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桥洞上被养母捡到，抱回家的。

谁是他的父母，他不知道。从懂事起，他就从养父、养母的争吵中，知道自己是多余的，和姐姐、妹妹不一样。

小时候，他常仰望着星空，想象着自己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颗星星，大地是母亲，天空是父亲，只有在大自然的天地间，他是自由的、奔放的。他的世界就是无垠的天地，当流星坠落时，让他走进了刘家。

刘凤江只是一个符号。

1957年，养父母家中一个叫刘凤江的亲生儿子死了，户口、姓名、生辰都没有变，只是那个生于1954年叫刘凤江的孩子变成了他。

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在一个不富裕的多子女的普通工人家，他象一颗小草，在夹缝中以顽强的生命力成长着。

3岁多，家里又添了个妹妹，他被养母的弟弟带到了新疆。这个年青时就遭遇不幸成为右派的舅舅，被命运抛到最边远最荒凉的北部边城，一个人浪迹天涯，没有亲人没有家，他成了舅舅的伴儿。

边城地广人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饿殍遍野的时期，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填饱肚子。人们每天除了干活儿、吃饭、睡觉，没有娱乐没有人际交往的圈子，日子过得寂寞而无聊。

年青精力旺盛的舅舅，常常把使不完的劲用在他身上。训练调教他成了舅舅唯一乐趣和精神寄托，三、四岁的孩子，就象舅舅带在身边的一只小狗，得驯服听话。当同龄的孩子还在母亲怀抱里撒娇的时候，他已体会到棍棒的滋味。古时有“头悬梁锥刺骨”发奋读书的故事，他贪玩不听话时，舅舅那把锥子会毫不留情地扎进他的屁股，那种尖锐的疼痛烙在他的记忆深处，让小小年纪的他每每想起就会不寒而栗。儿时顽皮的天性，就在这种法西斯式的教育中被生生砍掉了。四、五岁时，他就练就了在板凳上连续坐几个小时的功夫。

在边城接受改造的舅舅，会随着季节四处迁徙，他也跟着四处搬家，他没有机会和条件进入正规学校学习，他的小学教育是在舅舅跳跃式的授课中完成的。

9岁，他回到沈阳老家，在入学考试中他达到了六年级水平，养母考虑到他没进过学校，实际年龄比户口年龄小3岁，坚持让他留级读五年级。

6年后再回到刘家，他除了姐姐、两个妹妹又添了个弟弟，他更成了累赘。他从不报怨只用感恩的心态面对，桌子上的饭少时、孩子们为食物争抢时，他就会默默地走开。在家里，只有养母疼爱他，比起亲生的四个孩子，虽然他排在最后，但毕竟是养母把他抱回来又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母性的温柔养育的亲情，还是让他体会到家的温暖。

世界是公平的，当命运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他没有幸福的童年，他没有亲情的呵护，但天地无私地赐予了他顽强的意志、聪慧的大脑。在学习中，他有超强的领悟能力和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功课门门考第一。养父养母常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姐姐、妹妹、弟弟们，四个人自惭形秽之余，把仇恨全部发泄到他身上。一天，养父母不在家，四个人合伙把他暴打了一顿，他几个月身子不敢大动，后来检查才知道，一条肋骨被打伤。直到现在，曾经的伤口还在阴雨天发作疼痛。

1970年，他13岁念初中二年级时，因在学校表现突出，在区里以两个小时背会中共九大新党章荣获大奖，被到学校征兵的部队领导看中，报请沈阳军区最高领导机关批准，按户口本上16岁年龄特招到空军部队。

来到部队，他就象鱼儿游进了大海，就象鸟儿飞上了天空，在广阔天地间遨游飞翔。

当兵不久，他被保送到部队航空兵学校学习飞行科目，毕业时他以同届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直接晋升为副连职军官，一般航校毕业都是排级待遇，每届只有一到两个优秀学员才能破格提职，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广州军区航空兵第9师独立大队任职仅仅4个月，他就给领导写了一份飞行员训练科目改进意见，广州军区空军召开党委会听取了他的陈述，受到与会者的嘉许，随即调他到师司令部当参谋，晋升为正营级，成为全师130多名参谋中5个正营级军人之一。

1974年，西沙保卫战打响之际，他被秘密选派到前线指挥部成为年龄最小、级别最低的参谋。在配合领导指挥作战中，他沉着冷静，临阵果断机智，指挥得当，荣立战功，并晋级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最年轻的团职军官。

1975年，美蒋高空侦察、心战气球经常肆无忌惮地在我国18000多米的高空进行侦察和散发传单。我军歼-6战机当时只能飞到17600米的高度，对美蒋高空侦察、心战气球的来犯束手无策。这时，广州军区空军首长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击落美蒋高空侦察、心战气球，以示国威、军威！如何落实最高指示，成了广州军区上上下下面临的难题。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他设计出一个方案，在军区首长亲临现场的情况下，他按照设计方案指挥歼-6战机，用动能变势能的原理，一举将美蒋高空侦察、心战气球击落。震惊了国外的反动势力，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共又研制成功一种新式武器能击落高空目标。

在这段最辉煌的时期，他因荣立战功受到过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军委领导的接见；因参加三军演练，向许世友同志亲自汇报过工作；因平定叛乱，亲耳聆听过华国锋同志向指挥员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他刻苦磨练着自己，学军事学指挥，学中外战斗史，学现代化军事技术，他象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为自己的将军梦想努力着。

1975年，他结合西沙保卫战及后来的三军演练等实战经验，以对党对部队建设负责的态度，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对空军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

