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土耳其撤出军队及军事装备后不久,流言开始四起。有消息称,安卡拉的意图的确是管控移民。 在土耳其-伊拉克边界处的确没有大批难民,但这完全是因为土耳其采取了预防措施。安卡拉不仅不厌恶与欧盟达成的移民协定,反而静悄悄地将其当作了移民控制措施的核心要素。回望2016年,当时土耳其同意关闭与欧盟的边界,此后土伊边界的压力便大大减轻了。这一次土耳其又试图通过关闭与伊拉克的边界,来进一步减轻难民对自己构成的压力。 与此同时,据说在黎巴嫩附近海域,土耳其正在从北塞浦路斯引入边界控制技术及专家。安卡拉认为糟糕的边界管控加剧了黎凡特地区的紧张局势,令货物运输面临中断的风险。正因此,安卡拉才低调地采取了上述行动。 至于对东爱琴海的封锁,其原因简单但难以启齿:阻止土耳其公民逃往欧洲。由于实行了旅行限制,土耳其人不再能够乘飞机逃离这个愈发具有压迫性的政权,便越来越多地改走海路。 后果 讽刺的是,美国的回应恰恰导致了更多移民涌向欧洲。两年之后的2022年,大批移民从非洲之角抵达欧洲。当他们对为何移民会从总人口1.8亿的该地区涌出加以分析时,就不得不承认2020年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2020年后,土耳其加大了对非洲之角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的支持。这使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极端主义愈演愈烈。错综复杂的族群与部落体系崩溃了,大批穆斯林选择出逃。他们北上之后轻松穿越了边界管控措施更加恶化的黎凡特地区,进入了土耳其境内。他们甚至轻松穿越了爱琴海,直抵巴尔干西部——自从土耳其不再为该地区提供支持,转而由中国为其提供投资后,该地区便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了。 多年来,安卡拉一直在鼓励土耳其航空公司扩展在非洲之角等地的业务。这一市场多样化的努力在2020年正值其时,因为土耳其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减弱了。该航空公司也转而凭借非洲乘客来弥补国内业务的下滑。伊斯坦布尔机场成为富有的东非人进入欧洲的中转站。但与这些商人一同前来的还有非法偷渡网络,一旦非洲之角被暴力笼罩,这一网络便开始发挥作用。 问题何在 误读局势的责任主要在于彭斯政府过于依赖“场景构建”这一手段。由于大批有经验的外交官纷纷去职,美国国务院只能依赖这些抽象的方法来制定政策。看上去,这似乎是在积极应对一个正变得愈发不稳定和充满敌意的世界。但事实上,这反倒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美国不是介入这个世界,而是抽身而出,仅仅对其进行揣测。而且,正如美国分析师对于自己想象力的检验结果表明的,他们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偏见。 就这一事例而言,不信任是相互的。早在2016年,安卡拉就有人批评美国“进行混合战”:北约在东爱琴海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安卡拉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使得叙利亚难民又返回了土耳其,令土耳其感到美国和西方有意制造本国的动荡,因而针对对方的复仇心态也就愈发严重。政府的态度要更加放松一些,仅仅将北约的行为当作动用军队加强边界管控的先例。 表明双方互不信任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2018年,安卡拉替换了参与“布达佩斯进程”的官员(这是土耳其主持的一场移民问题对话)。安卡拉这样做是出于正面动机:它希望移民对话能够成为与欧洲和西方交流的“二轨”渠道,因此便派出了最值得信赖的谈判者。但西欧国家却认为土耳其此举又是在清洗公务员系统,并随之降低了对话的级别。 事实上,土耳其在邻国的利益是直截了当的,数十年来都未曾改变,即与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土耳其的言论往往过于夸张,并常常为其所困。 埃尔多安早在2000年代便曾夸夸其谈。称希望与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重建联系,向非洲之角输出伊斯兰主义,并与中国等历史上的贸易对象建立伙伴关系。然而,当土耳其经济开始下行之后,他的“新奥斯曼主义”也就让位于“新凯末尔主义”,试图咄咄逼人地对国际秩序的弱点加以利用。埃尔多安言论中的新主题是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复仇,夺回失去的领土。这只是空洞的话语,目的在于填补战略真空,但却令土耳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场景规划者甚至准确地预测到了7月24日将是土耳其有所动作的确切时间点:正是在1923年的这一天,签署了《洛桑条约》,凯末尔丧失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根据对埃尔多安言论的解读,美国分析师预测土耳其将对这一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日期大做文章。然而对于土耳其的边防部门而言,7月24日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只不过是因为得益于良好的航行条件,非法越境者的数量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达到峰值。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 如果喀麦隆发生了政变,会怎样? Alice Vervaeke(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初级分析师) 没人预见喀麦隆会发生政变。这是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并没有军人干政的历史——唯一的例外是1984年发生过一次失败的政变尝试,总统宫的守卫试图推翻总统保罗•比亚。从此以后,比亚在五次总统选举中连续取胜(由于他在2008年废除了总统的任期限制)。在2018年的选举中,85岁的比亚又以86.7%的得票率获得了七年任期,这一结果引发了与2016年的冈比亚和贝宁类似的抗议浪潮,这在喀麦隆是史无前例的。 这些抗议不仅仅是针对选举结果,而且是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此前群龙无首的青年团体(青年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如今迎来了一位领袖人物:昵称为“黑头将军”的前反对派人士科朗坦•塔拉。他结束了长达25年的流亡,尽管被禁止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他仍成功地动员起了喀麦隆青年(尤其是学生)。长期遭受歧视的喀麦隆英语社群也爆发了骚乱,2017年针对英语社群下达的断网令使得他们倍感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