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民主衰败 呼唤民主新模式

曾几何时，在上个世纪、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日裔政治学者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西方世界一度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并将自由主义民主推广到世界各国。197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世界上一度出现赛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m）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尽管具有选举式民主体制的国家数量从1970年的35个增长至2014年的115个，但是从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之间的恶斗，到中亚与东欧各国的颜色革命，以及北非与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再到去年英国公投脱欧以及政治狂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有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门事件，再加上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与思想家开始提出质问，全球范围的民主是否正在倒退与衰败？

全球民主确实在倒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早在2006年11月便刊文《民主征程的暂停》（A pause in democracy's march）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于2006年开始出现倒退。而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历年发布的全球《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报告，“充分民主”（Full Democracy）的国家政权数量从2006年的28个，至2016年已减少为19个，其中占全球人口的百分比在十年间从13.0%降为4.5%。而在同期之内，“混和政权”（Hybrid Regimes）从2006年的30个逐步攀升至2016年的40个。至于长期作为全球民主“模范生”的美国，则在2016年被降级为“瑕疵民主”（Flawed Democracy）。此外，“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报告也显示，民主在全球各个范围确实正在衰退。

相关的研究数不胜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乔舒亚· 科蓝兹克（Joshua Kurlantzick）于2013年出版的《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书中历数世界各个新兴民主国家所发生的民主倒退现象，以及许多亚非拉国家经由民选却产生了独裁政府，同时也透析了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能。美国法学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则在2010年出版《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一书中，则聚焦批评美式民主对金融监管与自由市场的放任酿成了世界金融危机。

政治学界专门研究民主的《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2015年1月以《民主是否正在衰退？》（Is Democracy in Decline?）为主题，邀请众多政治学者进行探讨和论辩，其中「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在这些作者群中排名为首位，此时他早已和新保守主义划清界线，这些学者的结论是民主确实正在衰退。

其中，此次学术专题的主编、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面对民主衰退》一文里，列举出2000年至2014年共有22个国家的民主崩解（Democracy Breakdown），包括斐济、俄罗斯、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尼泊尔、委内瑞拉、泰国、所罗门群岛、孟加拉国、菲律宾、肯亚、乔治亚、宏都拉斯、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布隆迪、斯里兰卡、马尔地夫、马里、尼加拉瓜、乌克兰、土耳其。不到一年之后，戴蒙德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2016年7至8月号发表文章《民主在衰退》（Democracy in Decline），将全球民主崩解的国家数量从22个提高至27个。

民主并未带来和平与繁荣

民主衰败现象并非仅指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体制倒退、全球范围民主国家数量的减少，也是指民主化在许多国家并未带来和平与繁荣，许多民主化的副作用同时出现在新兴民主国家与所谓的成熟民主国家。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早在2000年便出版了《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一书，反驳"民主和平论"的观点，用事实证明民主不必然带来和平，民主化反而有可能通过菁英说服、群众煽动而点燃民族主义冲突。

斯奈德在书中深入分析了民主化如何逐步导致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战争，以及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法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斯奈德指出在民主政权中，菁英阶层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维持统治秩序、争取群众选票，会通过精心操控媒体舆论来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而有可能做出发动冲突或战争的冒险行为。事实上，美军入侵伊拉克与阿富汗、川普以飞弹攻击叙利亚，美法和北约联军攻击利比亚，背后也都存在类似的逻辑。

西式民主不仅没有带来稳固的和平，也没有带来可持续的繁荣。不论是在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缅甸，中东的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巴林，拉美的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巴拉圭、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宏都拉斯，非洲的埃及、突尼西亚、利比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布吉纳法索，还是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东欧的乌克兰等国家，民主并没有带来繁荣与和谐，反而带来社会对立、成长停滞、社会冲突、乃至于民族内战。

例如曾经在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成为全球新兴民主国家模范的泰国，自2006年以来经历无休止的民主政争，是民主衰败十分典型的一个例子。泰国在1992年推翻军政府后，于1997年制定新宪法，2001年由塔信（Thaksin Shinawatra）带领其政党"泰爱泰党"击败民主党而实现政党轮替，并在2005年再度胜选连任。塔信通过倾斜性财政支持农村，在广大农村贫民中极具声望，泰国也一度成为全球新兴民主国家的模范生。

然而，以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传统地主为主要支持者的民主党，由于在1997年宪法的体制中难以胜选，便结合其他反对党成立"人民民主联盟"（PAD），藉由2006年初塔信出售电信集团股份给外资的丑闻，发动大规模"反塔信"的"黄衫军"群众街头抗议，并在2006年9月趁着塔信出访时联合军政府发动军事政变，"挺塔信"的"红衫军"也动员群众上街头与"黄衫军"针锋相对，泰国首都曼谷和机场交通甚至曾经一度瘫痪。

此后十年内，黄衫军与红衫军的街头冲突、塔信派与反塔信派的政治斗争循环不止。2008年塔信被法院判决贪污而流亡海外，泰爱泰党也被下令解散，激起支持塔信的红衫军大规模抗议。此后2011年塔信的胞妹盈拉（Yinglak Chinnawat）带领新成立的"为泰党"（Phak Phur Thai）胜选并当选总理，由于2013年为泰党为洗刷塔信罪名而推出特赦法案，黄衫军在2014年初又发起持续数月的"关闭曼谷"抗争。当年5月泰国军方再度发动政变，推翻盈拉政权，至今仍尚未还政于民。十年来泰国政争连续剧张力十足，但泰国也早已从民主模范生成为民主崩溃的负面教材。