天有不测风云，他的一片赤诚报国之心，却被红色专政年代的一伙阴谋分子利用了，早已对他心存妒忌成见的个别人，拿此事做文章，他被扣上“攻击王洪文，给邓小平翻案”的帽子，一夜间他由战斗英雄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不容申辩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发配到西北劳改农场。临行前他托人找了专案组，其中整他的一个人动了恻隐之心，把发配西北改为押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

从令人仰望羡慕的高空跌落到原点，他失落过，彷徨过，但现实不允许他倒下，回到家，他听到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们养活不了你，你要自己想办法。从当兵第一个月领到6块钱津贴，就给家里寄回5块钱开始，他从未间断过对父母的赡养，当干部时每月近一半的工资都补贴到家里，如今在人生的最低谷，见到家人竟连一句温暖的话都没听到，那种酸楚象一层层剥开老茧，久违柔软的内心被盐水蛰过一样。

他是天地的孩子，天地的博大包容会抚慰他的伤口，会给他力量，他要自己扛起一片天。

1976年年末，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此时已在沈阳制鞋厂当工人的他没有办任何手续，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找首长、托战友，他要为自己得到的不公平待遇申诉。战友的父亲和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中共中央常委、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是至交，他有幸能与胡耀邦对话，但经历了文革的洗劫，国家百废待兴，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上至前国家主席、开国元勋老帅、将军，下至基层干部，一大批冤假错案需要纠正平反，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与军事科学院的一批老干部、老专家成为忘年交，他不想荒废时光，暂时不能回到部队报效祖国，他也要学习一门有用的知识，成为有用之材，他选择了最实用最有挑战性的医学领域。1977年，经领导推荐他顺利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习。

军事医学科学院不是普通的医学院校，是培养硕士、博士的地方，其学生来自部队各大医院，既有医学院毕业文凭又有部队医院工作经验，唯有他是白纸一张。这些并没有吓倒他，反而给了他更大的学习空间。没有普通学校学习束缚，他可以在更广阔的医学领域汲取知识；没有条条框框，他可以放飞想象让思维的翅膀冲向未知的蓝天。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他快速修完了西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学发展史》、《医学理论》、《病理学》、《解剖学》、《临床诊断学》、《中国肿瘤诊断规范》……,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学医的第二年，他就随徐海东教授在解放军301和307医院实习。穿上白大褂，走进代表中国最高医学水准的神圣殿堂，在救死扶伤中他看到了更残酷的一面，一幕幕生离死别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先进的医疗器械设备可以全方位透析人体，各种先进的化验试剂可以查出构成人生命体征的各项数据指标。医生能够凭借各种检测，科学准确地诊断病情找出病因，但面对很多病，在现实的医疗中，却存在着三大弊端，或者无药可医、或者没有有效药可医、或者医生不能开出对症的方剂。

他大胆提出了医学与药学同步学习的独到见解。在现代医学教学及研究体系中，医学和药学是截然分开的，就是说学医的只懂诊断病情，对于药品只知道如何使用，并不懂药物的构成及原理；学药的明白药物却对病情病理一窍不通。只有医药结合，学医的懂药，学药的懂医，才能整体提高医生的诊断医疗水平。

一个尚未出道的医学院学生，人微言轻，没有理论没有学术上的论证，有的就是大胆、勇气、热情、感性的认知，他的声音象一股清风，在坚固的医学教育体系中拂面而过，了无痕迹。

他无法撼动传统，却可以主导自己。

他从研读前苏联《有机化学》、德国《生物学》开始读西药学，从《本草纲目》、《中草药学》、古代中药炮制论《雷公炮制论》等中药巨著开始研究中药学。

为了夯实药学基础，他专程到南京药学院学习，他不是正式学生连旁听生都不是，只是一个领导安排的求知者。一个小马扎、一个笔记本、一张床、一个饭盒，他游走在药学院的不同课堂，白天听课，晚上到药物化验室。

三个月，他没迈出过校门一步，教室—化验室—宿舍三点一线；三个月，除了必需的睡眠、吃饭，所有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三个月，他学完了药学院学生三年的课程；三个月，一头浓密的黑发掉了一半，整个人沉浸在如饥似渴紧张状态中，后来连走路都开始打晃……。

他的学习效率之高，领悟能力之快，令所有了解他的人都匪夷所思，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惊诧不已！

从学校、部队到医学院，一路走下来“神童”、“计算机”，这些绰号一直伴随着他。上天的厚爱加上后天的勤奋，就是天才的摇篮。

1979年，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开始了研究肿瘤病学。

癌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顽疾。在中国古代的医疗文献中，早有关于癌症的病名以及治疗方法的记载，例如乳岩（即乳腺癌）、

舌岩（即舌癌）、噎膈（即食道癌）、恶疮（即皮肤癌）、瘿瘤（即淋巴癌或转移癌）等等。公元前300多年，西方医学史上也有"癌症"的文字记载。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曾经描述了一些癌症的症状。他把恶性肿瘤比喻成螃蟹或小龙虾，恶性肿瘤通常有一个坚实的中心，然后向周遭伸出一些分支，就像螃蟹的形状。

癌症可以生长在人体的每个部位，从现常见的病例看有：血癌（白血病）、骨癌、淋巴癌、肠癌、肝癌、 胃癌、盆腔癌（包括子宫癌,宫颈癌）、肺癌、脑癌、神经癌、乳腺癌、食道癌、肾癌等。

多少世纪以来，癌症像幽灵一般死死地纠缠着人类，每年要吞噬数百万人的生命，致使人们“谈癌色变”。癌症虽然与人类相随相伴存在了几千年，但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饮食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癌症的患病率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全世界每年有800余万人死于癌症。2013年，我国最新的癌症统计数字表明，我国每分钟就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年癌症新发病例300余万。

