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今天是腊八，爸爸的生日。脑子里有许多关于爸爸的回忆，在每天早上和晚上出门散布的时候，经常浮现在脑海之中，但一直没有时间记录下来。今天就开笔写第一篇吧。
那年，我利用暑假到山西忻县去看望“上山下乡”的姐姐，又转道河南潢川去看望在“五七干校”的父亲。那是我第一次出北京，第一站是山西省会太原。一出火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人半坐在火车站外边，衣衫褴褛，蓬头垢发，一个铁皮桶放在前面，一条腿半裸拖在后面。上面没有衣服掩盖，白白一片，看不到肉，是流着脓，及在上面蠕动的蛆。不忍看第二眼，匆匆过去，却在脑海里留下一生难以忘怀的一幕 --- 那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要饭的，可怜和震惊。尽管是文化大革命，尽管是一片混乱，但是在北京，是看不到这种场景的，甚至连什么是要饭的都没有概念。一个震撼！
看过姐姐，第二站是看爸爸，在·河南潢川，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当时爸爸也算是走资派了，和胡耀邦等团中央的头头在一个连队。正巧，我去的时候，爸爸奉调回北京，我们在潢川县城不期而遇，当天就一起返京了。在那很短的等待火车的一段时间，爸爸请我在县城吃了一顿饭，那是爸爸唯一的一次只请我一个人吃的饭。其它还有一两次，比如以前在北京新桥爸爸带一家人吃西餐，也去过灯市西口的翠华楼。
潢川县是个小县，在信阳专区，河南的最南面。餐馆也很简陋，爸爸只要了两碗面，两个小菜。面端上来，我们刚刚开吃，一群人，小伙子，面黄肌瘦，但正当年，精力旺盛。他们围在桌旁，一言不发，眼睛紧紧盯住我们的面食。我不知所措，吃也不好，不吃也不好，看着爸爸。这时爸爸说话了，问他们是哪里人，怎么出来要饭？他们说是乡下的农民，家里遭灾了，没有粮食了，出来逃荒。爸爸是一个青年工作者，当时在团中央，青年报，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家抗灾。他们说，是村支书给他们开介绍信，让他们出来谋一口饭吃。又说了几句，他们呐呐而去。
我当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有什么印像，又是平生第一次，和我在北京所知道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和我所受到的教育，大相径庭。我一片茫茫然状。爸爸看到我这样，也许觉得应该对我解释什么。静了一会儿，爸爸说，“爸爸参加革命（1945年），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社会不公平，没想到革命成功20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人吃不上饭”。爸爸老家山东，20年代随爷爷大爷一家，逃荒到东北大连闯关东，之后家里在大爷的经营下，日子小富，参加革命前是北京燕京大学的学生，那是一所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美国的庚子赔款所建，49年后解散）。爸爸说，当时，抗日战争末期，49年前，国民党腐败，大学里的同学，想当官发财的都跟了国民党，想改变社会的都跟了共产党。爸爸带着一个他的侄女，我的二姐，参加了革命。
这是我的一生中，爸爸唯一的一次跟我有过的涉及思想，涉及他的革命历程的对话，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能够双向交流，那种场景，那种气氛，让我我铭记于心。
多少年后，我记得是2010年，我们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有了大的发展，吃不上饭的，从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没有了，但同时也暴露出了新的弊端，比如说，道德沦丧，贫富差距加大，假话欺骗盛行。有一次，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我坐在爸爸身边，把手伸过去，做麦克风状，“采访”爸爸，对现在中国的状况如何看待？爸爸一笑置之，没说什么。另外一次，应该是我在爸爸尚清醒时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又提出我的问题，问爸爸如何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现状，爸爸沉默许久，依旧是一句话也没说。
爸爸不跟我谈，也许还把我当成孩子。记得文革时，我的学校北京育才学校据说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温床，被解散。我从学校住校搬回家里住，每天晚上八点，我和哥哥都被赶去睡觉，爸爸妈妈姐姐在爸爸屋里，往往长谈许久。还有我的一些表哥堂哥，比如新亚哥，纪凯哥来，每次跟爸爸谈话都是几个小时。我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许就是爸爸的一种态度。有一些人早年参加革命，比如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李锐，早年追求民主，参加革命，做过主席的秘书，批判过革命中的弊端，被打过右派，后来又帮助邓小平胡耀邦改革开放，之后仍然信奉民主，自诩为“两头尖”。还有的人，也是早年参加革命，历经千难万难，文革中也许遭到打击迫害，也许打开国门看到了外部世界，或许在美国还吃过美国的国家福利，但是每每谈到“我们”，仍旧只有赞美和颂扬。爸爸呢？没有赞誉，也没有批评。这，也是一种态度吧。也许是留给我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