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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幻象

已有 35 次阅读2018-5-11 07:09 |系统分类:居家生活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幻象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张斌 时间:2018-05-11
37 0 西式民主 字号: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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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商赋人权”重构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原则。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标榜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资本至上的新财富观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平等的最高意识形态。经济性社会的本质化结构及其金融垄断资本导控下的政治“崩溃”注定制度再塑遥不可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现实困境是对其普世幻象的指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哲学批判证明,它与其依附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必然只是历史的过程。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现实困境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与治理低效、选举制度的金钱化与民意的衰退、政党制度的游戏场与公共力量的消解等。这实际上是由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所坚守的自由秩序立场失效导致的,其标榜所谓制度永恒性的合法性论证实质上源自其一贯坚持的价值内核。当人权的天赋被“商赋”兑换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性欺骗自然真相大白,经济哲学的批判有助于揭开其普世幻象的本质。

一、商品化: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

自由是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中不证自明的存在,其崇高性、至上性和普适性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已经被广泛地普及。 “自由主义通常致力于实现个人权利、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建构主要是围绕一个主题即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展开的,后者虽然涵盖了如霍布豪斯所说的“自由”的集合,但本质上却是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为核心,前者为先导,后者是前者在政治领域的延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性质和诉求,经济开始独立于社会与政治的同时(其表现形态是市场体系的确立),却与政治更深地勾连在一起。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复杂缠绕都指向商品,而商品化则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商品化促进了新兴资本家阶层的形成和个人概念的彰显,从而铸造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原则。

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造就了商人阶层和新兴资本家,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塑造提供了必要元素。布罗代尔指出,18世纪欧洲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无孔不入”,依“市场规章而建立的一条自主的、极长的、行动自由的而且是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种自由的商业链”被构建起来。这种场景就是斯密所描绘和总结的,“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相当限度内,一切人都成了商人,同时,社会本身亦就成了所谓商业社会”。商品普遍化助推了新兴资本家的普遍形成,在一切人成为商人的意义上,商品普遍化与新兴资本家的形成是一体化的历史过程。商品的普遍化促进了市场及其机制的发展与日渐完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争机制,市场化体系预示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工场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商品普遍化塑造了经济自由的价值信条,而新兴资本家则不断对这个信条进行强化,直至使其成为新型政治制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新型资本家的最终形成代表了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诞生,表征着一种新型生产关系、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诞生。

商品化进程同时还促进了以财富欲望为核心的“个人”概念的凸显。  “自由”一开始便和金钱联系在一起,  “赎买自己的血液”从而摆脱固有的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成为获得自由的重要通道。社会生产剩余的丰富并不能自发地牵引出人的财富欲望,当然也就无从铸就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概念。它的历史条件在于,商品化背景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出现。新式的人性假设唯有在市场基础上才能流行,进而牵引出完全的“个人”,此时的个人与自由、与金钱的关系才有不同于传统的意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分工体系与市场机制是商业社会最基本的贯彻始终的特征。商业社会的逻辑就是自发性,即需求的自发、交换的自发、平衡的自发。“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欲望的发现及其与人性的内在关系的认识,成为世俗社会不可回避的重要基本原理。 “获利”原则“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是19世纪的文明史建立的最为独特之处。进一步而言“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从这个原则中被引发出来的”。基于“市场需求’、“获利”为核心特质的个人概念凸显并成为新社会发展最为基础的动力源。新的个人概念诞生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新的人性假设并带来固化的信条,即理性经济人。这与资本家争取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是内在契合的。理性经济人最终生成为一种精神,即新的世界观念与价值哲学。这种基于人性本身逐利的自然律立场必然衍生出现实准则,那就是“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信条。这是商业化作为新时代起点的最大奥秘之处,是西方全部制度的自由价值内核得以奠定的前提基础。  

二、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内核

作为民主政治制度建构的核心,财产权是一切权力的源头,私有财产权的确定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内嵌,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有着里程碑意义。