癌症病情凶险异常，癌细胞的繁殖、扩散的速度极快，现代医药常常束手无策。

如何攻克癌症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预防癌症、医治癌症不仅是中国医学界的最高目标，也是全人类共同寻求的目标。

癌症就象横亘在医学界的一座珠穆朗玛峰，在攀登的路上有无数跋涉者，一代代人的努力搭成一个个阶梯，他是这支攀登队伍中的一员。当初他没有仰望那个顶峰，只是在埋头前行中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他实习的医院是部队一流医院，来就医的往往是一些大病重症患者，其中不乏癌症病人，但就医只能缓解维持并不能根治，得了癌症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作为医生面对那些期盼的目光，他常心存内疚。《黄帝内经》说过，“疾虽久，犹可毕，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华医药作为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不仅有辩证施治的哲学观，又有千年验证的方剂、来自大自然取之不尽的药物。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相生相克”的观点，自然界所有生物、植物既有相生相伴的同类，也有相克相对的敌人，癌症作为一种因基因畸变而形成的有害细胞，其所以能在人体内猖獗泛滥，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制服它的利器。癌症不是不可战胜，是我们的方法不对是我们的路子不正确。想通了，就没有阻止他前行的障碍了。

千百年来，人类在与癌症的抗争中，采取并发明了诸多药物和医疗技术，对癌症的遏制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中医治疗癌症现在已经被国内外医疗专家广泛的认可，大量的临床试验及科研研究已经证实了中医治疗癌症的效果，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在继承与发展中，中医对癌症的治疗主要采取以下方法，即口服及外用中药、针灸截根疗法。

在癌细胞没有转移、且没有因为癌瘤的压迫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中医内科治疗是最佳的选择。就是说，在癌症初期中医对癌细胞的抑制有一定的疗效，一旦癌细胞扩散或转移则失去了作用。

西医在癌症的治疗中目前有手术、放疗和化疗等。

18世纪显微镜的发明，使西方科学家发现了“癌毒”会从原本肿瘤生长处透过淋巴结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远端转移）。对癌变的肿瘤，他们采取了外科手术切除的方法，但由于卫生的问题，以手术治疗癌症结果却很不理想。进入19世纪后，无菌法的使用改善了外科手术的卫生情形，并且也让术后存活率上升。使得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成为癌症主要治疗方式。

放疗是利用高能电磁辐射线作用于生命体，使生物分子结构改变，达到破坏癌细胞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但其仅对表面性癌细胞有杀消的作用。

化学疗法是将药物经血管带到全身，对身体所有细胞都有影响。这种疗法有时也称为“胞毒疗法”，因为所用药物都是有害，甚至是带毒性的，体内细胞，无论是否恶性细胞，都受到破坏。

西医对癌症的治疗方法的二次伤害已大于癌症本身，这一直是困扰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全球性难题。

人类与癌症斗争了几千年，一直没有找到最根本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要寻求的是既对身体无害又能治愈癌症的药物和方法，他选择的治癌之路，是前无古人的。

他是天上坠落的一颗星辰，是上天派来拯救人类一颗福星。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病能治好，人能救活才是判定一个好医生的标准。选择了从医，就要对每一个患者负责，这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促使他边从医边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医治好病人，能找到解除病人痛苦的最佳方案，成了他不断奋斗、无法停歇的动力。

在医院实习中，深厚的功底加上不断的学习探索，他所诊治的病人几乎达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甚至创造了癌症患者康复、疑难杂痊愈的奇迹。带他的徐海东教授多次竪着大挴指向外人夸赞他“神、神、神”。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治愈癌症成功的案例使他看到了初升的曙光，看到了人类彻底攻克癌症的辉煌灿烂的未来。

1981年，是他的幸运之年。

这一年，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诉书上，做了“收回部队、尽快平反，照此办理，上报于我”的批示，请解放军总政治部阅办。

这一年，他从军事医学科学院毕业，有了从医的资格。

这个对部队情有独钟、对中外战争史如数家珍、对现代化军队建设有独到见解，想当将军的汉子，面对迟来的召唤，他犹豫了。如今他不仅有了医学院的文凭，还有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攻克堡垒的目标。将军与医生，在和平年代就他个人而言，他认为更大的价值更实际的奉献还是后者。

6年前，他被迫离开了部队；6年后，他主动弃戎从医。

事业未竟，他的命运也随着祖国改革开放春天的到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可以自由驾驶着自己这艘船奔向成功的彼岸。

他没有留恋大城市的繁华，他没有选择大医院的保障和舒适，毅然返回沈阳苏家屯老家行医治病。由于对孩子、老人就医不收费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他受到了众多患者的拥戴，每天接待就诊的病人不少于200个，最多一天从早晨六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他接待了500个病人，多少次他在就诊中累倒昏迷。

行医期间，他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把自己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到对癌症药物的研发上。

他亲自到河北安国药材市场采购中药材，在自己购置的简易的研究室里，分门别类进行分析比对，找出最佳的君臣配伍。为了更准确的找到有效的药物，并消除毒副作用，他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将狼毒、鹰爪、蟾蜍等剧毒药物，熬成汤，分剂量服用，感受药性从自己内脏通过血液漫灌全身的过程，在麻木中昏沉，在昏沉中失去知觉，在失去知觉后口吐白沫。一次，人们发现他时，他昏睡在药材堆里。被人救醒后，他眼直脑胀、口僵脖硬、呆若木鸡，看到此种情景，大家都哭了。即使这样死去活来，他还是不言放弃，最重的一次试验直到半年后才自我解毒。

东北的五月，晨寒午热，当中午人们看到他时，他还穿着厚厚的棉衣，大汗淋漓，沉醉在中外药物典籍中……。

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安危，忘记了时辰的转换，忘记了外面的世界的纷扰喧嚣。

一次次的反复试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的新的惊喜，成百上千甚至上万次，没有人知道成功背后，他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

