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组成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意大利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利莫·莱维，在他自杀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反复提到一个集体梦魇似的场景。他和那些囚犯生活在奥斯维辛时总是梦到，他们回到了家，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的苦难，但是没人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在那一刻，他才深刻意识到集中营所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他强调说，“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

我曾不止一次讲过三十年前的事：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出版，内部发行，限副局级以上干部凭工作证购买。我所在的报社是局级单位，央求一位不很熟悉的领导同去东长安街的群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方才购得一套。当夜开读，时为严冬，感觉如冰水浇背，读完竟大病一场。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

人类现代史上的沉痛与悲剧史——读《古拉格：一部历史》

　　纵观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史，呈现的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进程，人不仅越来越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越来越受到尊重，越来越自由。号称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制度最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却演绎了一部人类的沉痛与悲剧史。在消灭“人民公敌”和社会主义破坏分子的名义下，许许多多的人（绝大部分是无辜者），被送进古拉格，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奴隶一样从事繁重的劳动，许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著，戴大洪翻译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由新星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详细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这沉重的一页。

　　阿普尔鲍姆这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完整的古拉格的历史，描述了古拉格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的过程；第二部分则是对集中营生活细节的描述。该书的作者认为古拉格的历史从十月革命就开始了，这只是部分符合实际。十月革命后，新政权确实在镇压反对者的过程中，判处犯人服苦役，把强迫犯人劳动作为一种惩罚措施，但并不是普遍现象。古拉格成为普遍现象，成为榨取无偿劳动的手段，是从斯大林改变新经济政策、实行“大转变”开始的。1929年6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命令建立劳改营网，关押刑期在3年以上的犯人，因政治原因被判刑者被关押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里。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布的第130/63号命令宣布建立劳改营管理局，10月改名为劳改营管理总局（俄文缩写为ГУЛАГ，中文音译为“古拉格”）。到1930年冬天，有40万人被关押，其中15.5万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劳改营中。很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管理总局遍布全国。

　　正如作者所揭示的，斯大林实际上把劳改营当成了榨取无偿劳动的手段，劳改营在苏联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进行大规模建设之时，凡是有大项目的地方都建立了多个劳改营。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莫斯科地铁、在北方伐木、在科米共和国采煤和石油等，都大量使用犯人的无偿劳动。据祖波夫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的统计，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1940年古拉格有50多万人死亡。修建227公里长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有2.5万人死亡。为了修建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1934年关押了20万人，为了修建贝阿大铁路关押了18万人，死了许多人。在五年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被关押的人数。从1929至1939年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人数增加了11倍，达到200万人，根据1939年的统计，200万人中有168.2万人在古拉格的劳改营和专门关押地，35.05万在监狱，此外还有99.05万特殊移民，被剥夺自由者达到了300万。许多依靠犯人修建的雄伟工程并无多大价值，如波罗的海-白海运河、贯穿北极冻原的从萨哈尔德到伊加尔卡的铁路等。根据阿普尔鲍姆的研究，劳改营经济并不赢利，如果综合计算的话，甚至是亏本的。但斯大林从来不会综合考虑问题，他的思维是形而上学的，为了拿到金蛋，他可以杀死生金蛋的母鸡。这也是苏联经济无效率，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养活不了自己国民的重要原因。

　　对于古拉格的历史，当今俄罗斯的学者在写作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时也多有涉及，披露出了不少资料，但尚未看到一本专门写古拉格历史的书，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一部纪实文学，不是史学著作。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是一本系统阐述古拉格历史的书，书中有许多作者亲自调查的资料，还利用了许多俄国的档案资料，有很高学术价值。在语言风格上，作者把文学和史学融合在一起，在叙述历史事实时穿插了许多人具体的经历，历史镜头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读性强于一般的史学著作。

　　拉格的悲剧在于，这一切都是借用正当的名义做的，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新社会。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斯大林体制视人的生命如草芥，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读来让人心情特别沉重。对于有多少人进过劳改营，作者在附记中进行了考证，作者认为，“在1929至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这里不包括被处死、战俘、甄别营里的囚犯以及“特殊移民”，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如果按人次统计的话，总数还要多，不少人是多次被关押。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到1940年苏联的人口才有1.94亿。苏联的法律治民不治官，有人酒后说几句对自己的领导或国家的领导人不敬的话，发几句牢骚，都有可能被逮捕和送进劳改营。古拉格充分体现了斯大林体制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这一段悲剧史，是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成为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的背景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人无法承受，也成为苏共甩不掉的历史包袱。