首先,自然权利与个人私有财产权的链接。资产阶级理论家在私有财产权基础上形成了“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思想,实现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在利益本质上的互通。 “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思想体系始终具有经济属性,那些最后演变为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言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众所周知,源自自然法的自然权利是近代欧洲启蒙思想的理论起点。自然权利学说是界定社会、国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主要理论基础。霍布斯认为,国家甚至道德与法都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权利的尺度就是利益”,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权不被侵犯。洛克认为,自然权利就是保护人们私有财产权的权利,国家或政府以订立契约的方式成立,是人们将这种自然权利同意交付的结果。可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神权或者王权是现实社会构建的出发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人类社会政治层面的契约原则必然成为商品交换的常态。市场经济发展的各要素要得到持续、完善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与之适应的制度体系。社会契约就不再只与政治权力相关,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确立的前提即抽象的人性论和财产权保护,而后者更是其核心和本质所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构建中,人性论最终被财产权以更隐蔽的、合法的方式所置换。恩格斯认为:“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

其次,自由、平等思想的本质在于经济权力诉求。商品化牵引出的个人概念把人从狭窄、孤立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同时又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约为单纯的物的关系,即货币关系。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商业机制能够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兼顾对个人正当利益的保护,换言之,既为个人追求经济利益提供条件又使人的个性和独立性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意味着,通过所谓平等的交换关系可以限制超越经济的特权。当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时,人与人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制度的发展奠定了个人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经济基础。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对私有财产的诉求与确权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必需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西方国家步入了法治社会。然而,若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看,这种自由与平等却并不是真正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资本家追求利润和占有财富最大化的动机与“人民民主”是相矛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政治资源不能被平均地分配,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损害政治上标榜的平等原贝。  “自由与平等”只不过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物质立场。而为掩盖他们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撇开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将这些理论同资产阶级本身分割开来,将其描绘成超越阶级的、完全独立的、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世意义的思想。“一个重大的悖论寓于人权的中心:权利都是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而西方国家却声称它们都是普遍的。”历史的真相却是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个人主义相伴而行是近代西方的根本传统,二者互为影响,勾连很深。经济自由的核心是经济正义,这种正义蕴涵了个体化人的全部愿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保驾护航下,经济自由愈发成为某种物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可以用规则或法律的尺度进行栽量。结果是启蒙旗帜下尚存的(政治)“自由”成为一种秘而不宣的经济诉求的自由。自由、平等以及正义沦为被定义了的话语系统,其背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支配。

最后,私有财产权法律地位的确认奠基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构建的根本原则。私有财产权利保护的确立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创设同步进行的。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设计蓝图中,限制政府使政府无为而治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他们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发展和确立,使资产者对财产的安全尤其是长远的安全充满了信心。这种政治建构的基本原则固然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但是深层解读私有财产法律地位的确立过程及其后果就会发现,这种设计最终滑向了“乌托邦”的尴尬处境。对资本主义而言,私有财产权法律地位的确定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私有财产权在整个社会和国家中的原则地位,更在于通过它的确定而完成了对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面确认。最终资本主义实现了对政治与经济、私人与公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等的重新定义与调整,同时也意味着对现代而言是一种座架。这种座架已经远远超出了早期理论家们对这个新生社会的预期,而这恰恰是揭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普世幻象不可缺失的重要历史和思想通道。私有财产权法律地位的确认凸显的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深度勾连。“政治统管经济的顺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标志,现在它要求颠倒顺序,让政治服从经济。”斯密“富国裕民”的新国家观构建即是对这种变化的理论回应。  “分辨前工业国家和现代工业国家最有效的办法是以汲取( 财政努力) 作为国家能力的最有用的指标。”恩格斯也提出:“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事实上,政治权力一开始便是新型资产者所觊觎的“宝贵财富”,新兴资产者凭借积累起来的资产,特别是通过货币的通约功能愈加灵活地操纵权力。他们通过对政治领域的全面把控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进而更好地进行资本积累,最终获得资本的全面统治。