通过反复的品味体验，他认为中医治癌使用的“以毒攻毒”、“活血化瘀”、在古方剂上加减药方等做法，已不能达到治癌消灭癌细胞的目的，必须另辟蹊径。

如何才能有效地杀死癌细胞，又能保护正常有益细胞的生长？

他既学习、继承中国五千年医药学的精华，又能从浩瀚的古籍典故中跳出来；他既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敢于挑战和创新，他站在世界医药科学的前沿，审视传统中医。

他对传统的中医治疗恶性肿瘤的“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以毒攻毒”、“软坚散结、”“扶正祛邪”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活血化瘀”对常见的血瘀型疾病是有效的，以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清瘀则散。但对恶性肿瘤不能起到杀灭癌细胞、消除癌组织的作用，反而越加改善血液循环，更能导致恶性细胞、组织转移加快，使病情恶化加重。

“清热解毒”相当于西医的抗炎类疗法，这对热性炎症类疾病有效。但恶性肿瘤不是炎症疾病，运用此疗法则不得法。

“以毒攻毒”它与目前的放疗、化疗、性质基本近似。因为癌症本身就是消耗性疾病，若加以毒、剧毒则会消耗更多、更大的体内贮备，并严重地破坏脏腑的功能和整个正常机体，就会给身体造成极度的体弱，部分脏腑、躯体尽管在营养药物的支持下也难以恢复功能。由于体质的破坏，使恶性细胞迅速发展导致死亡。

“扶正祛邪”是一般常见病的治疗法则，在治疗恶性肿瘤等方面，若是先扶正，虽然部分病患者的体质有所增强，但肿瘤也会相应增长，特别对重症患者，反而加剧了恶性肿瘤的增长。

实践证明，传统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解决现代医学上的难题。必须冲破束缚，有所创新。他结合现代医学的诊断学、病理学、免疫学、组织学、细胞学、血液学、骨髓和周围血象等学科优势，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结合临床病例大胆探索，因人、因病、辩证拟定方剂，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综合性治疗方法。并提出了“开窍透毒法”、“清热搜邪法”、“通经祛邪法”、“生血法”、“去瘀生新法”五条法则，他称之为“刘氏五法”。

五条法则与中医辩证施治观点相吻合。“开窍透毒法”适用于血癌和晚期广泛转移的癌症患者；“通经祛邪法”适用于早、中期癌症患者；“清热搜邪法”适用于伴有高、低烧的癌症患者；“生血法”是促进造血功能、提高免疫力、使血常规恢复正常的辅助治疗方法；“去瘀生新法”适用于癌细胞杀死后，吸收并排除坏死的组织的方法。

从1981年到1983年，他成功地从1579种中药中，筛选出720种，又针对不同癌症发明了1号到59号的“治癌汤”方剂，用于临床。

一个个癌症病人经他的医治痊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年内，他已积累了成百上千的病例。他记得最清楚资料最全的是第一批癌症患者中的胡玉兰。1982年，已年过半百在沈阳机车车辆厂做财务工作的胡玉兰，经大医院诊断为脑垂体癌症被宣判为不治之症，后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他，经过20多天的治疗，起死回生。

在治疗癌症的同时，他发现许多癌症患者还伴有其他一些疑难病症，为了巩固疗效他又开始研究心脑血管疾病、障碍性贫血、肝硬化、糖尿病等一些与癌症相伴的疑难杂症的治疗。

就在他舍生忘死沉浸在攻克医学难题，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奋斗中；就在他取得初步成功，迎来无数的鲜花和掌声的时候，来自一小撮的邪恶势力，在私心的驱使下，妒火中烧，向他发起了“围剿”，妄图用手中的权利压制他、剽窃他的科研成果。

“围剿”者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强拉硬拽让他坐诊卫生局领导开办的专家门诊，到领导指定的医院行医，他象一张金字招牌的名片，走到哪里就火到哪里，挂他号的患者络绎不绝，每天他坐诊的地方门庭若市，加班加点成了常态，他每月门诊收入突破10万元大关。当时沈阳市卫生局局长孙某在年终卫生系统总结大会上无不感慨并带着酸酸的味道说：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了你们那么多洋专家，可在医疗技术上连一个“毛孩子”都不如，他那么小，却掌握了那么多技术，压不住人家啊！

比不过,“围剿”者又使出了强压的阴招，由沈阳市某副市长带头，市卫生局局长、大东区主管副区长等人，接连不断向他施压，企图让他交出“秘方”。其中有的人露骨地对他说：你不交出“秘方”就不能出沈阳，在沈阳你怎么干，我们都不管，只要出了沈阳，你走到哪里，我们就搅到哪里。强压没有制服他，就想偷窃，“围剿”者用金钱收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垃圾箱里捡他刚刚扔掉的药渣子；尾随跟踪他，多次撬开他汽车的后背箱翻找资料；组织专业人士破解他的“秘方”。

强压剽窃不成，恼羞成怒的“围剿”者，又采取了打压的办法，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从他的软肋入手，败坏他的名声。“围剿”者明知他对癫痫病没有研究也没有特效药，却让专家权威出来大肆宣传，“刘凤江病效果非常好，药到病除”。患者轻信“权威们”的“推荐”，纷纷上门求治，他坦诚相告，患者依然不肯离开，甚至很多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在朋友的建议下，他买了几箱治疗癫痫病的常规药，分发给患者，才平息了此事。一次，沈阳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在第四人民医院评议他治疗癌症的病例，一些专家看局长脸色行事，把疗效显著说成“有一定效果”。一旁的医院放射科张主任看不下去了，愤愤不平走到台前，用小木棍指着患者的X光片和CT片说：“患者脑垂体底鞍被癌细胞侵蚀的骨头，都被吸收了，药的威力多大啊！怎么说‘有一定疗效’呢？我是当兵的出身，性子直，你们不说真话，我不能不说！”

