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全球化与国家韧性可以共存

大千世界

　　桑德布：表面上，当下所有脆弱性似乎都源于全球化：疾病传播，经济互相依赖。但是，在国家韧性和经济开放之间做选择的假设是一个伪命题。




　　2020年4月8日 16:17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让一些长期反对国与国之间经济开放的人士更加有话可说。当世界某地食品市场出现的一种病毒，能几乎立们所有的脆弱性似乎都源于全球化：疾病传播，经济互相依赖和纵横交错的全球医疗采购。但是，在国家韧性和经济开放之间做选择的假设是一个伪命题。


　　明显的事实是，人们的跨国交往、贸易和旅行越多，微生物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从来都是如此：黑死病通过船上的老鼠传播；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即对世界各地的社会造成战争一般的扰乱时，这样一种观点变得诱人：为了国家韧性，我们必须降低全球化程度。但这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抵制，否则我们在危机结束后制定政策时，它将把我们引入歧途。


　　从表面看，当下我s)发现美洲之后，从天花到普通感冒等多种疾病由旧大陆传播到了新大陆。


　　但是，如果说疾病会通过贸易路线传播，那么抗击疾病的知识和资源也会如此。新冠病毒出现后的几周内，中国科学家就测出病毒基因组，并与全世界共享了信息。这能够发生，是因为我们在科技、知识和通信方面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而这又借力于不断扩大的经贸往来。


　　一些人辩称，我们变得过于互相依赖，在医疗器材上要依靠中国，一旦供应链中断就陷入无助的境地。确实，针对流行病（以及战争等其他灾难）的国家韧性，要求一个国家保障关键商品的获取途径。


　　但是，正如瑞士及其巨量储备所说明的，没人阻拦我们构建必需物资的公共储备，无论是食品、药品还是医疗器材。真正的障碍是另一个：政治人士不愿意支付价格，去储备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产品，并保持库存充足。


　　然而，由于大规模储备具有较大的规模效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借助全球化供应链，这个价格会比较低。


　　全球化也不会阻拦政府要求私营企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韧性。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新规则强制银行保持大量的流动资产，以防它们遭遇挤兑。对于关键行业的企业也可以实行类似规定，要求它们保持关键商品的库存（在英国，这种情况在无法预测结果的退欧之前就曾乱糟糟地发生）。


　　这类要求并不是“反全球化”，因为准时生产和跨境供应链是两种泾渭分明的商业技巧（即便它们往往共存）。而且，后者使得前者更容易负担。


　　全球化供应链并不意味着链上的每一环都必须有独特供应商。正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汽车制造商意识到的那样，从分布于多个国家的不同供应商采购部件、生产要素以及组件，以便在某个国家遭遇冲击的时候有后备来源，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也是审慎的。


　　一些经济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希望确保必要产品的国内生产能力，而不是仅仅储备进口产品。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为应对每一种不测情况而保持自给自足是极为昂贵的。与其追求所有产品（从食品、燃料，到医用纺织品和呼吸机）国产化，各国的最佳选项是与可信赖的伙伴国家结盟，以期所有成员国都能获取整个集团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


　　当然，这就是欧盟(EU)背后的理念。值得指出的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医疗器材自由流通停滞的情况（幸亏只是短暂现象），实际上是贸易自由化的缺失，而非过剩。


　　不难想象，那些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达到更高的自给自足程度。但细想一下，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国内生产商以多么惊人的速度，迅速重组工厂来生产抗疫所需的物品（比如美国的卫衣生产厂改为口罩工厂）。


　　所以，如果没什么政府规划的国家可以在数周内重组制造业，那么缺乏基本生产力的假设就是无稽之谈。


　　COVID-19疫情显然让大多数国家措手不及。但是，以更明智的方式利用全球化，而不是抛弃全球化，才能让这些国家提升自己的国家韧性。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