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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刘胜军中国亟需开启第三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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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2:1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华盛顿人 于 2018-1-26 12:13 编辑




刘胜军: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亟需新一轮“南巡”,为改革开放注入历史性动力,掀起第三轮高潮。




更新于2017年12月22日 07:17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刘胜军 为FT中文网撰稿

12月20日,中国步入“新时代”之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不同寻常地呼吁,“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中国经济改革会提速前行?
2018年中国将迎来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性时刻:改革开放40周年。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很多政治家、企业家还挣扎在“上山下乡”的历史漩涡中;没有改革开放,生存与尊严都会成为奢求——今天的朝鲜就是最好的风险提示器。改革开放,不仅是对1949年以来诸多路线错误的“拨乱反正”,更是中华文明数百年以来的历史性突围: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文明对外接触的一次浅尝辄止,此后由明至清,闭关锁国竟成为国策,中华帝国从此急剧衰落。结果,中国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擦肩而过。
由是观之,改革开放是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将改革开放推向了“不可逆”的快车道。所以,“十九大”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句话具有十足的历史厚重感。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革,举其大者有:秦国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变法。与这些历史上的改革相比,1978年以来的当代改革面临的障碍更多。其中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如何摆脱“观念的枷锁”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挑战。
麻烦在于,在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下,政治逻辑压倒一切,要取得“观念的突破”只有一种可能:明智且有魄力的政治家。
文革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巨大枷锁。但是,谁要不同意“两个凡是”,无疑又面临极大政治风险。彼时,胡耀邦审时度势,精心策划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迂回的方式瓦解“两个凡是”。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乎民意,也得到了大批老干部、老将领的支持,华国锋没有力量继续维护“两个凡是”。这一次思想解放是对1949-1978年30年间观念是非的一次“总清算”,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总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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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苏联的解体更令中国迷茫:原先效仿的榜样居然不存在了,怎么办?不改革没有出路,但往哪里改革呢?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观念的阻力再次成为路障。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在“计划经济”的苏联垮台的同时,美国经济却在1981年里根上台之后走上了创新与繁荣的历史轨道,而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吴敬琏主张:“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吴敬琏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吴市场”(在当时包含贬意)的称呼不胫而走。
在吴敬琏力主市场经济的同时,《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以“皇甫平”名义发表系列社论。其中一篇社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呼吁道:
•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但是,吴敬琏与周瑞金的努力,在强大的体制惯性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也遭到北京一些媒体的批判。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推动思想解放惟有依赖政治家的魄力和影响力。
观察良久,88岁的邓小平决定出手了。1992年他以私人旅行的名义“南巡”,发表系列谈话,一系列引爆“思想解放”的金句从他口中说出,至今余音绕梁:
•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上去了,他们才会相信你,支持你,拥护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是管十年,二十年,是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南巡”之后,中国经济一夜之间由“过冷”变成“过热”,开发区一夜之间遍及神州大地,被“陈旧观念”压制的激情和动能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南巡之后的改革气氛,也让一批“改革促进派”脱颖而出:朱镕基出任常务副总理,成为改革的操盘手;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郭树清等一大批“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成为改革干将。
“九二南巡”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改革行动,在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闸门,“九二南巡”则让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困难境地。尽管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强刺激,但效果昙花一现。到了2012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腐败各类问题交织,吴敬琏先生直言“经济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
在压力倒逼之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推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宣誓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堪称惊艳,赢得全球一片赞誉。
转眼四年已经过去,改革虽有进展,但距离“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毕竟相去甚远。一个最令人忧虑的例证就是,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最近欧盟与美国都已经明确亮剑: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概而言之,“十九大”之前改革进展慢于预期,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1)反腐和治党的严峻压力消耗了巨大政治精力;2)对于短期经济稳定的关注,让不少改革难以突破,例如IPO注册制改革、减税、去杠杆、房产等等;3)简政放权与反腐风暴的组合,令官僚集团陷入严重“不作为”。
“十九大”的召开,为改革向纵深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中央权威大大提升,有助于克服官僚集团的改革阻力,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十九大”闭幕后撰文指出,“五年前,我曾说过他(习近平)会成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我说错了。如今他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
第二,“十九大”不再提“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一做法是非常务实的,将为放手推进改革腾出空间。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认为,“不再提GDP翻番的目标,我觉得这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一个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重大判断,适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
可以说,“十九大”之后的今天,改革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思想解放。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主线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当前改革遇到的主要矛盾出发。
在所有改革中,最难的也最具关键性意义的是国企改革。美国和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时常拿国企来说事儿。但如今,国企改革却夹在两个趋势的中间动弹不得:1)趋势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十九大”新党章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趋势二: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显然,“政企分开”是核心焦点。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事实上的行政级别至今没有终结。《指导意见》还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企”,而按照《公司法》,企业的决策机构只能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推动国企市场化;既要央企领导限薪,又要推动“国有企业家”和“产权激励有效”。这些复杂的信息,令地方和国企部门无所适从、进退维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最近犀利指出:
•近十多年来,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在不断加强,每个企业头上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央企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各类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做体制内、体制外,政府和银行对其有亲有疏,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行使职能的工具,推进经济增长的抓手,承担社会职能的基本单元。
•而党政部门则分兵把守在企业之外,管理着本该由股东会、董事会管理的人和事。结果企业与政府捆绑得很紧,有多元目标,缺乏活力,面对激烈的竞争市场往往力不从心,走出去有时也难以被国际市场所接受。
•客观地讲,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性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不是党和政府不重视,不是政策出得少和文件写得不到位。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它的立意不可能超越政府管企业,只能在如何改善和规范管理中周旋,不能做到“政企分开”。
客观地讲,“十九大”之前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股权结构层面取得重大突破,但依然面临从“形式改革”到“实质改革”的挑战。不解决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混合所有制改革、管资本等目标难以取得大的进展,即使“混改”了,依然停留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老状态。
破解这一困局,惟有靠思想解放。关键是要避免机械、教条主义地对待党的领导这一问题。《指导意见》有这样一句表述:“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问题是,如何才算改进?
思想解放就是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例如:《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而“十九大”报告则改为“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国有资本”不一定以“国有企业”的形态存在。例如中投2012年入股阿里巴巴,到2014年短短两年就实现400%的收益,这算不算“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当然算。如果能落实“管资本”的理念,下决心走向“淡马锡模式”,国企改革将取得实质性突破。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离不开思想解放。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这一问题有穿越历史的阐释:
•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解放思想,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管的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其成效。计划经济的教训,不就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吗?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这样的思想解放,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一脉相承。
早在1945年,民营资本代表人物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向国民政府上书,他痛心疾首而又苦口婆心地写道,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
其实,荣德生所呼吁的,不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吗?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亟需新一轮“南巡”,为改革开放注入历史性的动力,掀起第三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兑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历史承诺,不辜负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此完美的一次“顶层设计”。“十九大”形成的强势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为“南巡”提供了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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