阴谋一个个失败，但“围剿”者并不甘心，一场更大的“围剿”，正悄悄逼近他。

1984年，按户口本已近而立之年，实际年龄也已27岁的他，还从未亲近过女色，对普通人来说，最平常的结婚生子，在他的经历和头脑中却是一片空白。学医、从医以来，面对病患者、面对一个个病例和问题，他看到和想到的就是一个个目标，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自己。

一天在街上，一个部队干部和他打招呼，他没有记忆和印象，“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是我们部队的功臣，我听过你西沙战役的报告，你不在部队了吗？”面对老兵的热情，他只好以礼相待。他们各自聊了近况，留下了地址。

之后，这位在沈阳空军运输团任职的部队干部成了他诊所的座上宾，还请他到家里吃饭，介绍自己的两个女儿和他认识，问他对大女儿的印象，他心里只有一根弦，容不进其他事，他当时真的没看清两个人长什么样，也分不清哪个是大女儿哪个是小女儿，只是机械地回答“挺好、挺好”。

他无心，但别人有意。这位后来成为他岳父的部队干部，把他的这句话当成了同意与女儿交往的承诺，让他从家里拿来户口本，从诊所临时找了一张他的照片，没告诉他去干什么，就自作主张给女儿和他包办了结婚证。

当他把一纸证书拿回家时，养父母和曾抚养过他的舅舅不干了，家人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人什么样也没见过，怎么就成老刘家的儿媳妇了呢？他这才知道一纸证书法律意义和作用。

一个医学天才，在现实生活中是那么愚钝和木讷，连基本常识都没概念！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只好带家人去认门，去见已成为妻子的女人。

他和家人一起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妻子，人模样不错，个头不低，家境也好，一桩婚事就这样成了定局。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他把铺盖卷儿搬到岳父母家，就算成亲了。

他人成家了，但心还留在医学上。每天早出晚归，怕影响家人回来晚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了。岳父母看他心不在媳妇身上，强行安排他到外地旅游休假。出去的三天，他真正当了新郎，一个小生命也在此时孕育生根了。

回来后，他又废寝忘食地投入到事业中。两个月后的一天，他晚上回家，当走近岳父母住的部队大院时，被门口的警卫拦住，“团里保卫股和你岳父通知我们，今后不准你再进这个大院”。当时，妻子已怀孕两个多月，他心里很牵挂，就往家里打电话，他岳父接起电话直接告诉他：“我们听政府的，已经和你划清界线，你等着瞧吧，让你断子绝孙”，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再也不答理他了。

犹如晴天霹雷，他整个人都懵了。

后来他才知道，沈阳市卫生局与大东区卫生局联手，由大东区政府牵头，搞了一个区政府文件，说他“非法行医、招摇撞骗、骗取民财”，是“黑大夫”，公安、法院全部介入，取证工作做到了他养父母家，做到了他岳父母家，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几个月后，他被传到法院，在法庭上他才见到怀孕的妻子和岳父，亲人相见却成了仇人，没有说话的权利，没有申辩的机会。听到的只是审判长的宣判：“你们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法院判你们离婚，你同意吗？”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审判长歇斯底里吼叫“你都要进监狱了，离不离由不得你！”

走完民事程序，他随即被带上了警车，公安局出面搜查并抄了他的住所，银行几个存折、700多份病例资料、军事医学科学院毕业证书、所有的药物……

离婚后,没有人通知他，已七个月的亲生骨肉生生坠胎，被强行取出的婴儿在世界上仅留下第一声啼哭，即在剪刀下结束了生命。

这种比法西斯还残忍的迫害，让他身心俱焚。

从小没有享受到亲情的他，内心最软弱最在乎就是亲情，失去孩子的痛，让他当场昏厥，让他一下苍老了许多。虽然从小他就品味了世态炎凉，但他对亲情的渴望从未消减，如今这把尖刀又一次深深刺痛了他。

他不明白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把自己的全部无私地奉献给大众，得到的却是炼狱的煎熬！

最后这场“围剿”闹剧，在报送检察院批捕时，因事实不符，证据不足中止。

检察院核查证据，调查了36个人，其中6人是经他治愈的癌症患者，其余30人还在治疗中，最后的结论是“刘凤江同志是医疗上难得的特殊人才”。

也许，他不属于这个充满太多欲望和邪恶的现实世界，他的舞台在广阔的医学世界里，那里有他放飞的理想，那里深藏着他为中华民族再崛起而奋斗的信念。

“围剿”和迫害没有打垮这个峥峥铁骨的汉子，受伤的内心再一次裹上厚厚的老茧，他又重新上路了。

“治癌汤”虽然在癌症的攻克上有了重大突破，但他并没有满足，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让他欲罢不能。

科学无止境，他的思考和探索还在继续。

1985年的一个深夜，在灵感的驱使下，他打破中药自古没有合剂的常规，连夜将59种“治癌汤”合成“治癌合剂”。第二天马上安排10个病人的治疗方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果。

1985年，他研制发明的“治癌合剂”获得了成功。

“治癌合剂”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合并，其完全打破了现有的中、西医传统理论及医药制剂方法，由此创立的“合剂剂型”是医药制剂的一个飞跃，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1994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被国家卫生部认定为创新剂型，在药学领域为人类解决重大疾病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是人类医药史上的一场革命。