　　在阿普尔鲍姆看来，古拉格这一悲剧是苏联制度的产物，她因此有意淡化了对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时期的描述。因为从劳改营犯人增加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并不是高峰，这一时期被清洗者主要是政治上被斯大林认为不可靠的人，许多人被处死了。从劳改营的角度看，1937年的标志性意义在于“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至人意外死亡的监狱转变成了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副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

　　苏联解体20多年了，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会停止。苏维埃不仅对俄国自身，也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古拉格里人们的种种表现，也是人类本能和社会文明状况的反映，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是十分重要的。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对我们认识苏联的解体也大有裨益。苏联虽然号称代表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斯大林所建立的这套被称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其失败的命运早在1929年大转变之时就已经注定了。斯大林靠惨无人道、极其恐怖的国家镇压机器来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营里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荒谬的判决、残忍的刑讯、折磨与羞辱人性的囚犯管理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未被废除，直到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苏共要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古拉格才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潮流是无法抗拒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有70多万字，是一部厚重的书，反映了西方人对苏联事件的看法，作者也大量使用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苏联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1973年，“古拉格”一词透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到西方，“古拉格”一词在西方开始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

古拉格：经济理性的癌变

　　“古拉格”，这个“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的俄文缩写词已经成为苏联极权主义的象征，这应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和他1973年出版的三卷本小说《古拉格群岛》。书中所描写的苏联劳改营中的暴行和劣迹令读者惊诧不已，人们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古拉格的人间地狱？没错，是极权主义及其制度，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在故事背后隐含的答案，也是近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印象。郑也夫在《读<古拉格群岛>》一文开篇写道：“自70年代中叶开始，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古拉格群岛》对一个思考东方世界的苦难的中国青年来说，就如同一面旗帜。”他在研究了这面旗帜之后的结论是，“（造成古拉格）根本的原因在于一种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使他能在他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是思想体系使20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不过，具体是什么样的思想体系需要对古拉格负责？郑也夫并没有明确指出。那是九十年代早期。    

　　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度扭曲和践踏，然而将它们不加区分地归入一类就会掩盖两者背后的重大差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日前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了她的新著《古拉格：一段历史》（Gulag: A History，By Anne Applebaum）。这部长达736页的巨作重新为我们讲述了索尔仁尼琴经历的往事。为了撰写此书，阿普尔鲍姆查阅了解禁不久的官方档案，探访了古拉格监狱的幸存者，并亲自到劳改营去作实地考查，她同时也获得了俄罗斯学者和人权组织的帮助。该书令读者震惊的并不只是古拉格的黑牢内幕，还有作者论据详实的结论——与旨在灭绝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古拉格是苏联计划经济理性的产物。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劳改营的起源、犯人的经历、劳改营的衰退及其解体。作者为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同一段故事。一是微观角度关于犯人命运的描述，二是宏观角度劳改营制度的兴衰起伏。前者是读过《古拉格群岛》的读者所熟悉的——逮捕、运送、关押、苦役、越狱、死亡、释放、回家——每一个场景都令人感叹不已。而后者正是阿普尔鲍姆作为史家的眼光独到之处，她追溯到劳改营制度的源头，揭示了古拉格在苏联国家体制中的功能。    

   

　　从广义的概念来说，古拉格和奥斯维辛都属于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一词最早由19世纪末驻守古巴的一位西班牙司令官发明。为了镇压古巴农村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军队强令农村居民搬入集中营，这样反殖民政府的游击队员就无从隐蔽。仅仅两年后，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一策略就被复制到正在南非进行的英布战争中。这次是英军关押当地同情布尔人的百姓。越南战争期间，南越政府为削弱共产党游击队的平民支持也曾采取

过类似的策略。    

　　可能归功于托洛茨基对英布战争的熟悉，“集中营”一词由英文转译为俄文，也摆到了刚刚经历过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的桌面上。托洛茨基曾这样讲：“说奴工没有效率是那帮最坏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苦役工人可以极大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增长。”他的同事列宁和斯大林对此笃信，也是这话的身体力行者。最早的苏维埃集中营出现在白海的索洛维基（Solovki）群岛上，同样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当局最初利用这个偏远地点囚禁红军的战俘。苏联红军于1920年2月攻下阿尔汉格尔斯克，二个月后占领了索洛维基群岛，紧接着就将第一批犯人关进了岛上的修道院里。1923年，第一个特别劳改营在列宁的指导下在那里建立起来，那些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都被关押在岛上。这些犯人逐渐被强制进行生产性劳动，他们从事木材采伐、泥炭开采、建筑生产、打渔捕猎和海产品加工等等。    