三、新财富观及其逻辑: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识形态与本质

资本至上的新财富观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识形态,它引领并促进了价值原则的重构,是新型政治制度体系的灵魂。而资本逻辑则座架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平等本质。

历史上,金银货币曾被认为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资产阶级理论家一度认为财富就是商品的堆积。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丹·古诺( AugustinCournot) 对财富的理解与界定直接使理性经济人从假设变为现实。“为了形成能为人理解的理论,我们应该使财富一词的含义与交换价值一词所含有的意义完全相同。”古诺把财富等同于交换价值,无疑是把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更抽象化了,而且径直把“财富”推进了市场的逻辑通道。古诺的财富定义顺应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理性化、合理化、可测度化的趋势,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财富观的颠覆。计算性使得古诺理论中的“世界历史”必然要趋向合理化,即可以被测量,“总有一天,全世界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都将承认,深受度量统一之惠”,当然这个“惠”实质上是资本之惠。新财富具有的标准性、可计量性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趋势是一致的,它解决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家们将契约转化为政治制度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消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内心尚残存的道德律。这是近代商业社会关于财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变革。

马克思通过洞察资本主义新财富观的全部奥秘,揭开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性面纱。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的商品表征了现代与传统的本质不同,它内含了人的逐利欲望,是市场逻辑的抽象表达。货币作为一种通约功能强大的利器造就了一个货币化的生存世界,“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但是这还不够,“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其中,商品、货币、资本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观演进的不同阶段。资本作为全部财富的聚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在,凸显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全部想象。资本的核心内涵不仅是货币数量的多寡,它逐渐变成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象征。资本家对资本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包括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近代社会转向的深层根源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关联,可以说所有政治立场都可以从经济生活中寻求支撑与答案。当资本逻辑充斥整个社会时,财富的最终形态能且只能是资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它的存在使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成功换取政治权力,然后再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获取更加丰厚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财富观支配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 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资本至上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识形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至高意识形态,驾驭和支配着民主制度的价值原则及其所有流变。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价值原则的重构塑造了普世性的价值基础。源于市场交换的以经济自由为主旨的个人主义对天赋权利理论的颠覆与重构经历了历史和理论构建的双重过程。“经过洛克的个人与休谟的自由,经斯密演绎为追求私利的自由,到了达尔文更推展为个人竞争是整个人类生存的保证……资本主义终于拿到了它的道德意义和运作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天赋人权还仅仅是吹响号角而已,真正历史性、革命性的力量是资本家的资本。当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沿着天赋人权思考和构建新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大厦时,天赋人权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被侵蚀、逐步被兑换,这是商业普及化与商业规则普遍化的必然后果。对天赋人权的价值颠倒既是对新财富观的有力证明,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最终形塑的重要价值重构。商赋人权的实质后果是自由是市场交换的自由,民主是有产者的民主,平等是资本的平等。古典理论家们一方面用“科学”的态度传递着自由主义之信条,另一方面又积极借助国家的力量以促进这种信条的确立。“还没有人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原始积累的‘同谋’……不断地支持与他们的‘自由放任’原则背道而驰的政策。”黑格尔试图以特有的宏大叙事对市民社会私向化和普遍化矛盾进行化解,而斯密只用了简单的词即“交换”就解决了近代政治哲学家们的理论难题。边沁则更进一步,以自由的名义行自由主义。他对自由主义的热切关注只局限在那些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标准的人身上。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所谓“民主”、“自由”已被普遍交换的平等、自由侵蚀与解构了。“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古典理论家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这个“原罪”布道,而解放之道就是自由主义。“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成了一条秘而不宣的教义。自然地,经济自由主义“渐渐地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实践中,自由主义必然变得刚愎自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凡是利于自由信念教条确立的它都可以使用,哪怕是它最为反对的政府干预。

