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我来到人世的第一次记忆,是一场啼哭。那年,我大概三四岁的年龄。或许是那场哭预示了我的一生,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各种不开心梦魇般随形。老年会怎样呢,对此,应该有所不安吧,可半个世纪的历练,我对不安已然麻木。
1
童年里,我是比我大3岁的小姐姐的跟班,虽然有四位哥哥,但我不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也无视我的存在。我对他们没有依赖,以至于时至今日,我对哥哥的概念依然模糊。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4岁。每天的娱乐就是看各类“牛鬼蛇神”游街。晚上,经常听到从俱乐部传来的惨叫声,凄厉而恐怖。有时,暗夜中传来枪声, 是流行于两派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一一武斗。为了化解恐惧,小姐姐和我在家里的土炕上唱当时流行的语录歌,跳观摩自学到的忠字舞,家中四壁贴满了毛主席 的各种彩色画像。
文革期间的“忠字舞”
在矿上工作的父亲和在学校教书的母亲每天繁忙,常常没人给我和小姐姐做饭。而比我俩大的哥哥姐姐们也不回家,他们为各自派系的大批判和“革命事业”而忙碌。
按部就班的早饭,是全家人围桌起立、立正,听母亲用诗朗诵般的语调读毛主席语录后才能坐下吃饭。饭桌之上,父亲寡言,哥哥们却常为了某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总是在父亲一声断喝中戛然而止。
童年的噩梦始于父亲被关牛棚。
1968年的夏天,父亲因为“历史问题”不能回家。每天早晨,母亲拉着我的手,去早点摊买一种叫“麻叶”的食品和豆浆给父亲送去。那时,父亲被关在 机修厂的院子里,不允许家属见面。早餐交给负责看管的人,母亲就拉着我回家。路上,母亲一言不发,握着我的手一松一紧。母亲是一个知性女子,待我成人后偶 尔忆起,才能体会她当时的紧张、恐惧与愤怒。
冬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胖的出奇,姐姐说那不是胖,是肿。我问姐姐,他们是不是打父亲了?姐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赶紧闭嘴。姐姐严厉地告诉我,不要把家里的事向外人说,我不住点头,可心里却不明白。在姐姐的朋友家,我说,我爸爸是好人,打他的那些是坏人。
那天晚上,我面临人生第一次恐惧。平日慈祥的父亲成了恶魔,他举起手打我的头,直把我打到大小便失禁,并像电影里的俘虏一样举起双手求饶。
我的童年结束了。那一年,我6岁,知道了“管住自己的嘴”所代表的意义。
2
1969年,我们家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最重要的一件,便是父亲解脱了。解脱意味着什么?首先,父亲可以不用每天向组织汇报思想了,可以不用接受不定时的例行批判了;其次,组织上给父亲恢复了工作,并补发关押期间800多元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1970年,重获自由不久的父亲,就被组织上安排带领全家下放农村,走“五•七道路”。本来,母亲的人事关系在县教育局,可为了让我们全家下放,由矿上出面,将母亲的人事关系调到了矿上。
我家祖籍山东,父母先在大连工作,20世纪50年代未,因父亲跟随一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一家人便来到青城子铅矿。
本来就生活在农村,还要被下放到更为偏远的农村。为此,母亲整日愁眉不展。然而,不经人事的小姐姐和我,却兴奋异常。毕竟,要第一次远足,意味着新鲜与刺激。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行进,进入视野的,除了大山,还是大山。途中,因晕车我呕吐了几次。这才晓得此次远足远没想象中那么好玩,也仿佛有点明白母亲为什么那么不情愿。
中午,我们一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辽宁省岫岩县汤沟公社前边大队河西小队。
当汽车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下停下,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便将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上至80多岁德高望重的杨大爷,下至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娃娃,那天全村人 倾巢出动,快人快语的杨三嫂说,过年也没这么热闹过。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们关注的是汽车,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汽车,不知道这能跑的怪物何以弄出那么大的动 静,跑得比马车还快。