“合剂剂型”首先打破了植物药和生物药的界线，是植物与生物药物结合的产物。植物药、生物药、化学药分属于三个不同体系，在传统理念中是各自独立的不能融合的。在他的“治癌合剂”中，既有植物药的精华，又有生物药的有效成份。

在“治癌合剂”的制作方法上，他首先破除了中药自古以来“丸、散、膏、丹”各自独立的剂型，萃取中草药中的有效分子，如一吨黄芪提取出的精华仅有1.7克，同时将生物中的有效物质提取出来，将完全不同的植物分子与生物分子结合，独创了疗效独特的“汤、散”合剂型，主治各种癌症及白血病，能使肿瘤明显缩小并消失；能使白血病幼稚细胞明显减少或消失。

“治癌合剂”象长了眼睛，能“分清敌我”只杀死癌细胞，并促使癌细胞自溶，无任何毒副作用，不但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没有损害，还能促进人体自我修复能量的增强，从而达到“攻邪而不伤正、养正而不助邪”，治愈癌症的目的。

他敢向病人做出这样的承诺，各种癌症、白血病一般住院情况下，口服“治癌合剂”以及多病综合治疗，第一个月治疗癌症效果在25%以上；第二个月治疗癌症效果在50%以上；住院三个月左右让癌症消失，或改变肿瘤性质。

“治癌合剂”疗效确切可靠、剂型新，是针对各种癌症取代手术、放疗、化疗，最理想的具有治疗效果的新型药物，其有效率达到99%，治愈率达到80%以上。迄今为止，在全世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癌症只有存活率的概念，没有治愈率的说法，“治癌合剂”的问世则完全改写了癌症不能治愈的历史，给众多癌症患者带来生命的奇迹和福音。

“治癌合剂”是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结果，在他的人生字典里，从来没有“困难”两个字，只有出现的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从不循规蹈矩、不满足现状，他从医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并解开人的生命密码的过程，也是“治癌合剂”从一到十，从十到五十九，再由五十九归为一的过程。

从“治癌汤”到“治癌合剂”，他向癌症发起了宣战，成了癌症的克星，改写了癌症不可战胜的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沈阳他治愈癌症的消息经病人间口口相传，经报纸、电台的报道，象长了翅膀传遍了省内省外，甚至邻近的日本，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求医问诊。

经济发达的日本癌症患病率很高，一些日本人专门组团以来华旅游的名义，到沈阳找他看病。外国人不看过程、不论方法，要的是结果。这种客观的态度正好与他对中西医精通的优势相吻合，他充分利用西医精密的诊断仪器，让病人每次治疗服药后，能亲眼看到自己身体内肿瘤数量的减少，肿瘤一公分一公分的变小。这种让病人心服口服的方法，让他的口碑迅速在病人中蹿红。一个病人痊愈了，一批病人回去了，病人带来了病人，还带来了报社、电视台的记者，一篇《神奇医术》的报道，在日本引起轰动。他被专程邀请到日本，给政界名流、给皇室宗亲看病；日本的医学界还为他在当地坐诊，为普通老百姓服务提供条件和便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他从日本挣回的日元达3兆亿，折合当时人民币3亿元。

从日本到韩国，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到泰国，从比利时、荷兰、德国、意大利到英国、法国，从加拿大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他的足迹遍布了世界各地。两个箱子的药品，一次十天、半个月的行程，病人无需住院、无需打针、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化的治疗手段，只要按时服用他的“治癌合剂”，癌症病患者就可痊愈。有幸找到他看病的人都是亲朋好友介绍来的，那些既是病人又是引荐人的亲朋，比广告宣传比医生本人更有说服力，请求就医的人不惜重金聘请他到所在国，于是有了他周游列国的经历。

在澳大利亚就诊的第七天，他就收到总理的邀请，在惊叹外国媒体及信息发达的同时，他还是以行程紧张为由回绝了。因为他以私人身份到国外治病，去见一个外国元首会有诸多说不清的事，从国家政治层面考虑也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是一个医生，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已任，他远离政治，收获的是可观的经济利益，那几年断断续续出国，他的美元收入达到1200多万，折合人民币1个多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间，普通中国人还在为万元户骄傲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当命运让他无意间闯入医学的殿堂，他就不再属于自己。这个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领域，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聚集了浩瀚的已知，充满了无限的未知。一个个堡垒一个个新的目标，让他无法停止追寻的脚步。

挣来的钱再投入到新的疾病的攻克和研发中；投入到“治癌合剂”走上国家级医药名录的临床和审批中；投入到药厂和医院的筹备和建设中……。

有钱了，事业象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最顶峰时，在河北安国他有自己的药材公司和原材料基地；在沈阳他有自己的三个制药厂；有自己的研究所和医院……。他研制的“制银灵（复方氨肽素片）”、“复方胃膜素片”、“康复灵栓”、“参皇霜”四种新药先后取得国药准字号并投入生产。

有钱了，他可以资助那些无钱看病的人，为他们免费治疗，送医送药上门，他不记得自己资助过多少病患者，去年他开通了网站，许多曾经受过他恩慧的人，还在网站上留言，向他问候。对家庭，他一个人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为减轻养父母的负担，他主动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买一套房子；养母喜欢表，他送上一块价值数万元的瑞士金表；养母没见过美元，他把各种面额的美元送到养母手中，并给养母存了十万美金；他说没有养母就没有他，养母让他割身上的肉，他也不会犹豫。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有义滴水之恩泉涌相报的人，他心里装的是祖国的昌盛、装的是病人、装的是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90年，他向辽宁省卫生厅申报《治癌合剂》。