作为核心的代议制度的初步奠定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构建搭建了主体骨架,进而为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代议制本质是作为支配社会资源的“财富”在民主制度安排上的表达,为资产阶级充分占有国家政治权力提供保障。资产阶级最终完成了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建构,为资产阶级追逐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文明的佐证。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塑的走向和财富获取的现实法则。劳动二重性下的物化资本、交换通约下的货币资本以及虚拟经济下的虚拟资本是资本逻辑的不同历史形态。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论证,从中我们看出,资本逻辑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红线是引领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因,而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则随资本逻辑“起舞”。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的灵魂在于无限增殖的主体性资本。主体性资本容纳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事业的所有想象。主体性资本实现了对人性和市场的双向贯通。资本扩张就是一个通过资本增殖机器即社会生产关系、市场制度以及理性化社会分工不断加深的过程。“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正是这种发财致富欲导致交换价值成为社会普遍化的衡量手段和方式。进一步而言,资本的主体性获得为资本在更广泛范围内“脱域”创造了动力,并在制度运行层面制造出一种不证自明的景象,即经济差别特别是社会中人们经济地位的悬殊与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无关。事实上,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观点就是经济不平等与政府没有多大关联。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 Jr. Henry M. Paulson) 曾辩解道: “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时,市场力发挥作用,给那些拥有增长领域所需技能的人提供了最大的报酬……这一趋势……是单纯的经济事实,去指责一政党,都既不公平,又毫无用处。”这种立场阻碍了人们对经济结果中所蕴含的源自政治制度因果关系的体察与求证,也阻碍了人们揭示政党在政策和优先次序选择上导致的偏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表明,资本家政党、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通过“财政机器”调节经济运行,资本逻辑在财政机器的作用下产生了“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经济强调在市场内部寻求调节资本运行,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得以形成。虚拟经济体系应运而生是资本社会化的必然产物。金融系统( 金融资本) 通过投机于虚拟经济系统中证券化资产的虚拟价值波动来分割业已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本逻辑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的根本逻辑或隐或现地表现在具体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从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来看分为初创期、发展期、转变期和动荡期。从其运行的实践分析,体现在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制度变革等方面。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资本渗透与导控,首先体现在财产条件的限制上。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确定阶段,财产限制一直是西方选举制度采取的必要手段,这种限制自选举制度确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其次是政治献金绑架选举制度。在政党竞选阶段,资本的重要性更加明显,所谓“金钱政治”在每一次政党竞选中都被暴露出来。第三是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在现实的选区划分中,由于政党斗争,选区的划分就成为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协调杠杆。第四是政策上的倾斜。在这一阶段中,资本逻辑的主要控制作用体现在新政府通过政策上的倾斜以兑现金主们当初支持其参选所给予的承诺。第五是重要职位的给予。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向主要党派提供巨额选举资金而介入选举,在政党中掌握着选举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从而控制着政府首脑候选人的选举以及政府官员的任命。

四、经济性社会本质化结构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崩溃”

马克思富有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给我们洞察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理论资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为经济性社会,核心要旨是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颠倒。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是对这种关系的具体化阐释。经济性社会的哲学内涵主要是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与价值通约主义。商品化是经济性社会的表象,货币化是经济性社会的内涵,资本逻辑是经济性社会的动力系统,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性社会的制度化形态。经济性社会具有独特的双重结构,即形式化结构和本质化结构。本质化结构的存在是导致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普世性破灭的根源。

西方社会的形式化结构是我们所感知的、可触的商品社会,简单说就是斯密所指认的“为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而交换常态化的社会”。需求、满足、使用价值、直接劳动、劳动契约关系等都是这种形式化结构的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波及之处往往就是这种形式化结构显现之处。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本质化结构”就是依托资本逻辑以获得交换价值为根本目的,很难为感性直观所触及的资本社会。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劳动、货币化、资本主体性、劳动力再生产等是本质化结构的关键词,这些都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形式化结构出发探索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最终只能把动力确认为资本家的自由意志。马克思批评了这种基于当事人( 资本家)的观念出发的阐释方式。观念只不过是“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最终是结构化的资本逻辑而不是其他什么才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秘密。树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政治力量及其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本逻辑结构化,这是其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谓的基于人权或自由、平等、民主等无非是与形式化的结构相呼应的感性直观罢了,甚至说,这些政治要素就是形式化结构在政治层面上的衍生。形式化结构是造成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普世性梦幻的直接原因。

