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间谍佐尔格在中国名声响亮，可知道他的伙伴索尼娅的却寥寥无几。索尼娅曾是佐尔格的手下，一生从未失手。二十年的谍报生涯里，她在中国、波兰、瑞士、英国、苏联和德国之间穿梭，战后有惊无险地回到东德，算得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成功的苏联间谍。
       “索尼娅”是佐尔格为她起的化名，其本名为乌苏拉•玛利亚•库钦斯基（Ursula Maria Kuczynski），库钦斯基是她娘家的姓。索尼娅的娘家声名显赫，父亲和哥哥都是思想左倾的著名经济学家、德共党员，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她天生就同情穷苦人，以资产阶级为敌，16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岁便加入德共。
       在东德定居后，她以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为笔名发表了许多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1977年出版的带有自传性质的《索尼娅的报告》（Sonjas Rapport），这本书是应组织要求而写的，写成后却因内容敏感而不能出版，直到总书记昂纳克（Erich Honecke,1912-1994）拍板后才得以面世，但也只是删节本，完本直到2006年才与读者见面。德文原版的《索尼娅报告》，1984年版
       索尼娅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五年。在这里，她最先认识的是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结识了佐尔格以及宋庆龄、鲁迅、丁玲、冯达、陈翰笙、王学文等中国朋友——有些只是普通的朋友，有些则是并肩战友。
在上海加入佐尔格小组
       1930年，新婚燕尔的索尼娅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1903-1980）来到中国。汉堡嘉是索尼娅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建筑设计师，来沪是要应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建筑师职位。索尼娅特别想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来沪之前她向德共中央作了报告，他们认为她的想法太天真，告诉她中共已潜入地下，工作环境极为艰难，不过后来还是通知她，到上海后组织会与她取得联系。
       到上海最初的几个月，索尼娅过上了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成天不是请客，就是被请，不是打桥牌、打麻将，就是跑马跑狗。对于这对用全部积蓄购买了单程西伯利亚火车票、因为囊中羞涩不去餐车吃饭而用自备酒精炉做饭的小夫妻来说，这真是另一种活法了！在上海生活的洋人女子不用做家务，也不用管孩子，成天无所事事，又缺乏知识和艺术上的兴趣，这让她无法忍受。随处可见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更促使她急切地想要找组织、找共产党，去做革命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
       在上海，索尼娅认识了不少新闻记者，其中就有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中国记者、美国人史沫特莱，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周恩来和史沫特莱（中）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相识不久，史沫特莱对索尼娅说，会有一个共产党员来找她，是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此人正是佐尔格，当时他的公开身份也是德国记者。达成合作意向以后，佐尔格交代给索尼娅的工作只是提供一个房间让佐尔格小组成员会面，而不需要她参与具体的事情。就这样，索尼娅二十年红色间谍的生涯开始起步。
革命者的家属如何成为地下工作者
       工作的第一步，索尼娅就鼓动丈夫从朋友家搬出，在霞飞路1464号租了一套幽静的联排式花园洋房，空间独立，又不落单，利于佐尔格与同事开会议事。每周一次的下午会议，索尼娅从不参与讨论，只是承担站岗放哨的任务，有时她也把茶水送进开会的房间，不过为了不引起佣人们的怀疑，她很少这样做——上海滩哪有洋人主妇自己端茶待客的！只有其他成员离开后，佐尔格才与她闲聊，当然他是要通过谈话来了解和考察索尼娅。
