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3于贝壳村

中国跨国共两代的一位报人储安平有句被浓缩的名言：“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无的问题。” 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西式民主。对此我不想争辩，因为在我看来，西式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仅有的司法以外的政治权利不过是每几年一次，投票把自己的一切政治权利无条件地上交给少数人指定的、承诺无约束的候选人。即便在认选或陪选这样一个唯一的 “民主” 过程中，人民也无法和无权表达有关切身利益的政治诉求。在其余的年月里更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一般人连打官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忍声吞气地逆来顺受。

如果就官民互动式民主来说，上面的话可以写成：中国的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西方的民主是有无的问题。早些时候，一些实事求是的西方学者把中国体制内的互动式民主叫做协商民主。后来又有人，如美国学者《大趋势》一书的作者约翰 • 奈斯比特称之为垂直民主 (或译成纵向民主)。根据互联网上的文章，奈斯比特认为西方世界是水平式的民主，每个人投票权利平等，不同政党之间相互攻击，每四、五年就更替一次；而中国的垂直式民主则不同，有最高层的领导人，也有广大的群众，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也可以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机制。事实上，中国垂直的官民互动表现在各个层次，与人民切身利益更紧密相关的基层民主更加普遍。奈斯比特和其它学者能够看到并承认中国的民主，是因为他们理解什么是民主。他说：“民主的真谛就是人民做决定。至于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每个国家可以有所不同。关键是要在‘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民意间保持平衡。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与美国不同的、全新的体系，这将是新社会的基础。”

其实，真正的民主必须是纵向的或垂直的，是普通人民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决策。在当代世界上，“人民做决定”并不现实。因此真实的民主可以更恰当地定义为官民互动决策，或

真民主 = 官民互动决策    

这就是说真实的民主必须有垂直分量。没有垂直方向的互动决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这种互动决策不一定需要、也不可能通过全民或全面表决来进行。也就是说不一定具有很大的水平分量，因为绝大多数与民众利益相关的决定只涉及很小一部分人。有意思的是，各方向上的垂直平面结合起来可以涵盖整个空间，而有限层次上的水平面却不能占据整个社会。换句话说，当垂直民主存在于所有空域或每个社会单元中时，在这个空域或社会的水平截面上，就有各垂直面的截线并联起来的水平面，构成另一种新的、立体的或有厚度的水平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使各个高度上的水平截面都能被垂直或水平民主所覆盖。也就是说，完美的民主是立体的或多维的，具有水平和垂直分量。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所谓的水平(横向)民主只存在于有限的地方。在绝大多数人民工作所在的私人企业里，没有任何维度和方向的民主存在。而在有限层次上的所谓代理人民主，实际上缺乏必要的政策、法律或合同在垂直方向上连接选民与当选者，保障互动决策的进行。无论这种水平民主如何延伸，都无法覆盖四维(包括时间维)空间巨大的民主真空。这种没有垂直分量或厚度的水平民主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伪民主。正如几何学中的面没有体积一样，只存在于观念中、书本里和媒体上，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许多人把西方国家的水平民主当成民主的一种，是因为误以为水平民主中含有互动决策或垂直分量。其实不然，因为没有法律或合同保障的“代”理是写在水上的，比男女间的海誓山盟还靠不住。甚至相反，西方国家用选举的形式完全剥夺了人民互动决策的政治权利。可见水平民主只是民主之形，垂直民主才是民主之实。

对许多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对官民互动式民主是很难体会和理解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存在这样的民主。首先，西方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体制内的官民互动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里，资本家对工人是绝对专制，而工人没有程序保障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国家公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并不适用于私人企业和私人媒体。所谓的民选议员，一人分管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居民。他们整天忙着侍候当地的大资本家和权贵还来不及，哪里还管得上小老百姓？只有到拉票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的人头数。平头百姓有困难或受到欺负，能见到议员大人的秘书就谢天谢地了。得到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你的不幸表示同情，并建议你请个律师打官司。当然钱得自己掏。给议员写信连收到回信都很难。收到了也无非是些千篇一律的安慰话和客套话。离题万里和答非所问会让人气昏过去。你要是气疯了到市府或法院前面请愿，根本就没人理你。只有别着手枪提着警棍的警察在你身边打转，警惕地防范你报复社会，吓得你手都不敢伸进裤袋里。你只是自愿挂牌示众、罚站凉干罢了。体制外的官民互动就更没戏了。这从英国官方对最近英格兰城市暴乱的处理和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今年8月由英国警察射杀黑人马克·达根而引发的抗议活动蔓延了英格兰的主要城市。光伦敦一地的镇暴警察就有一万六千人。可见参加抗议和暴乱的人至少有几万人。对许多人来说，事件发生的诱因十分清楚。然而英國首相卡麥隆却矢口否认。他说：“民眾大肆搶劫、破壞和偷竊，讓舉國震驚，這就是犯罪，沒有藉口。” 在8月11日在下議院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卡麥隆宣布，他已要求內閣部長研議，若再發生暴動，可考慮實施戒严，關閉推特等社群網站，甚至出動軍隊協助平亂。几天后，這位保守黨領袖又进一步把英國的嚴重內亂歸咎於 “道德淪喪”，即 “不負責任、自私自利，欠缺父親管教、缺乏學校紀律、無功受祿、不負責任卻享有權力。” 他还矢言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暴亂採取“零容忍”政策。內政大臣梅伊力挺卡麥隆，稱民眾盼見“強悍之舉”。 就这样卡麥隆仍然不能感到满足。他在表示了要依法嚴懲外，还宣称不排除取消暴動者享有的福利與津貼，包括從廉價公寓里掃地出門。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所谓的“民选”领导人活像专制暴君，对官方警察犯下的过失或罪行不愿承担丝毫责任，却片面地指责人民的反抗是“道德淪喪”。几万人的抗议者中只有几百人，也有说是一千多人，受到刑事起诉，而最终定罪的只会更少。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参加者没被发现有犯罪行为。因此，英国首相认为抗议和暴乱是因 “道德淪喪” 引起的论点难以成立。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英国政府至今不愿公布参加抗议和暴乱的真实人数。而卡麥隆要求向美国警察学习的“零容忍”，只不过是毫不留情地绝对镇压罢了，哪还谈得上中国小布尔乔亚梦想的反馈反思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