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两场恐怖活动引发了帝国的分崩离析----在日内瓦，意大利的卢切尼用一把锥子杀死了茜茜皇后；在萨拉热窝，五名塞尔维亚人与一名波斯尼亚人刺杀了王储斐迪南大公与他的平民妻子。老大陆的古典时代消逝在风中。

阿尔玛.马勒 Alma Maria Schindller——我觉得她不漂亮，但是她美，因为她有着适合造型艺术的极为清晰立体的面部与身体结构。一个奥地利风景画家的女儿、马勒的夫人。确切些说，应该是阿尔玛.辛德勒，因为马勒只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而她的几任丈夫都是欧洲的精英人物，第二任丈夫建筑大师葛罗皮斯，是包豪斯建筑流派的创始人，他令20世纪的建筑设计挣脱了19世纪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束缚，第三任丈夫韦佛尔是小说家，还有她的情人画家柯克西卡以及初吻恋人克林姆特（后者的一幅肖像画曾在2006年，卖出了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钱，为当时的世界之最），他们成名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建筑、绘画和书籍，而阿尔玛则因为他们而青史留名。他们都先她而去，她独自活下来，而且活得够长，成了一个胖胖的老太太，住在纽约的公寓里，公寓一边是书房，一边是音乐室，音乐室里有她一个丈夫的交响乐，书房里有她另一个丈夫的书，还有她情人的画作。 

    当然，让阿尔玛真正成名并至今仍不被忘记的还是马勒。1902年，她20岁，马勒42岁，是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在音乐界早已如日中天。对她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对自己的外貌她在回忆录里说：“我那张脸，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还算是好看吧。”我想，之所以如此轻描淡写，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容貌足够自信——有她音乐家丈夫写的交响乐“情书”和画家情人的肖像画为证，哪还用得着她自己出来说什么？她更愿意强调，那些天才男人之所以仰慕她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貌，而是她的智慧还有才华——成为马勒夫人后，她外出旅行时总带着一只箱子，里面是她自己作的100多首曲子。事实上，从他们结婚到马勒去世的9年里，阿尔玛的确对马勒表现出了极大的体谅和忍耐，她为了马勒而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帮他誊写乐谱、听他演奏，忍受他那些怪癖的生活、工作和创作习惯。就是在他们结婚的同年，马勒写出了“第五”，虽然以葬礼开头，但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优美的，尤其是第四乐章弦乐与竖琴的合奏，充满了无尽的柔情和憧憬，美得让人叹息，而他将此作为写给阿尔玛的“情书”。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评判阿尔玛，因为在她还是马勒夫人的时候，就跟建筑师因“色”生情——葛罗皮斯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而且教养一流；而后来当她还是建筑师妻子时，又与小说家韦佛尔因诗生情，后者比她小 11岁，后来成了她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至到1945年韦佛尔去世。这中间，还有她与众多男人那些说得清道得明或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感，包括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等等。 

    作为女人，她的母性似乎更多地表现在对那些天才男人的呵护，而不是她的孩子们——马勒的女儿玛丽亚四岁半时染病夭折（据说，她将怨气发在马勒的“第五” 上，好好的乐曲竟以葬礼开头），韦佛尔的儿子马丁早产夭折，建筑师的女儿玛侬，17岁时得小儿麻痹，然后死去（音乐家贝尔格还专门为美丽的玛侬写过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她和那些男人们生的所有孩子中唯一健全长大的是马勒的小女儿安娜——在她80多岁时，60岁的安娜照顾她。 

    我不知道可以用怎样的词来形容阿尔玛，因为她最大的吸引力的确不在容貌，而在于她性格中那种强烈的质感——“她是最好的女人，也是最坏的女人”，比如她一生遭逢两次世界大战，一战爆发她的建筑师丈夫和画家情人都上了战场，二战期间，她随第三任丈夫犹太人韦佛尔在欧洲四处逃难，从一个城市逃奔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领事馆赶到另一个领事馆，至到后来罗斯福夫人组织对德奥知识分子的营救，他们才辗转到了美国，对这一切，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抱怨，相反,那些男人尤其是那个浪子般的韦佛尔跟她在一起时几乎都创作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实在无法找到一个适当的词来形容阿尔玛，我们惯用的“红颜知已”之类都太浅薄，晚唐的春风十里或晚明的秦淮月色都不足以形容她与那些男人的生活。

1907年，金融崩溃，维也纳反犹太人风潮日益盛行，身为犹太人的马勒决定辞去国家剧院的总指挥的职务，前往美国纽约。除了音乐和阿尔玛，马勒在精神上是没有家园的。他所说自己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中的波希米亚人，在德国人中是奥地利人，在所有人中是犹太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只有有音乐，有妻子阿尔玛。马勒先后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担任指挥，也在1909年10月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大地之歌》。然而对待妻子，马勒内心的深情并没有表现在生活中的体贴入微。在一个新的环境，阿尔玛又被忽视的感觉，再加上由于心理压力，马勒夫妇的床第生活产生了障碍。阿尔玛痛苦在徒望着马勒的爱抚，她开始酗酒，并患上了忧郁症。 

