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最近在微信相继看到两篇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与《北京的“69届”》，还有《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感到现在人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讨论，还是众说纷纭，有些还没有抓住要点，于是有下文。下面的两个正副标题可以交替使用，强调知青，可以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是时代的牺牲者》作为正标题；强调改革开放，可以用《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改革开放的必要》作为正标题。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改革开放的必要》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是时代的牺牲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其开始的1963年，已经过去50多年，从其结束的1976或77年，也已经过去了40年。但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仍旧在争论，而没有定论。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这是凤凰卫视2009年文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的评论，应该代表官方或半官方的立场。

这篇林小仲的文章《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则要求历史定位知青上山下乡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它与‘文革’一样，也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

就个人而论，有人以为“青春无悔”，或者以为是个辉煌的岁月，是为以后大展宏图的一个铺垫；也有人认为“不堪回首”，如文章《北京的“69届”》中所言，“我们这些‘69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这后者也许代表着知青的大多数。有人以为知青上山下乡，使得我们国家有了现在世界上最强悍的领导团队，也有人认为这批受教育不足知识青年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国民道德水准知识水平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这些争论都是事件产生之后认知上的争论，政治上的争论，包含了各自的利益在其中，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事件发生的原因，其本质，其实是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如果了解了原因，后面的许多争论就不必要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国家按照承诺应该安排就业人员工作时，国家缺了一笔钱，而由于其政策的僵化，又无法筹措到这笔钱，于是就把这个危机转嫁到这些青年身上，把他们下放农村。这些青年是国家短缺经济的牺牲品，是时代的牺牲品。

下面我来论证两点：第一，国家缺这笔钱安置应届毕业生就业；第二，国家的僵化机制，无法筹措到这笔钱。

第一，国家缺这笔钱安置应届毕业生就业，甚至缺钱安排他们去农村插场（农场、牧场、林场、渔场）

凤凰卫视文章《邓小平：倡导知青上山下乡以插队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中说：

“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3年。当时中央设想，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安置到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难题：一是城镇需要安置的青年学生多，而农场的容纳力不足。二是安置到农场的费用过大，国家财政承负太重。于是，安置方向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总结天津等地做法的基础上，在中央决策层最早提出城市知青下乡从插场为主，改为以插队为主。”。

“首先，邓小平是从经济上思考这一问题的。他算了一笔账。插场每人大致需要1000元，每年要安置100多万，这就需要10个亿。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可见，邓小平倡导以插队为主，是从国家财力状况出发而定的。这与‘文革’初，毛泽东主席主要从政治考虑倡导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

显然，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这些多出来的人需要下放，而下放到场，国家也无法支持。我们算一算这个100多万人，需要10个亿是个什么概念。根据世界银行，1964年中国的人口是6.98亿万，GPD是1469亿，那么可以计算，人均GPD是200元左右。显然，对于这些多出来的人口，即便国家给安排到场（农场、牧场、林场、渔场应该是国营或半国营的吧？）也每人需要五倍于当年的人均GPD，国家供不起。插队，200元，国家出的起。

凤凰卫视文章还有一句话：“这与‘文革’初，毛泽东主席主要从政治考虑倡导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这句话也是不真实。也许当时红卫兵闹得太厉害了，毛泽东想把他们一锅端赶走，也许考虑什么反修防修，但是如果但分有钱，谁愿意或者敢干这种得罪千百万父母的事情？况且许多人还就是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同志。北京69届一锅端，全部下乡，而70届则全部留城，这如何解释是知青运动是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呢？显然，没钱的年份就只好让孩子们走，而有钱的年份就可以把应届的孩子们留下来。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67，68年，中国的GPD增长是负的，分别是-5.8%和-4.1%，这样就导致了那几年政府没钱。而69年GPD增长是16.9%，缓解了政府财政，于是下一年的毕业生，70届，全部留城。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在特定年份，缺了这么点钱来安排应届的毕业青年。但是国家没买单，而是由这些毕业青年来自己买单。就好比一个大家庭，生了好几个孩子，最小的养不起了，只好送人。不过，无论作为一个家庭还是国家，但分有办法，能筹到钱，也不会这么做。事实上是：

第二，国家的僵化机制，无法筹措到这笔钱

国家的僵化机制这不是我说的。十八大，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显然前者，封闭僵化的老路，是指改革开放前的老路，确定无疑；而后者则是指的所谓颜色革命。十九大与十八大一脉相承，习近平十九大报告说：“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好，我们来看看，一个国家在缺钱的时候，有哪些办法可以用，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国家政策的僵化而不可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甚或现在不那么僵化的改革后的中国，如何筹措钱？

1，征税。比如美国在修高速公路时，各州地段自己筹钱，有些州就对高速公路收益的地方或群体，就征收公路税。设想一下，中国当时安置知青，一年缺少十个亿，当时七亿人口，如果征税，也就是一家一两元钱/年。但在当时的中国不行。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征税。有人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共产党是不会征税的。社会主义嘛！当然，事实上是，社会主义的工资已经是税后的收入，国家早就把应该征的税征走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再被征税了。

2，举债。正如现在，投资嘛，杠杆可以达到50倍（当然，赵薇翻车了，杠杆太高了，空手套白狼呢！）。但是，当时，中国正在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这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次五年计划发有公债，68年还清，69年5月1日对全世界宣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所以举债也是不可为。

3，国家可以发行钞票，同时也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这其实是一个好办法，一年多发10个亿，相当于当年GPD的0.6%，如果由于钱多了，物价上升，也才仅仅不到0.6%，这相当于全国百姓买单筹钱。看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物价的上涨，比如房子，涨了有50倍之多，也就是30多年翻了五-六番，六年翻一番，年增长率12%。对比之下，当年筹钱10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这种方法当时也行不通，因为我们是（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物价是不能变的（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工资几乎没涨，物价也几乎没变，然而我们有票证）。

4．最后，如果是现在，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业是个人的事情，国家根本不必拿出哪怕是一分钱 --- 毕业青年自由谋业。但是在当时，也不行，还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这是我们宣传的最基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国家不管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没有了，这是不能允许的。同时，如果不管，留城的无业青年也会在城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就缺这么一点钱，我们的国家没有办法，只好采取上山下乡，为国家省钱。

现在回过头来看，消极地来看，是国家政策不对，有了危机，钱上出现亏空，只好让这些知青学生上山下乡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是被牺牲了的一代。

积极地来看，正是由于僵化的国家政策，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包括知青问题，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所以，我们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如果不改革，中国就可能走上前苏联的路 --- 整个社会崩溃。

资料：下乡知青有多少人？

凤凰卫视文章《邓小平：倡导知青上山下乡以插队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邓小平曾赞同李先念的意见说：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李先念认为是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四不满意”）“，注意，前边说的是：“每年要安置100多万，这就需要10个亿“。

“1979年至1981年3年间，城镇新就业人员累计达2622.6万人“。

维基：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人民网：“文革”时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1700万人。

梁志全：知青日后生活状况与对上山下乡好恶成正比：在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共有1760万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8亿，城市人口近2亿，3000多万个家庭。170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的半数家庭都有子女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