       除了站岗放哨，索尼娅还主动承担起向佐尔格提供各种讯息的任务。她联络十九军，去医院探访伤员，与轻伤者聊天，询问其出身和参军及此次勇敢作战的原因，了解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对在沪日本军队的感受。此外，她还搜集在沪外国商人的想法，并提供给佐尔格。
       汉堡嘉对妻子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一直不知情。来开会的成员多是中国人，其中陈翰笙、顾淑型夫妇与他们平时就有来往，其他中国人则以索尼娅汉语老师的名义出入，所以并不惹人注意。直到有一天，佐尔格请求索尼娅收留一位受伤的中国共产党人，她才不得不向丈夫道出实情。为了妻子及新生婴儿，善良而宽容的丈夫虽不想介入地下工作，但也接受了既成事实。陈翰笙（左）和顾淑型（右）
       这位一点英语也不会的伤员在他们家住了两周，尽管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汉堡嘉仍对他诚心诚意。后来，他成了一名共产党，也为苏联做地下工作——一定程度上这是受到了妻子的影响，他也想由此来保全家庭，当然他原本就是左派知识分子，同情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汉堡嘉夫妇到沪之后，九一八事件爆发，西方各国不痛不痒地抗议几声之外，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一二八事件后，来沪的国联简直是在向国际社会演戏。尽管上海仍可保障外国人的安全，但在汉堡嘉夫妇看来，这已是明显不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信号！汉堡嘉和他在法国同公司的朋友，即介绍他来沪的瓦尔特（Walter）先后放弃在沪受人尊敬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底，佐尔格离沪赴苏。不久，苏联方面询问索尼娅，是否准备好前往莫斯科接受半年的专业培训，然后重返中国，索尼娅决定赴苏，尽管事实上组织无法保证她重返上海后的工作安排。也是到了莫斯科，她才知道，佐尔格给自己起了个化名——索尼娅。
战斗在东北的日与夜
       在莫斯科受训半年后，索尼娅回到中国，被派往沈阳。这次她的领导是工人出身的恩斯特（Ernst）。尽管这位领导态度粗暴，索尼娅却并不反感，她讨厌的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对丈夫汉堡嘉来说，这种安排无疑威胁到他们家庭的稳定，但他毫无怨言，仍对维持婚姻保持着希望。
       在沪购得大部分装配发报机的零部件后，索尼娅和恩斯特启程北上，然而偌大的沈阳竟然买不到整流器，恩斯特只得返沪购买。那时的整流器是边长20厘米的正方体，随身携带很难不被发现。那么，要如何安全运出上海呢？汉堡嘉买了一个单人沙发，与恩斯特一起把里面的填充物取出，再将变压器（整流器？）放进去，用绳子固定，再放回填充物，寄往索尼娅在沈阳住的旅馆。两个大男人的捆绑技术并不高明，抵达沈阳时，整流器几乎要从沙发中掉出来，幸亏还有一根绳子拴着！总算是有惊无险。
       索尼娅在沈阳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的美国书店Evans & Co.的销售代理，对她来说，这份工作并不陌生，她曾在柏林的Ullstein出版社做销售，也在美国做过半年的图书销售。作为销售代理，她向抚顺等地的大工厂、大公司成功推销了一些书籍。
       1934年5月，东北的抗日游击队非常活跃。苏联总部交待的任务，是维持总部与游击队之间的联系，并为游击队提供支援。要建立这种联系困难重重，首先是语言障碍，虽然她在沪坚持学习汉语，但读写能力还很有限。不过，她第一次接头失败的原因却并非语言。
       刚到沈阳没几天，索尼娅如约前往哈尔滨与一位姓李的中国人接头。索尼娅在自传体小说中称，不知是谁的主意，接头地点安排在一墓地门口，时间是在深夜！等来等去却没有人来，偶尔只有醉鬼走过。等了25分钟，她不得不离开。次日夜里再次去等，熬了20分钟，李姓同志还是没来。索尼娅只好返回沈阳。第三次恩斯特前往，仍不成功。在沈阳的首次任务以失败告终。
       后来听说，这位被总部认为非常可靠的李同志，事到临头因害怕而逃跑了。还好的是，他没有出卖同志。苏联方面只好派了一位苏联人来接头。
       来人指示，索尼娅的首要工作是找一处安全的住处，便于发报，理想的地点当然是独栋住宅。于是，她先去看了一位将军的别墅，房子很理想，但租金不理想，怏怏而归时她发现了花园里的一套石筑小房子——将军的小妾曾住在那里，这里有地下通道通往大别墅。进去一看，三间木板壁的房间，厨房和佣人的房间在地下室，房租每月30马克，一切都很合适！索尼娅在沈阳从事地下工作住的房子