3
因为没有房子,我们一家七口人租住在生产队民兵连长杨春波家。他们家是当时流行的三间草房,东西屋。我们住东屋,中间为两家合用的厨房。杨春波是生产队长杨三叔的侄子,政治可靠又有背景,所以,租房这样的“好事”,他叔便福利一样给了他。
因为我们是“城里人”,所以,我们的到来,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引起不小的轰动。在学校,我用的是由铁皮制作的文具盒、橡皮擦、卷笔刀以及中华牌铅笔,都是同学们没有见过的。然而围观过后,同学们总是远远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
到了农村,父亲被公社抽去工作,母亲则彻底赋闲在家,她开始向房东大嫂邹本兰学习做家务、农活等。在城里教了一辈子书的母亲,到了乡下没了工作,但照常领工资,这样的怪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年长我三岁的姐姐偷偷告诉我:是怕母亲散布“封资修”,毒害祖国的花朵。
失去工作的母亲就这样成了家庭妇女。为了“向贫下中农看齐”,她首先要在形象上做一番改良,过去的衣服是不能穿了,雪花膏不能抹了,鞋子也要换了。 当母亲穿上村里裁缝为她制作的崭新的灰色带大襟(旁边系扣子)上衣,脚上穿上一双解放鞋,直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这身行头穿在邻居大嫂们身上那么和谐,可 穿在母亲身上怎么瞧怎么别扭。
头几天,家里的饭菜是房东大嫂邹本兰为我们做的,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母亲要亲自为我们下厨。起伙就要有柴火,母亲找了一根草绳系在腰上,拿着一把 镰刀,一大早就上山砍柴去了。直到下午3点多钟,母亲抱着小捆松枝回来了。显然,这样的数量是不够做一顿饭的。没办法,还是队长出面,为我们家买下一垛柴 火。
北方的乡下有一种食品叫酸汤子,就是将新下的玉米磨成面,发酵,将水烧开,用汤套(一种用铁皮制作的工具)套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左手托着湿湿的玉米 面团,向锅中翻滚的开水挤出圆柱形的面条。这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首先要确保玉米只能从圆锥形汤套的小孔中挤出,其次,要想挤得长,用力须恰到好处,速 度还要快,这样才不至于前头的面条煮烂了,后面的面条还没熟。
母亲虚心学习,做了几次,理论与实践却总是相差太远。无奈,年纪不满10岁的小姐姐开始学艺,没有几天,她就学得像模像样。因为这件事,小姐姐在家中的地位提高,每到做这种玉米面条时,母亲只有退居二线。
4
父亲母亲每月工资照发,还有公家的定量供应,母亲还养些家禽家畜,家里的生活比在“城”里强多了。
过年期间家里不大的屋子挤满了人,乡亲们几乎都要来我家坐一坐看一看。在村子里,我们这一家人相对丰盛的年货、热闹以及与村子里的乡亲们反差较大的言谈举止,让我们成为关注的对象。
总是有到家中求助的乡亲,这个5元,那个3元,一个月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并且,这样的求助大多有借无还。然而,母亲还是尽一切可能满足乡亲们的要求。因为相形之下,乡亲们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种热心换回的不都是感激。我们家每日的吃食、穿着,甚至父亲母亲的收入,通过房东大嫂邹本兰,几乎成为村子里的谈资,乡亲们看我们的眼神开始发生了变化,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积累下来的怨气终于在一个节点爆发。
那年,生产队杀了一头已经不能生产的老母猪,谁知一刀下去,发现是头“米猪”(患有猪囊虫病)。按理,这种猪是不能食用的,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 代,这样的猪肉也是宝贝。生产队长说,既然到市场上卖不出价钱,那就卖给乡亲们吧。于是,二哥买了几斤米猪肉,这个数量在生产队便拔了头筹。
文革期间的农村大批判
村子里80高寿的杨大爷,在当晚的社员大会上说起这件事,自问自答地说:猪肉让谁吃了?让资产阶级吃了。这句话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杀伤力。于是,父 亲向乡亲们解释、检讨,最后拿出印章要将全部工资捐给生产队。杨大爷见此,有些灰心地说了一句: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5
“米猪”事件后,生活仿佛没什么变化。但为这事受到牵连的,却是我的小哥哥。那时,他读五年级。
因为学校需要补充师资,房东大嫂邹本兰到学校当了教师,恰巧,她成为小哥哥的语文老师。
