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亲闻的工资制度之八级工资制

新鲜人

对于技术工人来说，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就是除学徒工外，其他人的工资共分为八级。与行政级别不同的是，八级工资制是数字越大级别越高。所以，八级是最高级别。而每级拿多少钱，与行业、工种、地区、工厂的性质等有所不同。比如，有的行业就不设八级工，七级就到头了。还有的工种只有六级。再比如，军工厂一般就比地方工厂的高。

在沈阳鼓风机厂，八级工很少。我们运输连（科）只有一位八级工，每月108元。青年技工一般在三级（33元）四级（45.8元）。学徒工是17元，满徒后就是一级工，大约是24元。工作一定年限后涨到二级（大约28元左右）。在文化大革命前，一般涨到四级工就很难再涨了。

非技术工种也有自己的系列。比如装卸工，基本上是按体力挣工资，所以年轻人反而工资比较高。装卸工的最高工资是70元。别以为我当了装卸工就能挣高工资。论工资的时候，我就算“干部”了，所以我的工资还是37.5元。我在运输连的外号就叫37元5。有些跟我比较好的同志，有时会大老远地喊“三十七元五”，谁也不会答应，那只能是我。因为在运输科，我的工资是最低的。我习惯了，一点儿也不生气。因为如果气性大的话，能把人气死。

在砂土石管理所的时候，我是“干部”，工资37.5元。还有一个同志也姓孙，和我同岁，初中毕业，可他的工资是70元。几乎比我高一倍。原来，大跃进的时候，沈阳西郊修一条小铁路（我到于洪区的时候，这条小铁路早已没了踪影）。他就是这条小铁路的装卸工。因为年轻力壮，他被订了装卸工最高的工资。后来小铁路黄了，他以工人的身份来到砂土石管理所，作管理工作，这叫“以工代干”，但他的工资却保留下来。

只有一次，我的“干部”“身份”被体现出来了。大约是在1973年，一位领导问我：“小孙，你订《参考消息》不？”我说：“你开玩笑呀？”他说：“不开玩笑。干部都可以订，现在放宽了。”“还不开玩笑！我是装卸工！”他说，“不，你是干部！你是下放干部！”这事确实让我心动了，为了证明我不那么低贱，经济再拮据，我也订了一份《参考消息》。

其他各类人员，大多都有自己的工资系列。比如大、中、小学教师。

但不管哪个系列，困难时期以后只有1964年，40％的人涨了一次工资。我的这个37.5元，就是那次涨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基本上谁都没有涨工资。最近从网上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只有一个人涨了工资，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那个人就是江青。

说到那次涨工资，我还说点题外话。

我说过，北陵农场的干部，级别都很高。所以当时只挣32元的我，就显得特别低。虽然有40％的比例限制，但是，就是4％，我也跑不了。所以，当全场干部在场部开会评定给谁涨的时候，对我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但人事干事却发言说：“孙宝镛工资确实低，给他涨我没意见，但是我必须指出，孙宝镛和有夫之妇谈恋爱……”

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恋爱多次失败。但我再找不到对象，我也不至于去和有夫之妇谈恋爱。我忍无可忍，站起来说：“我工资可以不涨。但你必须说清楚，我和哪个有夫之妇谈恋爱了。”他气急败坏地说：“你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场部办公室是以前建设三台子时候的工棚。间壁墙其实是就秫秸帘子外面抹的泥，不隔音。这时，场长、机关党委书记刘丕臣同志从场长办公室走过来斩钉截铁地说：“孙宝镛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一直和组织保持联系。他没有和有夫之妇谈过恋爱！”

我强忍住没有哭出来。主管人事的场长，为了一个当时的“问题青年”，在这样的场合直接驳斥了人事干事的发言，很少见。但是，他不这样做，我如何辩解得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位正直的场长。

其实，我很知道这位人事干事为什么会这样血口喷人。一年前，我还是分场的场长。我们分场以种菜为主，那时的青菜有多珍贵呀！离市内和总场又近，总场到我们这买菜的人很多。总场便规定，每周只有星期四，总场和我们分场的人才能来买菜。有一天，不是卖菜日，他来了就要买菜。我以总场规定为由拒绝了他。他瞅都没瞅我，自己就到地里去摘去了。我告诉会计，不给他开票。他冲着我大骂，“你说你是场长，谁承认你是场长！”原来，皇姑区委审干办公室对提拔我当干部的审查结果是：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