　　在苏联的国家体制下，将集中营称为劳改营更为恰当。索洛维基群岛正是古拉格劳改营的最初样板，以后其他劳改营的规格和模式大都由此而来。20年代晚期斯大林政府制定的一份庞大的工业计划进一步加深了古拉格犯人们的悲剧。苏联决策者认为劳改营中的工人可被用来开辟偏僻险远的地区，如西伯利亚北部、哈萨克期坦北部和远东地区。这些工作是普通工人绝不愿尝试的，正如一位劳改营指挥官所言，“如果雇佣平民，我们首先得为他们修建可以居住的房子。” 在暴力的奴役下，佛库塔（Vorkuta）的煤田，科累马（Kolyma ）河的金矿都由苦刑犯建立起来。不止如此，古拉格的犯人们逐渐渗透了全苏联的各行各业。他们从事伐木、养鱼、宰畜等农牧业，修建铁路、公路、水坝等公共工程，甚至还参与制造导弹和发明会打鼓的机械鼠。可以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几百所劳改营是苏联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0年代，古拉格模式的劳改营在苏联全面推广。据官方记录，1931年古拉格犯人还不到18万，1935年就猛增为96万人。1941年二战爆发前夕苦刑犯数量达到峰值193万人，古拉格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雇主。战争造成的灾难也无可避免地波及黑牢里的人们，仅1942年一年内就有四分之一的犯人倒下了。同时又有些犯人由于充军的需要而获得赦免，这使古拉格的数字略有下降。1945年战争结束时有146万犯人仍然被囚。战后德国战犯和东欧的反共分子又为古拉格输入了新的营养，五年后犯人数目升至前所未有的256万。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60万日本士兵落入苏联人手中，在以后数年内遭受强制劳动，直到日苏恢复友好关系为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很多人获得平反释放，劳改营的数量急剧缩减。剩下的监狱苟延残喘了几十年，1992年位于波姆（Perm）的最后一座古拉格营地关闭，这段持续了七十年的黑牢制度终于结束了。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只是官方统计的古拉格犯人存量，流量的变化常常被掩盖了。比如在1947年, 曾有149万苦刑犯进入劳改营，同时有101万人离开了，但当年存量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监狱的周转率。据阿普尔鲍姆粗略的估计，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入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    在《古拉格：一段历史》中，作者记叙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如何用成本收益等乏味的会计术语谈论古拉格的。政治局会议

的档案显示，他们会定期关注一家名为达累斯卓（Dalstroi）的劳改营，正是这里的苦刑犯人开采着科累马河的金矿，正是这些金子出口到西方国家再换回工业化生产所必须的技术。苏维埃政治局作为整个国家的资本家，遵寻经济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劳动。是的，投入、产出、利润，无情的数字漠视它背后倒下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古拉格的犯人被视作“人民公敌”，对他们肉体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多年的教育告诉出身底层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些犯人是社会的“毒草”，善待他们就是造孽。对于被贬为毒草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怜悯的呢？普通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这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由于媒体世界中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的紧密关系，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苏联劳改营都是为索氏这种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政治犯设计的。其实并非如此，在不同时期，古拉格曾关押过贵族、富农、教授、工程师和士兵等等不同身份的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犹太人、英古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曾被送到这部“绞肉机”里。这是古拉格与专杀犹太人的奥斯维辛的另一不同之处。大多数劳改营里政治犯和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有些人只因为酒后说了斯大林的玩笑话，或是上工迟到了十分钟就被不由分说地拉到这里来。如果仅仅为了消灭异议分子并对普通百姓起到镇慑作用，苏联并不需要建立一个如此庞大的劳改营体系。是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决定了它必须源源不断地吸纳和奴役犯人。    