治理失能与民主去巩固化

伴随着全球民主化的退潮，政府治理失能与治理困境、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赤字”（trust deficit），这些现象不只出现在新兴民主和转型国家，在老牌民主国家中问题也十分严重。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报告，高达74%的美国民众认为民选政客将个人私利置于全国公利之上，高达八成的美国民众对政府感到挫折甚至愤怒，而59%的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急需大规模的改革。2003年美国仍有高达六成民众信任政府，但是到了2015年却只剩下不到两成民众信任政府。此外，在前25%的高收入人群和后25%低收入人群之间分别对政府信任程度的"信任落差"（trust gap），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则分别高达31%、29%和19%。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能力的信心也不断在衰退。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治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从1964年的77%降至1997年的64%，再从2007年的57%降至2015年的35%。

那些鼓吹西式民主至上的人们天真地认为，民主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巩固，民众也会更加习惯和支持民主，然而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不仅没有普遍出现在新兴民主国家，即便是在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也已经开始在面临"民主去巩固化"（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的问题。

澳洲墨尔本大学政治学者罗伯托?史蒂芬福阿（Roberto Stefan Foa）与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师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在2016年7月的《民主期刊》上发表文章《去巩固化的危险：民主断裂》（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提出三个关于民主"巩固"和"去巩固化"（deconsolidating）的观察指标：第一是公众对民主体制的支持程度，第二是公众对包括军事统治在内等非民主统治的开放程度，第三是反对既有体制的党派和运动的活跃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支持民主的比例在下降，而后两个指标在上升，便表明该国正处于民主"去巩固化"的状态。按照这三条标准，传统欧美成熟民主国家确实已经面临民主"去巩固化"的危机。

根据"全球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和欧洲民众中支持民主制度的比例与年龄几乎成反比，二战前出生世代中支持民主的比例，美国民众为72%，欧洲民众为55%；而在1980年代出生的"千禧年世代"中支持民主的的比例，欧洲民众不到一半，美国民甚至只有三成出头。此外，在美国和欧洲分别有24%和13%的16至24岁青年，认为以民主政治体制运行国家是不好的。至于对既有民主制度的政治感到兴趣的比例，美国和欧洲16至35岁的青年，分别从1990年的53%和48%，下降至2010年的41%和38%。由以上数据可见，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中，越年轻的民众越不满于既有的民主政治。

另一方面，美国与欧洲民众支持威权体制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不断在攀升。在美国民众中有三分之一希望能有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不受国会和选举的干扰，并且有六分之一认为军事统治是不错的选择；而在欧洲民众的"千禧年世代"中，则只有36%的比例反对以军队推翻治理失能的政府。

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各种反对既有民主政治的党派团体和社会运动不断兴起。从美国青年发动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到澳洲的"占领墨尔本"、英国的"占领伦多交易所"，再到去年美国极右保守主义的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今年3月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以及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在今年5月第二轮大选中取得34.2%的选票，这些迹象反映在欧美国家中，对既有民主体制的不满以及极右民粹的力量都在攀升。

民主为何会衰败？

"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在冷眼观察十几年的全球民主衰退之后，如今早已彻底转变原来的立场和思想，不再坚称西式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他在2011年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French Revolution），以及2015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贯穿两本着作的理论思想是，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制是良好民主运行的三大基石，三者应相互协调平衡，并且三者缺一不可。

综观新兴民主国家与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主衰败和政治衰败现象，忽视国家能力的建设、政治秩序的紊乱、经济治理的失能、政党政治的恶斗是最为主要的共通原因。福山在2015年1月的《民主期刊》中发表文章《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Why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认为美国陷入了一种「否决制」的政体，法治和问责制缺乏国家能力的制衡，治理失能和治理困境严重削弱了民主的合法性。《民主期刊》编辑普拉塔纳（Marc F. Plattner）认为西方国家至今未能脱离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泥淖，不仅削弱了民主的合法性，也削弱了民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丹·史莱特（Dan Slater）针对139个国家的分析则显示，"弱国家"（Weak-State）是当代民主崩溃的主要根源。

"执政党-反对党"相互对立轮替的多党制和两党制，是导致政府治理能力衰弱的关键，因为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会长期形成"零和式"的对立文化与民粹主义，双方将会为反对而反对，难以形成共识与妥协。此外，频繁的选举轮替还会促使政治人物关注短期利益而忽略长期目标，运用政策绑桩来巩固选票，并且容易遭受利益集团的绑架。法国前总统雅克?齐拉克（Jacquees Chirac）早在1980年担任巴黎市长时，便语重心长地告诫一群非洲领袖："多党制度是个政治错误，是发展中国家享受不起的一种奢侈品。"可惜在西方国家不断输出民主的过程中，众多发展中国家未能审慎考虑自身国情而片面接受了西方选举式的民主体制。

民主衰败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式民主过度强调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却忽略了经济领域的民主化，导致经济分配与再分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不论在先进的还是发展中的民主国家都在不断拉大。诚如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在其名著中《少数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犀利地指出，"民主在美国只不过就是一整套政治程序"，真正的民主应该要能为全民福利的提升产生"正效应"。

民主价值是普世的，但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美国印度裔著名评论家法利德?札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自由的未来：本土与海外的非自由主义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提出"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概念，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或许并非民主之路的终点，不过是众多可能的出口之一。"

民主政体如何平衡兼顾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制，有效提高治理成效、消除政党恶斗、缩减贫富差距，以避免落入民主倒退和民主衰败的陷阱当中，也许只能在"非自由主义民主"中探索一条民主的新模式和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