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初到东京,我准备探讨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
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比如人的肤色、体型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以前,中国人不仅有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了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儒家思想+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亦变异为“不和之魂”。
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9条等等。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变局。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等,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美国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不是吗?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暂时还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由于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
这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如何转型我们通常有共识。但是,倘使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真是异想天开。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次聚会上。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就得不断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人群,倾听更多声音。
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我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材料是有限的,所以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接触日本的各阶层和领域。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以及我在审美上原本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出版人。
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完全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即便如此,我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是微乎其微的。
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