　　同任何工厂一样，古拉格群岛内部也存在着激励和约束机制，只是残酷得多。完成任务的犯人可以获得定额的食品，反之则扣减。不能及时补充营养的犯人体力不支，更不可能完成工作，结果自然是死亡。苏联当局终于认识到，即使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毫不体贴犯人的劳改营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的。1939年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掌管劳改营之后，古拉格才开始给予犯人们充足的食品和医疗服务。这不是出于人道关怀，而是因为健康的工人生产率更高。阿普尔鲍姆找到了苏联当局在三四十年代派往古拉格的巡视人员所写的报告。有些巡视员曾建议减少古拉格的酷刑以提高生产率，然而当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古拉格的衰落也部分地出于经济因素。建造和维持恐怖体制从来就是一项消耗巨大的工程。事实并没有应验托洛茨基当年的如意算盘，白海运河工程就是古拉格低效的典型例证。两万五千人为挖筑这条运河付出了生命代价，然而白海运河在通航之后却窄得不足以让一艘战船通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当局为了纪念运河峻工出版了一部纪念文集，主编就是曾经访问过古拉格群岛却隐瞒真相的高尔基先生。维持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财政的大包袱，克林姆林宫的高官们早就叫喊着要削减预算，而当时却没人敢告诉斯大林这部镇压机器已经所费不赀了。直到他去世后，贝利亚才开始执行谨慎的财政政策，削减了一大批劳改营。阿普尔鲍姆疏理了古拉格背后的经济史逻辑，尽管语出惊人却言之有物。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许只为了一个邪念而存在——消灭犹太人；古拉格的初始目标却不是大规模屠杀，大批死亡的犯人只是政治镇压和劳动剥削的副产品。一些研究表明，甚至大多数纳粹集中营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屠杀而建造的。单从大规模屠杀的实施看，也有很多方式比集中营更有“效率”。前苏联被宣判死刑的犯人不会被送同任何工厂一样，古拉格群岛内部也存在着激励和约束机制，只是残酷得多。完成任务的犯人可以获得定额的食品，反之则扣减。不能及时补充营养的犯人体力不支，更不可能完成工作，结果自然是死亡。苏联当局终于认识到，即使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毫不体贴犯人的劳改营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的。1939年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掌管劳改营之后，古拉格才开始给予犯人们充足的食品和医疗服务。这不是出于人道关怀，而是因为健康的工人生产率更高。阿普尔鲍姆找到了苏联当局在三四十年代派往古拉格的巡视人员所写的报告。有些巡视员曾建议减少古拉格的酷刑以提高生产率，然而当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古拉格的衰落也部分地出于经济因素。建造和维持恐怖体制从来就是一项消耗巨大的工程。事实并没有应验托洛茨基当年的如意算盘，白海运河工程就是古拉格低效的典型例证。两万五千人为挖筑这条运河付出了生命代价，然而白海运河在通航之后却窄得不足以让一艘战船通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当局为了纪念运河峻工出版了一部纪念文集，主编就是曾经访问过古拉格群岛却隐瞒真相的高尔基先生。维持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财政的大包袱，克林姆林宫的高官们早就叫喊着要削减预算，而当时却没人敢告诉斯大林这部镇压机器已经所费不赀了。直到他去世后，贝利亚才开始执行谨慎的财政政策，削减了一大批劳改营。阿普尔鲍姆疏理了古拉格背后的经济史逻辑，尽管语出惊人却言之有物。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许只为了一个邪念而存在——消灭犹太人；古拉格的初始目标却不是大规模屠杀，大批死亡的犯人只是政治镇压和劳动剥削的副产品。一些研究表明，甚至大多数纳粹集中营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屠杀而建造的。单从大规模屠杀的实施看，也有很多方式比集中营更有“效率”。前苏联被宣判死刑的犯人不会被送到古拉格。人们往往把结果混同于目的，就如同从纳粹的暴行判断希特勒一定是个满脑子毒汁的转世魔王一样。这样做固然让我们解气，却不能对深刻理解极权主义提供多少帮助。    

　　承认苏联劳改营的经济功能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在政治上镇压异已分子的作用，劳改营本身就是“红色恐怖”的必要组成部分。表面上相同的极权制度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和运行规律，一种劳改营制度的出现也可能出于决策者多重目标的考虑。郑也夫将《古拉格群岛》喻为“一部内涵巨大的教科书”，现在，阿普尔鲍姆至少为我们挖掘出了它的经济内涵。 索尔仁尼琴自认为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挖了一个窥视古拉格的洞眼，而不是从高塔俯瞰整个群岛。阿普尔鲍姆接续了索氏的工作，《纽约客》的书评认为，《古拉格：一段历史》与《古拉格群岛》的关系，就如同记叙特洛伊战争的史书与荷马史诗《伊里亚德》一样。英国《经济学人》则认为阿普尔鲍姆的这部著作绝不逊于甚至超过索尔仁尼琴的三卷本小说，并称之为“二十世纪最大恶行的标准史书”。      

　　与希特勒基于种族主义的集中营不同，古拉格是苏联当局根据工业化需要而采取的奴工制度。追求经济增长是人类的天性，然而古拉格却是经济理性的癌变。为了实现一个所谓的伟大工业化目标，它可以忽视任何人道主义价值。经济理性和政治暴力共同构建了所谓的“命令经济”。当我们再为二三十年代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所惊叹不已的时候，不要忘记它背后付出了怎样的生命代价。