    在1910年5月，阿尔玛回奥地利度假，在温泉度假中心结识了小她四岁的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厄斯。格罗皮厄斯年轻英俊，迷恋着美丽而忧郁的马勒夫人，两人双双坠入情网。分离的几个月后，格罗皮厄斯把写给阿尔玛的情书误寄给马勒。阿尔玛的背叛被无情地揭示在马勒面前，马勒恐惧了。他开始竭力地弥补，来挽回妻子的心。他为妻子买礼物，倾注爱；他赞美妻子婚前的音乐作品，鼓励她继续作曲。 

    马勒还去找弗洛伊德寻求精神上的帮助，弗洛伊德发现马勒有非常强烈的恋母情节，他将阿尔玛当作了自己有点残疾的母亲，甚至用母亲的名字“玛丽” （Marie)来称呼妻子。“内心深处，马勒时常希望看到他妻子忍受痛苦的样子，就像他记忆中的身体虚弱、经常受到辱骂的母亲那样。”在和弗洛伊德在荷兰莱顿的交谈中，马勒回忆起孩时曾亲眼目睹父亲是如何虐待他的母亲，甚至酒醉后地强奸。由于害怕，小马勒跑出了家门，在正吹奏着民谣的手摇风琴奏者身旁哭泣。

    格罗皮厄斯再次写信，希望阿尔玛离开马勒，和自己在一起，阿尔玛拒绝了。她愿意给自己，给马勒，给八年的婚姻一个机会。1911年，马勒的病情更趋恶化，阿尔玛始终在身边照顾。在马勒的强烈要求下，马勒在临终前五天回到维也纳。五月十八日午夜前，马勒静静地与人世永别。他没有能够战胜宿命，留下了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和未尽的第二乐章。在未完成的手稿最末，那巨大、颤抖的字迹，见证了马勒对妻子的愧疚和爱，“爱你而生！为你而死！阿尔玛！” 

    对马勒的去世，阿尔玛一方面痛苦哀恸，这是因为马勒不仅是她的丈夫，同时还是她的父亲（马勒常把阿尔玛称做“我的女儿”），她艺术上的神坻，她曾经“生命的中心”。然而在另一方面，束缚被打破，阿尔玛也感到了久违的如释重负。她重新得到了自由，幸运的是，此时不过三十出头的她，依然是一个自由的充满魅力的成熟女子。 

    1912年，通过继父的介绍，阿尔玛结识了“维也纳最粗野的野兽”，狂暴而放肆的奥斯卡"柯科西卡。和比自己年轻七岁的画家，阿尔玛迸发了从所未有的狂热的爱情。他们不分昼夜地疯狂地肉体交欢，激情过后，柯科西卡也为妩媚性感的阿尔玛画了大量的肖像。他们还结伴去意大利旅行，一切貌似近善近美。渐渐地，阿尔玛也意识到了柯科西卡对自己强烈的控制欲。柯科西卡希望成为这段关系无所置疑的独裁的国王，而阿尔玛对这个男人开始恐惧。另外，柯科西卡的母亲很不喜欢这个让儿子神魂颠倒的寡妇，她给阿尔玛写信说，“如果你再见奥斯卡，我会用枪毙了你。” 

    在这时，阿尔玛怀孕了，柯科施卡满怀希望地去求婚。而且阿尔玛一口拒绝，还执意堕胎，去医院打掉了孩子，这或许给柯科施卡一辈子都未能愈合的创伤。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柯科西卡创作了其代表作之一“风中的新娘”。在惊涛骇浪中，“新娘”依偎在“新郎”旁，安详地熟睡着。而“新郎”不安地睁着双目，似乎预感到身边的她即将离自己而去，透露出绝望和怨恨。有人评论到，在充满了变形和扭曲线条的画中，心灰意冷的柯科施卡“对爱的渴望，终于褪变为无可奈何的退缩。” 

    即使心中还有依恋，不再是花季少女的阿尔玛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柯科施卡。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是无法想象的，他的爱过于偏激和危险。事实上，阿尔玛终生拒绝再见柯科西卡。分手后，心灰意冷的柯科西卡参军，并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和俄军作战时，严重受伤。此时，阿尔玛和格罗皮厄斯重新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地结了婚。 

