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新冠疫情致超大城市吸引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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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迪什：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成了新的瘟疫中心，当数字技术导致距离消失时，大都市生活的吸引力下降了。























　　2020年5月28日 13:10 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卡米拉•凯文迪什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英国卫生和社会关怀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顾问


　　现在都感觉有些离奇，但3月初的时候我还在曼哈顿参加一场派对。人们当时刚刚开始不再握手，但第六大道(Sixth Avenue)仍人潮涌动。我们喝着饮料，看着窗外一栋玻璃和钢铁结构的大厦发出的耀眼光线，一位20多岁、在华尔街辛勤工作也尽情享乐的年轻人走到我身旁。“我明天要去佛罗里达，在那里待到这事过去，”他吐露道，“那里感觉没这么拥挤。”


　　当时，我并未完全理解这番话的含义。但现在很清楚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对一个重要的现代趋势——超大城市——带来了深刻挑战。大城市中心成为新的瘟疫爆发地。纽约市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根据研究人员约阿基姆•博克(Joakim Book)的统计，纽约市的新冠死亡病例约占到全美新冠死亡人数的23%；伦敦占英国死亡人数的比例也是23%；马德里约为32%；斯德哥尔摩甚至更高。


　　在大多数瘟疫中，人口密度都是大敌。1854年，伦敦爆发的霍乱疫情导致数千人死亡，此后，伦敦修建了堤岸(Embankment)为这座城市提供现代化的下水道系统。约翰•斯诺(John Snow)医生在苏豪区(Soho)的一个水泵附近发现了大量病例，并认定疫情与受污染的水源有关。后来，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概念，在铁路线的终点规划卫生和绿化设施。


　　郊区将在这场疫情危机过后变得更具吸引力吗？权衡利弊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曾习惯于忍受蜗居，并视之为“城市景致”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保持社交距离破坏了这种景致，如果办公室变得空无一人，人们每周居家办公四天，那就没什么理由还要忍受城市的污染、犯罪和辛苦。几乎一夜之间，城市已从实现梦想和雄心之地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死亡的象征。富人已经撤至乡村，就像他们在欧洲黑死病(Black Death)爆发期间所做的那样。


　　直到现在，城市一直可以迅速恢复人气。达成交易、运输货物以及交流思想的需求，不可阻挡地吸引来了人才和资金。工作岗位迁移到城市，人口也随之而至。这场危机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是曼谷一个公共汽车站，8万新近失业的务工者挤在车站，期待能够返回家乡。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


　　在服务经济中，企业搬至郊区小镇运营可能成本更低。有了居家办公的数字化能力，人们可能不再需要跟着工作的变动重新安家。他们或许会更喜欢大房子，而非蜗居，每周只需一两天忍受较长时间的通勤。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这种“消失的距离”就已经使生活在大都市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场疫情爆发前，部分因为房租高得离谱，巴黎、纽约、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在减少。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会影响家庭规模。繁华大都市的养娃成本极高。一些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和北京——生育率也最低。如果情侣们可以搬离大城市，在不牺牲事业或让自己破产的情况下买下一处庭院，他们或许更可能会考虑组建家庭。外迁到郊区或乡村或许还可以开始弥合居住在农村的祖父母与子女之间在距离上的鸿沟，这种情况在亚洲尤其严重。正因为此次危机暴露了如此多独居老人的绝望困境，它可能推动向更多世代更近地生活在一起逐渐回归。


　　“死神”在城市中肆虐的一幕并非不可避免。通过2003年“非典”(SARS)爆发后建立的追踪和监控系统，新加坡和香港已经成功遏制住了疫情。新加坡今年1月就开始禁止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入境，而且有大量传染病防控立法，允许当局对违反隔离令的人进行监禁。未来，最安全的城市可能是那些监控最严密的城市。然而，崇尚无拘无束的西方城市可能无法接受进行这样的监控。Z世代的态度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长期以来，希望保持相互陌生一直是大都市生活的特征。人们搬到城市就是为了逃离人人都相互熟识的小城镇。但这场疫情激发了人们对更多人际联系的渴望。支持弱势群体的本地组织的扩大，让之前从不往来的邻居们走到了一起。那些为了逃避童年的狭隘眼界而搬到城市的人，如今正在疯狂地构建我只能形容为乡村的东西。这些趋势肯定将持续下去，因为一旦你帮助了一个人，或者他们帮助了你，你就不能再“无视”他/她。


　　如果这场疫情对都市生活的价值提出质疑，那么并非所有城市都会同等地实现繁荣。咨询公司贝恩(Bain)在2016年一份有关“距离成本下降”的报告中预测，拥有绿色、适宜步行的中心的城市——纽约、巴黎、伦敦和旧金山——将保持对年轻人和富人的吸引力。报告还指出，中等收入家庭将搬离传统郊区，来到所谓的“新乡村”——距离市中心50多英里、拥有绿色植物和文化设施的低成本居住区。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想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在Zoom视频电话中，我开玩笑地提出要突然出现给每人送一杯脱脂拿铁。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对办公室生活的渴望，对我来说，这种生活目前扎根于伦敦。但也可能是其他地方吗？或许吧。我与搬到佛罗里达的那位先生的一个朋友取得了联系。“他们还待在那里，”她说，“他们喜欢那里。“超大城市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