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汉山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387|回复: 1

北京的“69届”

[复制链接]

12

主题

50

帖子

1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0436
发表于 2017-12-23 22: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京的“69届”       

                           
                                                                            2015-07-13                                        徐小棣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69届”,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点话题。随着时光流逝,它渐渐成为快被淘汰的词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被记入史册的专用名词!



“69届”释义

“69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他们在十二三岁上失学一年多时间以后,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69届”没有教科书。这届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是三部分:一、学习“毛著”和《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地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毛泽东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毛泽东诗词之机讲讲典故或古汉语,指着农村场院上的粮食囤讲体积计算……但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69届”“初中学生”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空前绝后。

北京对待“69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的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用当年的话说,“69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去,把“69届”小不点儿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16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15岁。

由于年幼无知,“69届”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在体现文化程度的活动中,哪怕是在当年那些言不及义的表态、“讲用”中,他们也因知识贫乏而明显相形见绌,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斗争”的“讨论”中,这些没有学过孔子著述、也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弄得张冠李戴。“唉,真是69届”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一句叹息。

那时候口头的功夫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69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人少。当然,倒是有些“69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69届”群体明显呈现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也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学习习惯,他们的文化知识说捡就能捡起来。“69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他们在长达8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早已变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壮姑娘和男劳力,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使他们望尘莫及地“傻了眼”。考试入学送来了公平竞争的机遇,但“69届”学生早就在1966年以来历史的荒诞中折断了羽翼,他们腾飞的梦想在恢复高考时的现实中被碾得粉碎。


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


兵团生活的第一天

现在有人说,组建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数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为了国家的大局。我对这些毫无研究。

我是“69届”的。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69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小站刘召。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行李也没有人协助安置,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起来的光荣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抛弃的感觉,有些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过,人有本能适应各遭遇。16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导我的是我妈妈临别时嘱咐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问,果然能解决临时问题。所有在刘召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们每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抬。我找的伙伴是“50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69届”的。

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蓬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116中’XXX;二连:'50中’XXX……”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15团10连,“50中”的郝志军也分配到10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边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指挥我们装车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24岁。当时我们不认识他,只听他大喊大叫,让10连的新兵装车,态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客气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欢迎、被重视、被照顾,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多年后我才理解,当时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他怎么能在夜里把初到陌生地方的30多个16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

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9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逢卡车上。很冷!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

15团10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逢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熹微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16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对面大炕。我们16个人中14个是“69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

我们学校“68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69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


杂事琐议


初到15团10连,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15个人,里间住11个人,外间住4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69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1971年参了军,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这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1977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12班的“69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里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1。5米。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的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12天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10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徐小棣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己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15团10连连部
1971年12月27日

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不过,我们的政治指导员行不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账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摸人的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6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6个人中至少3个是“69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

被指导员那样的军人管理和领导,我们的安全感却很强。谁也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边疆来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阅历和生活经验能想到可以怀疑一下解放军干部的品行。在我们看来,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的保证。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2009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40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场老知青的聚会。但是不说清楚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我能肯定,“无悔”的牧歌绝没有严格、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那只是某种心理指向,是对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弹。所以我在本文中尽量细碎地叙述,读起来虽然无文采,很琐碎,也无法涵盖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我起码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我身边的“69届”知青案件


在磋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可“69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2师15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届”的。

北京108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116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10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2月1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21岁的凶手。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刑车之间十来米距离的秩序。

我和同学人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见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卫干事高喊“拉手拉手”,门“哗 ”地打开了,气氛一下子森严起来。戴重铐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

近距离地看见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声音,一个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地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我个子大些,但也是“69届”的,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手脚冰凉、牙齿打颤。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7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型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

也是在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69届”同学在4月初的一个夜里忽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怀孕期间仍抬得起6层的笼屉,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捅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儿。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乎乎的东西放在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劳改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70岁老头。

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安排在砖厂干码湿坏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

当2009年知青聚会多发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与我同龄的她去世已经许多年了。



结束语:“我是69届的”

199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生30周年。我中学的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40人参加。分别30年后,大家都还好,只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被同学们称为“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拿不出后。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

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会时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我们这些“69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定义大概应当是:有地位,有名望,掌权,有钱。我们这班人中没有这样的人。历史的荒诞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不过大家还是在诚实劳动,正派地生活。我有个同学叫马金良,从兵团回北京后,一直在东单皮鞋厂当司机,是司机班的班长。国家二级企业东单皮鞋厂经营一路滑坡,最后全厂的汽车从十几辆就乘下了一辆,最后留任的司机只有两人。一人很年轻,另一人就是我的同学马金良,他那时候40多岁。他们两人轮流开那一部汽车。后来马金良自己主动把工作机会让给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孩子太小,更需要钱。我负担少,我退了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厂里才给他200多元的生活费,他就退了下来,到外边自谋工作。他现在给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司机,有工资2000多元。他身上集中表现了“69届”承受了什么,他们怎样接受命运,是何等的坚韧、平凡、善良。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为他这样的人骄傲!

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会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69届的”。不过,这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

愿“69届”这个过去年代的专有名词进入词典,愿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含义。


作者:徐小棣
来源:民间历史

4112

主题

5510

帖子

3万

积分

版主

Rank: 7Rank: 7Rank: 7

积分
30061
发表于 2017-12-23 23:28:28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的牺牲品!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汉山网    

GMT-5, 2018-12-10 09:10 , Processed in 0.076726 second(s), 2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