从此，他开始踏上一条漫长的申报之路。从青年走到中年，如今已快抓住老年的尾巴了，他还在等待。

同年，辽宁省医学研究会受辽宁省科委成果处的委托，派副会长张永清等6人组成调查组，通过走访病人、搜集资料、审查病例等方法，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调查组的专家认为：“刘凤江同志在近10年的医疗实践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能够突破对胆瘤（癌症）、白血病、中风三大顽症的传统治疗方法体系，另辟途径，提出一整套全新的观点和方法即‘刘氏五法’，为人类攻克癌症，展现出激动人心的前景和实现途径”。

1992年10月18日，在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关心并做了重要批示的情况下，辽宁省卫生厅和省科委联合召开了“刘凤江同志治疗肿瘤等疾病鉴定会”，大家认为，《治癌合剂》“方剂合理，疗效可信”。

1994年10月20日，II期临床《“治癌合剂”治疗恶性肿瘤及白血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230例临床）总结》治疗结果显示：对肿瘤病灶及白血病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瘤体及幼稚细胞的消失作用。230例失去手术、化疗、放疗机会的晚期癌症及白血病患者，经使用“治癌合剂”治疗后，完全缓解为188例，占81.7%；部分缓解为31例，占13.5%；好转11例，占4.8%。

同年，分别由专业机构完成了“治癌合剂”的药效学试验报告、生化机理实验和质量标准的测定，得出具有91.6%以上抑癌率、能杀灭癌细胞并促进癌细胞自溶、质量控制稳定性可靠的结论。

1990-1995年5年间，在国家卫生部和辽宁省卫生厅的指导下，在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中医学院、沈阳铁路局总医院、辽宁省中医研究院，对“治癌合剂”进行临床验证，共完成一期、二期582例临床病例，其结论振奋人心：对晚期各种恶性肿瘤临床总有效率达100%，治愈率97%以上。

1995年9月18日，关于“治癌合剂”第一次卫生部药政局评审会在中侨潮州酒楼召开，会议审阅了辽宁省卫生厅和卫生部联合考察、论证后报卫生部有关“治癌合剂”的全部资料，对“治癌合剂”的药效学，临床效果的真实性以及该品种能否按保密品种受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议为：“治癌合剂”可以按保密品种受理，尽快批准生产。

10年的民间使用验证，5年几个权威医院的临床验证，一系列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国家级最权威的专家评审，一一通过了，按照正常情况“治癌合剂”的生产面市，应该是指日可待。

同年10月的第二次卫生部药政局专家评审会上，有专家提出再在辽宁补做10例临床观察病例，又提出重新在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进行药效学验证。

又是一年的等待，结果还是无可置疑。

1996年5月6日，关于“治癌合剂”第三次卫生部药政局专家评审会在樱花宾馆召开，会议内容是：对医科院药物所完成的“治癌合剂”药效学复核验证结果。在会上，一专家又提出这么好疗效的药要在北京亲自看看，再批也不迟，要求再做10例验证。

就算发生在民间的上千例，甚至更多的医治癌症的病例不算，那么按照正规程序完成的230例、582例、10例都不能说明问题吗？他想不通。但专家一言九鼎，会议的民主集中制成了一言堂，与会的人随波逐流，他更无法左右局面，只能说服自己再等待。

1996年5月13日，国家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下发《新药“治癌合剂”临床研究批件》，确认中日友好医院为“治癌合剂”临床研究负责单位，临床批准卫字(96)ZL一22号。

3个月后，临床验证结束，但迟迟不出报告，不盖公章。

他感到周围一双双无形的手，编织的一张黑网，在悄悄地向他聚拢。

全世界一代代科学家、医学专家，他们用毕生的精力破解制服癌症这道命题，都没有取得成效。谁都知道在医学领域里，谁战胜了癌症，谁就会登上医学诺贝尔的神坛。这是一个诱惑无数有志之士的遥远而丰硕的果实，今天，一个初出茅庐无名无份的晚辈捧出了这份沉甸甸的成果。羡慕，敬佩，惊叹，诧异，怀疑，眼红嫉妒……,参与“治癌合剂”鉴定评审的中国医学界的权威、专家、学者们也非常自然的表现出了不同的心态。身居高位的权利者不用站出来表示什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束之高阁不理不睬态度足矣。

1997年初，中日友好医院的临床结果快两年了，报告还是没有出来。期间，一些别有用心、想直接摘取果实的人相互勾结用无限拉长的时间，组织了一个剽窃团伙，其中有知名医院院长、有名牌研究机构的药学专家、药厂的工程师，对“治癌合剂”进行研究，从中提取聚核糖、多糖和生命蛋白等多种分子，提取生物物质，分析药理、药效，企图破解他的配方剽窃合成，虽一次次失败，但并不甘心，时间在没有硝烟的对抗胶着中流走……。

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僵局。

剽窃团伙中一个头面人物的侄子得了了淋巴癌，大的肿瘤切除了，小的肿瘤无法切除，手术后癌症又复发，生命危在旦夕。只好托人向他求救，他提出三个条件：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必须亲自出面请求；中止剽窃行为；治好病人必须在临床验证报告上盖章并报卫生部。人命关天，所有的都不是条件。一个月后，病人痊愈，他又一次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冶癌合剂”神奇的效果，同时拿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临床验证报告。

1997年4月15日，中日友好医院临床药理基地根据对30例放疗、化疗无效，停止中西药治疗一个月以上的各种癌症人进行临床验证，得出结论：“治癌合剂”对部分肿瘤患者，确能使肿瘤缩小或消失，对极晚期病人亦能稳定病情延长生命，肿瘤也可呈不同程度缩小；从血象、肝、肾功能未见毒副作用；对癌症病人症状的改善非常明显。

