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寺观园林,作为宗教活动中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备公共园林的职能,让人领略宗教意趣之余,更感受到大自然与人文的双重趣味。
撰文:朱若麟
摄影:赵钢、陈新宇
供图:CFP、Gettyimages、微图图片库
位于山西晋城泽州县硖石山腰的青莲寺是一处颇具特色的北方园林化乡野佛刹。院内殿宇楼阁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院外林木葱茂,馥郁芬芳,宗教建筑与山光水色交织,自然与人文结合,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公元64年,东汉永平七年的一个夜晚,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愔、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8年,印度二位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敕令建立僧院,为记白马驮经之功,名此院为白马寺。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但东汉时期佛教并未受到重视,仅仅被看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类。道教形成于东汉,早期源流为神仙巫术和阴阳五行学说,在北魏太武帝的推崇和崔浩的完善下,形成了类似佛教的完整神祗系统。因佛、道盛行,其宗教建筑佛寺、道观大量出现在城市和乡村山野。
道教建筑三清宫占据了三清山藏风聚水的最佳风水宝地。
佛教本属于外来文化,但传入中国后,佛寺建筑甚至布局都被逐渐汉化。例如,古印度佛教建筑群以佛塔为宗教礼拜中心,中国佛寺最初依然保持了这样的平面布局,但佛塔却演变为中国传统的多层木构楼阁。北魏时期,众多身居高位的贵族信徒舍宅为寺,原来用于居住的房屋被改造为佛堂及僧房,宅邸中原有的宅园也被保留下来成为寺院的附园,如宝光寺、景明寺、景林寺。
浙江宁波东南的天童寺嵌于林海苍莽的太白山谷,时隐时现。
在南北朝时代美学、老庄的避世哲学与儒家的隐逸思想的影响下,僧侣纷纷远离城市,到山野中寻求幽静清寂的修行环境。为效法释迦牟尼在鹫峰灵山说法,五台山中修建了“大孚灵鹫寺”。
修建佛寺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气候良好,地势向阳背风,二是靠近水源以便生活取水,三是靠近树林以便采薪和获取建筑材料。寺观的选址与风景建设密不可分,因山就水,架岩跨涧,布局上多讲究高低错落,曲折幽静,建筑与山水亲和交融,即寺观建筑本身也成为山水的一部分。香客、游士纷至沓来,寺观的基础设施也开始完善,庐山东林寺、茅山就是南北朝时开发出来的。
位于浙江省天台山麓的国清寺,四面环山,双涧回环,拥有隋梅、隋塔、隋代石刻等珍贵文物,是南宋江南十刹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天台宗祖庭。
至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皇家对儒、释、道并尊,以维护统治,佛寺、道观的规模均超出前代。由于唐代封闭的里坊制度,坊中缺乏可供公众活动的区域,而寺观恰是为公众宗教活动服务的,于是成为城市公共活动的中心,每到宗教节日,各种法会、斋会热闹非凡。公众活动的增多,使寺院更加重视庭院的绿化和园林的经营,许多寺观以其园林、花木之美吸引了众多文人到寺观里以文会友、吟诗赏花。长安城中慈恩寺以牡丹和荷花最为有名,一些寺观更是以出售名贵牡丹谋取高利。城市外,各名岳山川几乎都有寺观的建置,故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全国各个山岳风景名胜多以寺观为主体,后来所谓的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峨眉、九华、普陀,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在唐代差不多都开始成形,这些寺观既是宗教上的中心,又是风景名胜,受魏晋以来的传统美学影响,这一时期的寺观建筑更加注重与自然山水的和谐。隋唐时期佛教建筑进一步汉化,初期仍以佛塔为中心,中唐以后,佛塔退居到主院以外的两侧或后部次要位置,供奉佛像的佛堂成为主院的中心,主院的周围建置若干别院,大大小小的院落都有绿化或栽植花木。在敦煌第217窟唐代壁画的西方净土变中,正殿的前部为一个大水池,池中有三个大平台,并有廊桥相连,这种布局影响了后世的水庭设计,如日本宇智市平等院凤凰堂。
江西省吉安市净居寺是禅宗七祖弘法处,大雄宝殿三面环水、三桥拱立,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庭院特色,为寺庙建筑之特例。
佛教发展到宋代,唐代时盛行的天台、华严、律宗已日趋衰落,禅宗和净土宗成为重要宗派,尤以禅宗势力最大。禅宗不仅仅是流传广布,更与传统儒学结合成为理学,影响着宋代思想界。鉴于传播需求,禅宗由早期主要依靠个人修行的参、悟,逐渐增加宣讲,文人开始参与禅宗的语录、灯录的编写,从而促进了禅宗的盛行。据《东京梦华录》载,汴梁城内许多寺观都有自己的园林,除宗教法会及庙会外,游园活动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每年新春灯会以后,东京城内居民至玉仙观、一丈佛园子、祥祺观、铁佛寺、鸿福寺游园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