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辞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欲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最终没有成行的鲜为人知内幕。

　　
　　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

　　毛泽东：“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当众质问周恩来:“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柯庆施其人其事
　　
　　说起柯庆施,不太为人所知,如果再说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更是鲜为人知。然而，从65岁的毛泽东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1965年，柯去世后的讣告中，有着建国以来第一个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的评价，便能揣摩这鲜为人知的内幕。
　　柯庆施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在短短几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秋，柯庆施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担任上海市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为此，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都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柯庆施是一个善于揣摩政治风向的人，紧跟毛泽东反反冒进的人的思想，启用御用文人张春桥，炮制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深受毛泽东的赞赏，欲将其取代周恩来，后来虽然在总书记邓小平力阻之下，未能成功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
　　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上庐山时,柯庆施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当毛泽东将彭德怀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时，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在1963年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60年代初，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做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柯庆施,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终于不治。
　　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消减周恩来的职权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毛泽东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有意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曾召集过一次秘书长会议，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