小哥哥的聪明是出了名的。学校教的不用说,画画书法音乐,学什么像什么。在学校,孤傲的小哥哥被视为另类,他衣服整洁,成绩也好。小哥哥还常常抱怨学校的老师水平太差。渐渐地,就有了小哥哥“不合群”的传言。
下乡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房东杨春波找到家里,说小哥哥对老师(也就是他老婆邹本兰)不恭,居然敢在课堂顶撞老师,说老师讲错了,且用词反动。那晚,父亲在外搞运动,母亲去青城子领工资,作为知青的二哥接待了杨春波。
五年级的小哥哥成为被严肃批评的对象。记忆中的那夜很漫长,朦胧中,什么动机、立场、资产阶级等词汇时不时地冲击着耳朵,到了下半夜,听得小哥哥一声大叫,炕上新鲜的玉米撒了一地,斗争会也终于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日子,从不打架的小哥哥居然经常与同学打架。后来他就因病停学了。他得的是精神病,幻听,幻觉,不睡觉,常常听他在午夜的炕角用凄厉的声音大喊“爹,我怕”。时至今日,那声音经常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为此,父亲卖了家中的自行车、手表等,带着小哥哥四处看病。这中间,小哥哥“好”了一次,他要求上学。到了学校就赶上考试,好久没有上学的他却考了满分,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是在装病。没过多久,小哥哥又休学了,这一次,是永久地告别学校。
小哥哥拒绝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因此,他没必要吃药。可不吃药,他就不睡觉。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睡觉却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体力。不睡觉 时,他心情好了,就无休止地背诵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心情不好时,就砸东西打人。家里有一位这样的病人,简直就像生活在地狱。小哥哥有时会变得和正常人一 样,那样的幻象会让亲人迷惑:他是否真病了?
小哥哥曾多次自杀,均以失败而告终。到了后来,他就彻底地依赖于药物,成为大家眼中理所当然的病人——疯子。
再后来,小哥哥的小妹小弟也成了家,而他似乎永远地停留在15岁。每次回家,看着眼中流露着胆怯、不安、敏感、呆痴神情的小哥哥,我心中便似针扎了般地痛,即便离开,也会被这种痛长时间地折磨着,直到麻木。
6
小哥哥的病,让家中的经济日渐捉襟见肘。
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青城子领工资,从家里出发,要翻两座大山才能到达通向青城子的公路。为了省1角钱的路费,母亲常常等在路边搭便车,许多司机或为母亲的学生,或为父亲当年的同事,其中一些像不认识一样,从她身边呼啸而过。
就这样耐心地等,总会有司机停下车来,把母亲和我带到青城子。成人后,才知道那条路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可在当年的我看来,却是那么的漫长。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用母亲的话讲,叫天上下雨地下滑,各人跌倒各人爬。
到青城子,住在姐姐家里,有时还要向她借钱。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每次开口,恐怕是最为难的时刻吧。次数多了,姐夫颇有微词:你家有偿还能力吗?
1972年,终于搬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这是当初下放时组织上承诺的房子,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拖了两年。
三间大瓦房,房子结构与杨春波家的一样,中间厨房,两边卧房,南北炕。村里的小河紧挨着我家,每逢汛期,山洪裹挟着山石滚滚而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 鸣,着实惊人。2008年,我曾回去一趟,问起那房子,乡亲说,早让洪水冲没了,听得我一身冷汗。万幸的是,转过年,我家就回“城”了。
1973年,我已经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了。这一年,父亲母亲在落实政策后,得以回“城”。哥哥们甚至小姐姐也在憧憬他们的新生活,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到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小哥哥,我幻想,哪天睡一觉,醒了,小哥哥便又回归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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