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涌上街头狂欢

这十年，是一段伤痛的记忆。它沉睡在太多人的记忆中，让人刻意去回避，不愿意提及当年的创伤。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如果有一个时刻和1949年10月1日一样伟大，那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文革”画上了句号。我们试图以点代面，透过一个家庭的十年，从个人命运的转变去感受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回忆浩劫

离休教师往事不堪回首

在著名的《放牛班的春天》中，第一个经典的镜头来自于克莱蒙马修老师去到“池塘畔底”辅育院，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了年仅六岁的孩子贝比诺。马修:小家伙，你在干什么？贝比诺:我在等星期六。

与电影相雷同的现实发生在1975年，刘芬的小儿子才10岁，小学三年级。他在一篇作文中如此写道:“一到星期六，别人的爸妈就来接，而我没人来接！”这个像贝比诺一样的孩子，每天都盼望着星期六，尽管他知道星期六父母仍然不会来。于是，每个星期六，当学校里的孩子走了后，他便由一名有着历史遗留问题的老教师带回家去。

刘芬的丈夫，在食品公司当个小领导，在这场浩劫中如惊弓之鸟，整天用工作来削减内心的恐惧，根本无暇照顾孩子；而刘芬曾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当时她还在云南大学上学，因为参加这次革命而被国民党抓捕，被关在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内的临时“集中营”内。正是这样一个老革命的身份，让刘芬在十年中受尽了折磨。1966年，刘芬任腾冲县民政科（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局）科长。“那时候的领导没有架子，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记者在老年公寓里见到84岁高龄的刘芬，她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要到缺粮的地方去安排生活，慰问老百姓，还管着军烈属。然而，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像她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会幸免的，她很快被人从民政科长的位置上揪下来，进了“学习班”。

“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刘芬面对那段历史，作了如此简短的答复。事实上，要走进一个老人的记忆，去了解那段历史中的个人命运无疑是残酷的。在正式进入采访之前，刘芬告诉记者前几天发生的一件小事:老年公寓里新来了个老人，两人见面后无意间聊起了那段岁月，哪知对方大为不快，直言道:“说点愉快的吧。”的确，在采访中，刘芬的无数声感叹，几度让采访陷入僵局。“说不清了，说不完了。”老人淡淡地说。这一段历史直接影响了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在妈妈刘芬的叹息中，包含着儿子所受的苦。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困难的时候是1969年。她家有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本科生。老大已经小学毕业，学校停了课，整天无所事事。“白天去街上看别人打人，看别人戴高帽子，早晚还得做饭给弟妹们吃。”我们眼前浮现出的景象是:一个大孩子，带领着几个小孩子，既为兄亦为父。在这个家庭中，由于受这段历史的影响，下一代人中没有一个本科生。老大在1971年才上了初中，他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孩子一样，去当了工人，然后去当兵;老二先去当知青，后来也去当了兵。这些下一代，完全没有了刘芬那一代人的轰轰烈烈，全都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然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一些事物在悄然变化。1976年，注定是要在历史里大写特写的一年。先是领袖离开了我们，让苦难中的人们更感失去了方向，再是峰回路转。最终印证了那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粉碎“四人帮”的手绘宣传册

惊心动魄

中央台当时任务艰巨

谈起1976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曾在采访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吃过饭后，杨正泉正和几位同事在院子里散步，忽然，几位身着黄色军装的军人未打招呼就匆匆走进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外广播大楼的院子，径直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

“那天晚上，中央台的气氛异常紧张。从这人进入后，局长办公室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不一会儿又搬来了被褥。接着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执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回忆说，“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为了探个明白，我赶紧向中央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

“文革”后，陈伯达已经命令把直播统统改为录音播出，中央台的直播室也已不用多年了。但是那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和张香山两人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间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杨正泉叫过去，吩咐赶快把直播间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杨正泉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

直到10月6日晚11时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和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邓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

邓岗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保密，他说要首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那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第二天早上从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

10月7日凌晨2时30分，上级通知中央台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在内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里，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台，中央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根据杨正泉的回忆，10月7日晚10时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个时候才正式宣布了耿飚和邱巍高到广播局来的事情，并宣读了华国锋的亲笔信。信中说，“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大家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邓岗提醒说，“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至此已不言自明，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

“10月7日他们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过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究竟将播出什么呢？”

杨正泉说，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当时有两种播出意见，一种是准备做大，按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广播宣传应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两种方案同时提出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做法。

10月8日夜12时，也就是9日零时，中央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台在距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了全国。9日又播出了17次，用纪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两个《决定》的播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

举国欢庆

全国人民涌上街头

杨正泉回忆说，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经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当一旦证实了这个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无法遏制的热情。10月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也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这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至此，在粉碎“四人帮”16天后，中央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连续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刘芬如今已经忘记了她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具体时间。她只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消息从学校的大喇叭里传来。顿时，周围的喇叭便响成一片。当人们集中注意力听清了广播的内容后，“打倒四人帮”的口号已经喊成了一片。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刘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激动心情，时至今日，她只是淡淡地告诉记者“压在心头的千斤重担卸下了，盼望着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样子。”

据说，“四人帮”倒台后，昆明也是欢欣鼓舞，大约有数十万人上街欢庆。

刘芬尚未从惊喜中回过神来，学校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学生。其实他们已经放学了，但听到消息后又返回了学校。喜悦装在人们心里，欢欣鼓舞的人们走上了街头。“大家都很兴奋，从此以后，大家都自由了。”刘芬说。刘芬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领着她的学生，一直高喊口号到嗓子沙哑。

紧接着，是个人命运的转变。刘芬被调到了腾冲一中，然后调到保山师专。她成了保山师专的一名政治老师，教中共党史。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她，当然能够对新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1982年，刘芬离休了。是她自己申请的，“休息吧，我这辈子也够坎坷的了！”她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采访。 本报记者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