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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写的历史: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2014-11-8 15:20 新鲜人原创 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似乎不大愿意在类似这样党内高层的谈话中提及,特别是建国以后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过,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最后决定权仍在周的手里。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如果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曾经结怨于毛泽东的话,那么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对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则是有大功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但为了维护非其莫属的领袖地位,在表面上却不想认账,有意湮没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上精心制造了一个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中的这一段历史被弄得扑朔迷离,谬误流传,前后不能自圆其说。
遵义会议是中共在长征途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的。长期以来,它被作为毛泽东确立其中共领袖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毛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是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失利。而这一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周恩来在军队中受排挤,失去指挥权有关。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来还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也不得小迁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把党务大权抓到手里,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而博古本人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又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授予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此后,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团,博古在政治上为李德捧场,李德则在军事上为博古撑腰,两人联手在中央苏区主宰了一切。
周恩来本人虽仍作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参与军机,但已沦为一个跑腿办事的角色,凡事都要听命于李德。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虽苦战经年,但伤亡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然而,这次战略转移十分仓促,事先并没有经过认真的动员和准备,甚至连在政治局内部也没有讨论过,只是在当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圈内进行了筹划。"三人团"是在中央苏区大门广昌失守后,为了突围西征而设立的党内最高权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以行动的仓促,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主力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无法机动作战,一路被动挨打,屡失先机,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
湘江惨败之后,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严重动摇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统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政治上无法交待,但又一筹莫展,颓唐沮丧,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戕的地步,为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所劝阻。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极大的压力。他完全清楚党内军中的不满是冲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团"而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是无论如何难辞其咎的。不过,此刻更令他焦虑的,倒还不是个人的进退,而是如何收拾眼前的败局,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对此,他心中茫然无底,而且对李德的指挥也彻底失去了信心。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而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一意孤行了。
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毛的军事才能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看出毛眼下正利用党内军中的不满,为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而四处活动。这种局面同样令周忧心忡忡。他十分了解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人,而这种搞法势必造成党内领导层的分裂,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对于已经处于危境之中的中共和红军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周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这种"病急乱投医"和"相忍为党"的双重心态,促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就已倾向于请毛泽东重新出山,于是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其实,这种心情也并非周氏一人独有,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譬如,朱德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说:"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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