1997年8月、10月，卫生部药政局又连续两次召开“治癌合剂”专家评审会，一致认为“治癌合剂”的药效学和临床效果都是惊人的，同意批准生产。

“治癌合剂“（国家三类新药保密品种）的研制是通过省级鉴定的四项科研成果之一。在辽宁省政府、卫生部原药政局潘学田局长、省卫生厅、省原科委的支持下，在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完成了合剂剂型的认定，为医药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疗效显著、工艺独特的新剂型。1990年，按照新药审批规定完成了临床、药效学、毒理、质量标准、微生物学等23个程序资料。1990年至1995年，辽宁省卫生厅完成了全部审查工作并上报国家卫生部。1995年至1997年10月，卫生部全部的评审工作结束，药监局进行了新药品种公告。

“治癌合剂”两年时间经过五次卫生部药政局专家评审会，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可以进入正式申报程序了，他也松了一口气。

事隔一个月，卫生部药政局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又召开了一次专家评审会，会上主管审批工作的原药政司中药处副处长杨某一反常态，企图推翻所有的评审工作，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他知道其中的原因，“治癌合剂”几次专家评审会后，杨某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益和前景，私下几次让他找其爱人。见到杨某的爱人，才知道是中医药大学肿瘤病理研究室主任，杨某爱人提出当“治癌合剂”第二作者的要求，并说：如果答应其以第二作者的身份进入，杨就可以给“治癌合剂”颁发新药证书，可以批准生产。

经济上他不在乎，但科研成果他不能轻易拱手相让，其中的辛苦和付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涉及保密问题。他认为“治癌合剂”研发成功后，就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祖国属于中华民族。“治癌合剂”不是一个普通新药品种，是一种前所未有新剂型，是医药生产的一场革命，在没有得到国家认可、没有形成规模生产之前，他没有权利对关系到国家利益的科技成果，做出不负责任的承诺。

答应条件就能拿到批准证书，不答应条件……当权者没有说。

没有说的结果，就是无限期的等待。

他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16年。

1998年12月，机构改革后卫生部药政局改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在位置上的杨某拿出一份《关于“治癌合剂”审批问题的通知》，文件完全否定了专家的评审结论，竟说“治癌合剂”达不到规定要求，不宜作为保密品种审批。

2003年12月15日，刘凤江又一次按新药审批规定完成了国家药品申报及注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申请号021202）的全部工作程序。

期间，他找过局长、副局长、处长、主管副处长，新换的处长竟然对他说：“治癌合剂”没发新药证书，不是任何人的责任，而是制度的原因，这个制度是我们内部制度，你没权利知道，我也没必要说明。

他无法找到答案，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治癌合剂”尽早投入生产，让众多的癌症患者解除痛苦。

1985年，他28岁发明了“治癌合剂 ”；2013年，又是一个28年，人生能有几个28年？他感慨岁月的无情。他常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发明了“治癌合剂”，如果58岁才出成绩，他可能没机会看到“治癌合剂”真正造福人类。愤怒、不满、无奈，因为他的一腔报国之情无法施展，因为他以生命为代价登上医学顶峰的科研成果被搁置，他常常会生出一些负面情绪，但他始终坚守着情操和理想，从未动摇、从未放弃。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贡献，也是激励他奋斗的动力，他要用自己在医学上的成就，书写当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他是带着重大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来自何方他不知道，归于何处他不在乎，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代社会，他真正做到了超凡脱俗，他的理想不是空谈，他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1985年，经辽宁省政府一位老领导介绍，他认识了德国最大制药企业之一——拜尔药业研究所的负责人的亲属吉尔。交往几次之后，吉尔说，拜尔药业董事长愿与他探讨“治癌合剂”在德国生产的问题。只要他同意把“治癌合剂”拿到德国生产，手续由拜尔药业来办。在德国研制一种新药需要10-15年的时间，每年耗资达1亿美元以上，所以愿拿出6亿美元作为对他的补偿。“治癌合剂”在德国生产后，给他申请办理美国国籍，让他占有拜尔药业的股份，同时每年还可获得60%的利润分配。

只要他答应，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别墅、香车、美女甚至飞机、游艇，所有顶级富豪的享受他唾手可得。

他没有为这一切所动，他平静地对吉尔说：我虽没有经历过但我听说过，你们德国在二战后还不如中国，当时德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科学家也被抢走，可是你们德国人团结，努力奋斗，国家富强起来了。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就没有什么重大科学发明。而四大发明却被你们外国人掌握运用，并发挥到极致。我要让我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我的祖国生根发芽，服务于我的祖国。

吉尔听后大为震惊，不断摇头，表示不可理解，“你的想法在中国很难实现，如果能实现那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吉尔的话让他非常气愤，他认为吉尔侮辱了中国，从此与吉尔断绝了交往。

1991年，在辽宁省春节团拜会上，经领导引荐他认识了日本人木村胜美和北村中宏。在以后的交往中，两名日本人提出和他合作。承诺给他2亿美金作为“治癌合剂”研发补偿，在他指定的国家给他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建造豪宅，介绍日本国立医科大学某教授的漂亮女儿给他做老婆。多次交谈，他一直没有同意。

一天，北村中宏以请他看病为由，邀请他到大连富家庄别墅区。到了之后，他发现除北村中宏以外，还有渡边一郞等十几个日本人。吃过晚饭，已是夜深人静，北村中宏又请他合唱了一首“北国之春”。唱完歌，北村中宏突然对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同意的话，现在就走。这时，他看到另外的日本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意识到若不同意，日本人将强行把他带回日本。他不露声色，借上卫生间的机会，从极小的窗户里跳出去，右腿摔成重伤，他艰难地逃脱后，回到沈阳在病床上趴了两个月，给身体造成的缺陷至今还在。

微信：cancerk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