    1915年，阿尔玛又结婚了，对方是建筑师格罗皮厄斯。他后来创办了先锋的“国立包豪斯(Bauhaus)设计学校”，那是世界上第一所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现代建筑大师，他开启了玻璃帷幕墙、几何形体等“国际风格”。二战时，受纳粹压迫，格罗皮厄斯去美国担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学生包括贝聿铭。而在那个时候，阿尔玛早已和他离婚，在另一个人的环抱中。但无论如何，1915年，32岁的格罗皮厄斯或许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起码柯科西卡和哲林斯基是这样想的。 

    失魂落魄的柯科西卡，定购了一个完全按阿尔玛形貌的，真人大小的人偶。五官具全，嘴巴会长开，有牙齿和舌头，甚至有生殖器官。然而，当这个由布料和刨花制作的“阿尔玛”放置在柯科西卡面前时，他异常失望。人偶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无法替代那个“风中的新娘”，只能充当他绘画时的静物模特。他以这个人偶为主题，画了许多素描和油画。其中最有名的一幅《蓝色女人》，柯科西卡为此的习作一百六十张。终于某一天，柯科西卡决定彻底摆脱阿尔玛的魔咒。他给人偶穿上了所有的美丽衣服，邀请朋友们召开了一个香槟酒会。在黎明破晓那刻，带着醉意，柯科西卡在花园里砍下了人偶的头，并倾倒了一瓶红葡萄酒。随着那殷红渗入泥土中，柯科西卡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起码他不会再为阿尔玛封锁所有的感官世界。

    哲林斯基，阿尔玛曾经的音乐老师和情人，这段时间决心为王尔德的故事《弗罗伦斯的悲剧》谱曲。在《弗》中，其貌不扬的商人丈夫回到家，发现妻子和一个年轻的贵族偷情。从言语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丈夫将妻子的情人杀死。在戏剧性的结局，妻子赞赏地转向丈夫：“我从不知道你这样强壮。”而丈夫回答：“我也从不知道你如此美丽。”哲林斯基或许是在为自己的同行马勒鸣不平，去世不到三年，马勒夫人就改嫁，而且对象正是当年伤透马勒心的那个建筑师情人。同时，终生关注着阿尔玛的哲林斯基，此时心里也难免有些失爱的酸楚。在此剧首映后，阿尔玛看出了其中的影射，写信。哲林斯基回信道：“这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因为它奉献了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外两个人 ……是的，阿尔玛，你为什么不能理解？” 

    格罗皮厄斯，一个恭敬、礼貌和慷慨的男人，一个绅士。或许正是因此，除了一个美丽的女儿玛侬．格罗皮厄斯（十六岁那年因脊髓灰质炎而死亡），这段五年的婚姻在阿尔玛的这一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记。此时的阿尔玛，需要的并不是平静如水的婚姻生活，而是永不锈蚀的激情。 

    1917年，阿尔玛再次红杏出墙，这次的对象是比她年轻十岁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弗朗茨．魏菲尔。阿尔玛对弗朗茨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一个肥胖的厚嘴唇的罗圈腿的犹太人”，阿尔玛在日记上这样描述。然而，弗朗茨和她先前的男人不一样，这个和蔼而不成熟的27岁青年并不妄图控制阿尔玛。事实上，他把阿尔玛看做是救世主，是女神，是顶礼膜拜的偶像。或许是第一次，阿尔玛感到自己如此被深深地需要，第一次感到不受天才的压抑。第二年，阿尔玛怀孕了，一个早产的男孩，魏菲尔的孩子。十个月后，这个体弱多病的婴儿，离开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世界。

    不久，格罗皮厄斯平静地退出了阿尔玛的生活。1929年，50岁的她和魏菲尔开始了第三段婚姻。在阿尔玛的激励下，魏菲尔的创作才华达到了最高峰，他的小说《穆萨．达赫的四十天》获得了巨大成功，该书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土耳基残酷压迫亚美尼亚。之后二战爆发，由于小说影射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政策，外加魏菲尔犹太的血统，魏菲尔处于极度危险中，著作也被纳粹德国查禁。于是，一家人徒步穿过了比利牛斯山，经辗转移居美国。在星条旗下，受着阿尔玛的激励，魏菲尔声名鹊起，他创作了小说《圣伯纳德之歌》和戏剧《雅各布洛斯基》，并先后被搬上了银幕。其中电影版的《圣伯纳德之歌》在1942年获得了五项奥斯卡奖。然而在阿玛尔眼里，魏菲尔始终是她手掌心的一只小鸟，时刻渴望她的保护，爱和帮助。魏菲尔是她的丈夫，更是经她亲手加工改造的一件玉器。 

    1945年，魏菲尔在好莱坞去世。阿尔玛又活了9年，在1964年离开人世，享年85岁。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阿尔玛．马勒．魏菲尔。（为什么没有格罗皮乌斯？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