拾起了“不合作”的旗帜：8月7日，法国外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向美英苏三国大使表示，法国政府为波茨坦会议未能让法国参与感到遗憾，称虽然大体上接受波茨坦协议，但“他不能不问情由地同意在德国成立一个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不能为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所约束。
9月14日，皮杜尔再次明示法方ACC成员将否决一切轻视法国要求的决议。之后其他三盟国任何建立德国中央集权形式的尝试——无论是全国性政党和中央行政机构，抑或是波茨坦协议中规定的财政、运输、通讯、外贸、工业等方面的统合组织，法国都以ACC的成员权力予以否决。此外，法国还进一步要求对德国经济进行干预，从1945年11月到次年1月，法国多次向美英建议对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但均遭拒绝。1946年1月20日在对德管制上持不合作态度的戴高乐将军下台，但忠于其对德方针的ACC成员代表柯尼希将军（Marie Pierre Koenig）、ACC协调委员会代表科尔兹将军（Louis-Marie Koeltz）依旧维持前任的态度，使得法方的态度并未因外交压力及国内的政治变动而发生变化。
1946年4月25日，四国外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巴黎召开。法方在会上正式要求萨尔经济上归属法国并分割鲁尔、莱茵兰地区。但由于法国向来的不合作态度，各盟国始终没有对法国的要求做出明确回应。在僵持的情况下，12月20日，法方代表科尔兹将军在ACC例会前数小时突然照会其他三国，强行宣布萨尔并入法国关税经济区，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事件是法国一意孤行推行自己对德政策的顶点，但也使美英认清了法国外交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一旦德国形势的发展影响到法国本身的利益，法国也会同样果断地改变态度。
1947年8月22日至27日，美、英、法三国代表就ACC在1946年3月26日制定的战后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修改问题在伦敦进行会谈，美英依照参联会1779号指令精神要求迅速推进德国工业重建。法国则担忧德国会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本身）实现经济复兴，从而危及法国的安全与发展。最终，在美英承诺德国复兴不应优先于欧洲其他民主国家的保证下，法国有保留地同意了美英的主张。
法德合作：我们同为欧洲人
1947年3月10日，四国外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德国的统一问题成为会议上美苏争执的焦点。随着冷战局势的日益紧张和美英对德国的扶持力度加大，法国逐渐意识到了改变方针的重要性。法国一直谋求鲁尔区经济国际共管，但1947年9月10日，美英在未知会法方情况下，依照1779号指令精神将鲁尔矿区由军管改为美英监督德国人管理。这极大刺激了法国，使其认识到如若再持不合作态度，在经济政策上一意压制德国，势必会被排挤在未来对德管制乃至欧洲复兴计划之外。
1948年，法国外交部重估对德政策，认为因法方占领当局缺乏对德持久、建设性政策，已经损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故必须放弃以往的孤立原则，采取更为积极的步调。1948年1月4日，法国外长皮杜尔在给ACC法方代表的指令中强调：“必须停止一切攫取、强迫销售以及明显浪费，应当尽一切努力与德国人进行有益的接触……并向他们表明我们并不打算主宰欧洲，而仅仅是要在联合与合作的欧洲中起令人尊重的作用。”柯尼希也表示：占领的初期阶段业已结束，“我们最为关注的不再是为过去进行报复，而是展望未来”，应当促进“德国在欧洲核心组织中的复兴尽快占据其应有位置”。
随着法国正式表态倾向英美，双占区开始向三占区发展。1948年2月23日，美英法三国副外长会议上，法国同意将法占区与双占区合并，共同建设“三占区” （Trizone）。因此该会议迅速拓展为西欧六国会议，并把议题从“三占区”直接升级到了建立正式的“西德政府”之上。6月7日，决定西占区未来的《伦敦议定书》得以签署，6月1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该协议，标志着法国对西德建国的首肯。至此，新生的德国从法国管制之初极力分割削弱的仇敌，变成了需要团结合作的盟友。西德成立之后，其领导层也开始意识到与法国关系的重要性，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甚至认定与法国和解是德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随着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磋商解决，1963年1月12日阿登纳与重新掌权的戴高乐总统在巴黎签订了《爱丽舍条约》，旨在清除德法两国的历史宿怨，促进两国的实质合作。从此政治上法国牵头，经济上德国支持的“法德合作”模式开始运行，并“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推动着整个欧洲的进步发展。
纵观二战后初期法国对德政策的演变，戴高乐所提出的“四点要求”一味强调削弱德国，拘泥于以往欧洲法德争锋的历史，没有顾及美苏崛起及其在德利益要求的影响，不符合二战后欧洲格局的根本变化。法国的倡议不可能得到盟国的响应，戴高乐自己后来也承认：“我非常清楚，这样的问题绝不会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实现。”换言之，法国之所以选择孤立立场维持强硬外交，并不是真正指望依靠一己之力封杀新生的德国政权，而是在二战后实力不足国际威望降低的情况下，旨在利用对德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和在ACC中的否决权体现法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存在感”，迫使原本忽视法国的各大国重新正视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协商。而一旦德国独立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法国并不为自己过去的强硬否决态度所累，立即与美英配合成立了三占区，并与后来的西德政权达成了合作关系。
借德国问题打开法国的外交局面，开创一个有利于法国的欧洲环境，才是戴高乐“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一语的真谛，至于仇德的“四点要求”还是亲德的“法德合作”，不过是法国在不同局势下的策略而已。更何况法国对于相邻日久的德国的感情始终是矛盾的，压制德国与谋求合作的声音一直都共同存在。1945年10月3日，二战硝烟方才尘埃落定，法国人民心中对于占领压榨法国，制造了奥兰多尔村屠杀惨案的“德国鬼子”（Boches）骂声尚未停歇，提出“四点要求”方一年的戴高乐将军便亲临视察督促法占区建设，预言了法德共同复兴欧洲的历史使命：“我要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举复兴大业的考虑，并且我们知道此举必会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同为欧洲人，亦同为西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