形式化结构和本质化结构的演绎共存导致了人们研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困境的障碍。而且随着政治运行逻辑在技术上的变迁越发会加重这种障碍。“经济问题在当代美国选举政治中仍然非常重要并居于核心位置。”统计分析表明,在美国总统大选年的各类议题中,主流媒体舆论所津津乐道的选民偏好往往被“物质关注深深遮蔽”,人们所熟知的诸如枪支管控、环境保护、堕胎以及其他文化问题等莫不如此。实际上,由于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机制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限于选民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加之多变的社会复杂现象,导致了政治的技术性一面被大大强化,而基于此的科学技术上的每个进步都强化了对现有政治运作的可信度。基于政治的不平等在西方政治制度运作中往往为多数人所忽视,这个多数人即“不掌权”的人。如果从一般的民意测试或者是价值观立场的倾向看,大多数美国人在税负、同情心等方面都是站在中产阶级和穷人立场上的,自然延续的逻辑则是大多数人对富人承担更大比例的税负持支持立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国内政策动议,就是通过大幅削减联邦所得税的形式,实现政府策划的,新增财富从底层和中产阶级向富人的大规模转移”。问题在于,这种改革的后果大多数美国人应该反对才是,但是这一财富的大规模向上转移却得到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量支持和少得惊人的反对”。在拉里·M. 巴特尔斯( Larry M. Bartels) 看来,原因在于“他们未将相关的价值观注入其政策偏好的形成中”,这是流行的“平等主义看法和具体政策偏好间的明细误接”。 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是民众的民主参与能力限度决定了不同改革的结果,真实情况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在展现的同时又遭遇了新问题的挑战。而这个新问题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以金融自由化为代表的新型资本势力上,正是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变形导致了传统民主制度无法容纳,进而导致了美国国内外尤其是国内政策的重大摇摆与变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迷思之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依存的经济性社会内在逻辑的“吊诡”。

金融化的深入发展加剧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崩溃”。金融化资本的全球扩张是当今时代的最大特质,也是经济性社会本质化结构演绎的必然。金融化引发的集经济、政治、文化于一体的变革,在影响经济形态走向的同时还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定位。在美国,金融化主导的全球化加剧了实业空心化、贫富分化、价值观迷惘以及全球竞争乏力,这些因素形成了“新民粹”并成就了特朗普。特朗普在全球化上的“倒行逆施”,本质上力图改变的是金融化资本主导的一种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在美国“新民粹”的舆情中被认为是导致他们生活“不幸”的根源。但是在民意测度中,“罪魁祸首”的表达却可能是另外一些常见而又容易被舆论误导的语言,如自由贸易、非法移民、医疗改革、白人阶层的边缘化、实业的衰落等。高悬在特朗普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金融资本的渗透与控制,其现实表现则是金融垄断集团对经济活动的深入主导与对政治制度运行的掌控。资本主体性成就了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塑。这种模式的特征在于运行上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范围上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剩余价值( 利润) 上具有彻底的掠夺性、实业竞争上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规则制度上具有强大的消解性。从导致的后果来看,金融积累模式的剥夺性直接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金融积累模式的内在悖论是无法通过金融化克服的,只能随着程度的加剧更加凸显。金融积累模式会导致分配正义偏斜和政治权力重构,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政治制度构建与运行的核心问题。西方政治制度在金融化背景下的“人心交换”和有力践行有赖于在分配、权力承诺等方面对民意作出有效回应,否则政治制度便会陷入内外交困状态中。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普世性的信条与谎言必将在金融化继续发展中暴露无遗。事实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再塑必须要有历史前提,即要打破经济性社会与生俱来的陷阱,而要消解由此带来的诸多限制性因素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又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最终,源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孕育的资本主义制度及附属其中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注定也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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