        这样的工作环境里，索尼娅爱上了恩斯特——她鄙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潜意识里要做无产者的妻子。恩斯特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只是性格倔犟，行为粗暴，令人难以忍受——索尼娅怀了他的孩子，却坚决不与他同住一室，也不打算为他而离婚。
       在这栋小屋里，索尼娅需要一周发报两次——把中国报告发过去，再接收总部的消息，收发不成功，次日夜里再重新收发一次，重点报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吸纳的新成员以及政治和军事形势。
       游击队员都是“兼职”的，平日里是工人、农民和职员，与普通人无异，只有到行动时才聚到一起。他们的行动主要是破坏日本人的铁路线。索尼娅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游击队提供制造炸药的化学品——硝酸铵，这是农业上也需要的化学品，即便购买量大些，也不会引人注意。索尼娅和恩斯特就到店里一家家地问，有没有硝酸铵、硫磺和盐酸，其实这也够危险了，但是把化学品送到游击队，才是真的危险！
       有一次，索尼娅在吉林与一个游击队长的会面，比夜幕下在哈尔滨墓地接头更显离谱。从吉林火车站出来，洋妞索尼娅在人群中已很出挑，来接她的中国同志叫了两辆人力车，一前一后在沙尘飞扬的马路上跑了约40分钟。最后，总算在一个小棚屋前停下车，立即就引来一群人围观！进屋，上茶，递上化学品。游击队员确实勇敢无畏，但他们的确不懂地下工作！
       后来索尼娅经常与被称为“冯”的大个头北方人接头，有时在沈阳、有时在安东——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在那里。冯也曾到她家里取货。一次冯失约，索尼娅在接头点只看到日本人在溜达。后来才知道，冯已被捕，日本人在他家找到了炸药，这意味着酷刑和死亡。索尼娅一直牵挂着冯一家，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过冯没有出卖任何人。然而总部下令，要求她立即中断与游击队的所有联系并离开沈阳，这让她深感愧对战友。
 “最完美的间谍”，最幸运的结局
       离开沈阳，撤到北平。没有具体工作，像是在休假，可实际上索尼娅的生活急剧转折——她怀了恩斯特的孩子，可并不打算与他共同工作与生活，但她又不愿放弃孩子，尽管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劝她放弃。对丈夫的善良与宽容，她一直心存感激，虽然与丈夫一起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最终两人还是于1939年离婚了。1937年，索尼娅利用上海工部局提供给她丈夫回欧洲休假的机会离开了中国，又在苏联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培训——这一离开，就是半个多世纪。1988年她才终于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并见到了老战友陈翰笙，访问了曾经在上海的住所。索妮娅在淮海路旧居前

索妮娅与陈翰笙
       离开国后，索尼娅在波兰和瑞士做地下工作，后来到了英国仍从事秘密工作，并与自己的工作伙伴、一位工人出身的英国人结婚。在英国工作期间，索尼娅的父亲和哥哥正在英国避难，作为经济学家，这二位为索尼娅提供了诸多政治经济信息，这些信息最终为苏联所用。
       索尼娅为苏联秘密组织工作20年，直到1950年回到东德，几年后她专职从事写作。1938年以及1969年，她先后两次获得苏联红绶带勋章。1977年《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令她家喻户晓，这几乎使她获得“最完美间谍”之名。而她的前夫与那时很多立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既经受了敌人牢狱的折磨，也受到苏联的怀疑与迫害。虽然最终回到了民主德国，但已是饱受磨难。她在书中常常感念，很多战友应该获得更多的奖章更多的认可，他们的名字却几乎湮没无闻。相比之下，索尼娅的间谍生涯幸运得多。要强调的是，索尼娅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直到2000年去世，两德合并也没有让她改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