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人民，必须说到农民；不懂农民就是不懂中国，不着眼农村的政策 是盲目的、主观的、隐藏祸患的政策，其制定根据的是表面现象和带水分的统计数字。人口真已经控制住了吗？没有，顶多是城市貌似控制住了。人口真的老龄化了 吗？没有，只是城市貌似如此，农村却难说，——农村每年涌入城市的几亿农民工绝不是老年人，而是青年和壮年。即使政策的制定是根据统计数字，这些统计工作 在农村是怎么做的呢？以中国人的敷衍了事，说谎作假，制定政策的人们如果不把各种统计数字打个折扣，就也是和下边的人们一起敷衍作假，而依此制定的政策正确与否，可想而知。这就是本文的焦点。

错觉是可以辨明，可以矫正的。比如城市里人欲纵横，满眼望去“尽是女娘行”（文痞郭沫若的诗句）：二奶，三奶，洗头妹，洗发 妹，按摩女，剩女，坐台女，脱衣舞女，站街的妓女，“高档”的三陪女，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但事实是，我国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 117：100， 女人只是在城市里和表面上显得多而已。农村里女人并不显得多；而城市的工地上日夜工作的亿万农民工当中，女人的身影是几乎看不见的。是以，“女多男少”是 个错觉。我想“人口老龄化”也是个错觉，专家们只盯着城市居民而忽略了农民，包括流动的数亿男性居多、青壮年居多的农民。
总 之，二胎政策已经出笼了，这对城市的人们似乎是个宽松的仁政，对农村的人们却是正式打开了生孩子的闸门，其结果一定不只是二胎，而是三胎，四胎，N胎！ “一胎”已经导致了14亿，那么“二胎”会导致多少亿？进一步的人口爆炸看来不可避免了。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除了上文说的统计数字的可疑，其他根据就是我国同胞自欺欺人、弄虚作假的恶习，得寸进尺的走极端 传统，以及在各方面都要攀比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初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曾对毛主席说：”...... 你在发烧！你高烧发到39度，人民就会发到41度......这样下去可能是一场灾难！” 这真是不幸而言中。就在发烧的农民大言不惭地宣称“亩产万斤”的时候，同样文思敏捷的干部居然冒出这样的如珠妙语，助长人们继续发烧：“人有多大胆，地有 多大产！”  李达掉头不顾，怒气冲冲地问毛：“......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话通不通？” 毛回答：“通不通，也要一分为二看。” ——但我国同胞发起烧来不管什么通不通，不分一二；说话不怕肉麻，做事不顾后果，如果一大群别人都大跃进，我也大跃进；都搞文革，我也搞文革；都去广场 起哄，我也去；都练义和拳、法轮功，我也练；都跳广场舞，我也跳！都生两个三个四个孩子，我自然也不能落了后。—— 所以鲁迅说： “照我的意思，如果没有革命，阿Q就不会革命；如果有了革命，阿Q就会革命。”（鲁迅：《阿Q正 传的成因》）。大群的裹挟是多么可怕的事！政府前些年意识到了几件大事，及时修正了一些政策和态度，比如一开始放任人们到广场闹事，后来被迫果断实施了镇 压；有过一段“取消户口”的思潮和放任迁徙，后来也及时强化了控制；更有过一段时期容忍了法轮功，后来意识到了潜在危害，也及时把这个邪教掐死在了萌芽状态......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在人口问题上实行这种冒险的，走回头路的政策，是不容易修正的。一旦发现人口迅速增加，在相对的短时期内达到了十六七亿，再想推行“一胎”或“零胎”政策，恐怕也挡不住人口的进一步爆炸！

大跃进的集体发烧发疯，教训立竿见影，一年之内便饿死了人，大家于是偃旗息鼓。其他 历史事件都有相似之处: 义和团，文革，六四，..... 教训的到来迟早不一，但都以亢奋的发烧发疯开端，以萎靡的颓唐和另辟蹊径而告终，本文不拟赘述。本文只想提出对“二胎”政策的担忧： 政策如果发烧发到39度，人民发烧必定发到41度，这已经有历史证明。这是杞人忧天吗？我想不是。中国还不算人口爆炸了吗？我想应该算。开放二胎在城市貌似 可行（？），在农村则必定发生人口泛滥或称爆炸。据说城市的人们“不敢”生两个三个，嫌贵（？），农民也不敢吗？如果忘记了农村和农民，包括流动的农民，而忽略他们在统计数字中的比重，就是不懂中国；忘记了中国人倾向于通过聚众而胡作非为，蔑视法律，以及走极端的习性，更是不懂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是“软刀子割头十年不觉死”，虽没有大跃进、文革、六四进那样即刻的血的教训，然而决不能说没有过教训：北大校长马寅初当时与毛唱反调主张控制人口受了批判，被逐出了历史舞台，结果10亿和14亿这些数字证明他代表了真理。马老先生死而有知，面对这新的人口政策，不知作何感想？我若不是与马寅初谬托知己，而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若干年后16亿和18亿或20亿这些数字和与之俱来的问题，会证明我今天的话便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