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应急办《中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首席专家
今天我要谈一谈这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民众对中国核电建设有没有情绪;第二个是中国核电建设与发展的概况;第三个是福岛核泄露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影响;第四个是建设核电站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即影响民众情绪因素分析;第五个是我们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第六个是讨论和思考。
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年份,恰逢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三十周年,以及2011年的“311日本福岛泄漏事故”五周年。这些核电事故对中国的核电建设影响比较大,包括决策者在内有很多人都对“现今中国核电是建或不建还是缓建”这个问题感到纠结。其中原因,固然有核电本身的安全问题,但所谓的核电站建设影响社会稳定,实际上是在担心核电站一开工,周边群众会不理解、不支持,从而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建设大型工程易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中国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型工程建设不仅仅是核电工程,还有垃圾填埋场、PX项目、火葬场项目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建传染病医院也会引起抵制,爆发社会稳定风险。我列举一些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例子:2006年厦门PX事件、2009年北京反阿苏卫垃圾焚烧场事件、2011年大连PX事件、2012年宁波PX事件,2012年江苏启东反纸业排海工程事件、2012年四川什邡反鉬铜项目事件、2013年广东江门市鹤山反核事件、2014年广东化州反殡仪馆事件……我们国家几乎年年都在发生这种事:只要所谓的大型工程一开工,就会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而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只要群众一闹事,这些开工的大型工程马上就停了。刚才列举的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基本上都是以群众闹事开始,最后以停工收场的,所以有的项目前期建设投了几十个亿进去,最后都泡汤了。以四川什邡的鉬铜项目为例,什邡是汶川地震灾区下面一个的县级市,当时这个项目是作为恢复汶川地震灾区的一个国家级的建设资源项目,投资很大。可这个项目一上来就遭到市民强烈的抵制,满街都在贴抵制项目的一些大字报,还有民众在晚上游行,而且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当时闹的比较凶,派了防暴警察来维持秩序,而小学生就围在那里不让防暴警察继续前行,结果这个项目就停止了。核电站的建设也是这种情况。
正因为这样,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社会稳定风险。原先我们建设大型工程之前,必须要进行三个主要方面的评估:首先是财务评估,即项目对于投资者来讲必须有经济效益,这就是投入和产出问题,这是必须要评估的。其次是技术评估,即这些大项目在技术安全问题和技术先进性问题上必须有保障。第三个是环境评估,就是说这个项目上马之后,是否会威胁到当地的环境。2010年以后,我们又加一个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个评估在十八大以前提出,在十八大以后受到特别重视,并写入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里。这强调了在进行重大决定时,必须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其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国外被叫做社会影响评估,就是说一个工程上马以后,不能单从经济效益、技术、安全问题考虑,还要考虑社会安全。国家发改委专门出台了《国家发改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风险评估办法》,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主要内容、风险等级各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核电站这一类项目是公众可能忧虑比较多的,社会稳定风险比较大,因此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核事故和民众的核恐惧心态影响我国核电建设进程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我国核电建设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核电建设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我国第一座核电站是浙江嘉兴海盐县的秦山核电站,于1984年开工,1991年才建成投入运行。我国核电建设起步较晚,所以有一点生不逢时。1984年开始建核电站,开工只有两年,1986年前苏联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如果没有这个事故,我国核电站的进展会顺利的多,因为有这么一个事故,所以我们国家的核电站一直在老百姓纠结的过程中慢慢前进发展。
我国对于核电站建设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规划,是2007年10月出台的“十五年规划”,即“2005年到2020年规划”。根据这个规划,我国到2020年核电运行要达到4000万千瓦,并有1800万千瓦在建项目要转接到2020年以后。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站全部装机容量的比重要从不到2%达到4%。但现在核电的项目规划并没有完成,它的比例甚至还缩小了。因为其他的电力增加了。水电、风电、火电,这些发电的增长很快,但是核电没有增长。所以按比例算,核电比重不仅不到4%,离2%还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