古拉格与劳动营（德国纳粹的叫法，即灭绝营，因为每一座的大门顶部都铭刻“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被习近平等建议经人大立法程序废除的中国劳教基地与劳教制度（前苏联输入中国的“古拉格”制度中国版，本来仅仅应该在国家建立之初必要的肃反期存在，没想到存在了六十年）其实都是非常经济制度催生的非人的、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concentration camp，&quot;有组织的剥削&quot;是其公约数之一。古拉格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出现，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是由古拉格中的“劳力”用原始工具在极度恶劣条件下修建的第一个大工程。

哪些“幸运儿”可以被选中成为这样的“劳力”呢？还是“有法可依”的。根据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规定，“进行其内容旨在号召推翻、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或者完成某种反革命活动（本法典58-2——58-9条款）的宣传鼓动，以及散布、制作和保留同样内容的材料和书籍的人员，将被追究本法典第58-2条款中规定的社会治安措施。”这就是苏联赫赫有名的“58条犯”的由来。作为赤裸裸的言论罪，这一法条并未确认和界定什么样的言论算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所以我们只能到实践中去，看看那些被判了58条罪的犯人到底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根据《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中收录的案件档案：

古拉格是什么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绍，这里仅借用一下维基百科的定义：古拉格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分支部门，负责劳改、拘禁等方面的工作。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名著《古拉格群岛》，这个词在西方被用来描述苏联的劳改营。

众所周知，古拉格的囚犯人数众多，类型多样，上班迟到三次都有可能在那儿呆上三年（没开玩笑）。而在所有进古拉格的方法中，撂闲话儿应该是最轻松快捷的一种。根据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规定，“进行其内容旨在号召推翻、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或者完成某种反革命活动（本法典58-2——58-9条款）的宣传鼓动，以及散布、制作和保留同样内容的材料和书籍的人员，将被追究本法典第58-2条款中规定的社会治安措施。”这就是苏联赫赫有名的“58条犯”的由来。作为赤裸裸的言论罪，这一法条并未确认和界定什么样的言论算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所以我们只能到实践中去，看看那些被判了58条罪的犯人到底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根据《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中收录的案件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在58条犯的罪行中，酒后胡说八道占了多数，还有很多人在私下讲了政治笑话，散布了政治谣言，宣扬了旧社会的好处，等等。此外，有些非言论的活动也在58条犯中非常普遍，比如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参加地下宗教组织或反对派组织等。但是，在犯了58条10歀进古拉格的苏联人中，多数都只是说了几句闲话或是喝醉酒散了散德行。

下面列出的言论和行为，全都是苏联法院举出的犯罪证据。都是玩真的。

注：由于今天只发布了苏联检察院1953年复查的案例，因此其中有很多都与1953年斯大林发病（？）去世有关。

言论

“用不着单做路灯杆子，给斯大林雕像手里拿个灯泡就行了。”——克斯特罗夫，1948

“报纸上说苏联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商店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利波夫，1948

“杜鲁门，你快来，快从地狱解救我。”——普鲁利，1950

“要知道，这是医学，是一项极其精确的工作，不是马克思主义。”——特拉赫腾布罗依特，1951

“我打过仗，凭什么让我纳税。”——什梅科夫，1952

“杜鲁门万岁，杜鲁门乌拉。”——格里岑科，1952

“美国的汽车比苏联的好。”——索科洛夫，1952

“今天是个多好的日子啊，我们埋葬了斯大林。”——捷连科夫，1953

“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了广阔的大道，我们家连母牛都没有啦。”——米先科夫，1953

“党员过得像地主一样，工人和农民只能喝上格瓦斯。”——李森科，1953

“我老婆以后不许来参加政治学习，她得在家里给我做饭。再敢来我就杀了她。”——希舍尼亚，1953

“我们亲爱的祖国如此广阔，到处是数不清的监狱和集中营，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母亲在哭泣。”——博洛奇科，1953

行动

维斯捷尼乌斯：酒后向国家领导人肖像扔黄瓜。（1952）

罗森贝格：医师进修学院教研室主任，在实验室培育出一种新的性病淋球菌后，将其命名为斯大林。（1952）

杜布罗夫斯基：从墙上摘下某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扔向一位未成年少女。（1952）

卡拉巴迪罗夫：哈萨克人，非法履行毛拉职务，举行宗教仪式并收取费用。（1953）

马尔特申：酒后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周年的庆祝大会，在别人作报告时大声起哄。（1952）

拉克马：值班期间，清洁工找他要擦地板的刷子，他回答“找斯大林要去”。（1953）

杰缅特：敖德萨的犹太拉比，每年新年在犹太教堂宣称“明年我们将在耶路撒冷”。（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