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在不久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再次说明了中美外交是一种乡愿外交。中国认为美国在对待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时存在一种“美式焦虑”；这是美国误解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源所在。因此中国不断重申中国不是美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因此无意取代美国领导世界。事实上，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是自英国殖民政策以来就存在于西方列强国际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即尽一切可能阻止地方强权或霸权的存在和兴起。

最近(3月11日)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将军发表了“西方能量正枯竭，希望在中国”一文，似乎是有意详解了中国实行“乡愿外交”的理由，并企图帮美国治愈在对华外交上的“美式焦虑”。乔将军首先指出“美式焦虑”的病根在于耽心中国强大后与美国竞争，于是有可能落入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中，不是被中国代替就是两败俱伤。然后安慰美国说：“美国根本不用担心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根本不是被挑战者打败，而是败于自身的技术创新。”

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将军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擅长超限战的乔将军于是解释道：“作为最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的衰落就是西方那套体制和模式出现危机的体现。如果泛泛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在衰落，有人可能还不服气，因此我们要从原理上揭示这种衰落。。。。。。美国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恰是美国的创新所致，或者说是互联网触发了这个衰落过程。因为互联网是新工具，它将促使人类创造新的民主路径”。

在乔将军看来，在互联网时代“作为民主制重要工具的纸媒在互联网面前呈现整体性衰落。当每个电脑或手机终端都变成了投票器时，谁还那么在乎报纸呢？政党也已不再是民主的标志，而是沦为集团私利的代表，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台湾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西方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工具和平台都已衰落，而其本身又没找到新的方式”。

原来乔将军认为美国的强大源于民主，衰落也归于过时的民主；是美国的上层建筑决定了美国的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这不是典型的西方唯心史观吗？美国的强大是不是因为民主暂且不论。美国的衰落则不远，历史数据可以证明的是始于越战后期，而不是互联网危机。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大幅贬值就是衰退的开始。之后美国的经常账项目由长期顺差转向持续的逆差。不久政府预算和外贸也都出现赤字，直至现在债台高筑、中产阶级萎缩或消失。其中的原因可以用科学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靠资本循环来维持的。投资需要通过产品的市场交换才能回收用于新的投资，维持生产的继续营运。但另一方面，富人总在不断地从资本循环中抽取部分购买力用于储存。富人的购买力储存于是造成市场剩余和经济危机。因此在单一有价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强国必须利用海外市场来推销剩余产品。这样就把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转变成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并激起殖民地的反抗和独立运动。结果与国内的两极分化一样，穷国不能完全吸收发达国家昂贵的工业产品。这就使殖民经济走向失败，导致发达国家赢利不高的制造业衰退外迁，代之以低成本的服务业经济，类似古老的商业经济。

这些过程在西方国家正好发生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新兴国家的转移带来了全球工业化运动。而互联网危机是美国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失败造成的科技泡沫的破裂，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高科技产业的过剩危机。危机后美国扩大服务业的需求为各种金融衍生品提供了机会。这是因为以本国民众为主要对象的服务业并不创造可积累的财富，而只是转移国内的购买力。当制造业的财富源泉枯竭后，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用贷款消费来维持不断涨价的服务业，包括各种刚需服务，以此推行自我殖民的贷款经济。贷款扩张和金融杠杆终于导致了2008年美国的贷款违约和金融危机。

这里之所以要把美国的经济衰落追溯到互联网危机之前许多年，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落源于经济制度自身的矛盾，而不是民主形式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海外市场的存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持不可忽视，因此在制造业衰退后，美国急于以全球化为名用金融扩张开拓海外的新型殖民地。当越南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尽时，美国国务卿就不惜放下身段多次去中国商谈解除对中国的封锁，以期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保证海外市场的开放，即门户开放，是西方强国海外战略和外交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利益。继承了英帝国主义路线的美国，也因此始终坚持反对和遏制地方强权的地缘政治外交。

美国的这一地缘政治不能简单地套用古典的“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因为美国不只是妨止新兴的强国取代美国的地位，还要妨止世界各国，尤其是地区强国，阻扰美国的国际贸易和市场政策。因此这个地缘政治对海外势力的防范和围堵，要比“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家霸权的争夺更加频繁和广泛。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经常是私人企业的独立行为，而不是像古代专制国家那样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为企业的扩张扫清道路，而不只是征服新的国家维持世界霸权。简单套用古代国与国之间的争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就难免会产生误差。

五个月前，作者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下的大国关系——兼论避开陷阱的道路”同样分析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不是把它归因于中国的强大威胁了美国。文章说道：“这个陷阱归根到底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市场经济中的根本矛盾。由于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新的战争陷阱的出现不会因统治者的意志而改变。不管提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口号或标榜什么民主和平，只要不改变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不愿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认输而退甘心成为强者的殖民地，就不可能回避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冲突。”

文章由此得出结论：“从理论上讲，可以通过分配市场来实现双赢的国际合作。这也许是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出发点。即便小国的利益真地可以忽视，资本主义大国间平等分配资源和市场的国际协议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产生。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益是抽象的，是许多独立的私人企业和财团的利益总和。连它们之间都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怎么会允许政府代表它们放弃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