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从美国三大担忧化解中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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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泰：中美贸易战背后是美国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偷走”美国工作，中国要求技术转让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2018年7月10日 05:58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专家 胡永泰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美国宣布计划对数千种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从7月6日开始面临25%的关税。中国政府此前表示，如果美方实施征税措施，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

在此前夕，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胡永泰在CCG进行学术交流，他分别从中美两国视角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相关问题处理不当的后果，并针对性地指出了中美两国化解贸易战的应对选项。以下是胡永泰教授的发言内容精编。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对手”

过去，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一直坚持与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并称之为“战略合作伙伴”。然而在2000年，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否认了“合作伙伴”的标签，他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之后的每一年，我都会在圣诞节到来时松一口气：所幸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中美贸易战未曾发生。但过几天我又会感到恐惧，因为导致中美紧张局势的因素实际上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两种关系实际上是共存的。小布什当选总统初期，美国稳固其世界地位需要中国的支持，而911事件过后，中美合作也有效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但现在，特朗普竞选成功后，“竞争对手”的言论则占了上风，导致中美紧张关系日益严峻。而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背后其实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渐加剧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在“偷走”美国工作，因中国要求技术转让而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以及人们所感知到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人民币升值”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方案

第一个担忧——美国就业问题被认为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而美方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补救。美国方面认为，目前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5%，同时又通过外币储蓄干预人民币汇率，最终导致贸易逆差问题越来越严峻，美国国内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因此，“人民币升值”成为了共和党呼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时响亮的口号，犹如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合唱团之歌”。

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汇率只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其中一个因素，任何人民币升值都不可能改变多级世界的现状。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实施广场协议后（Plaza Accord），日元升值，美国减少从日本的进口，但同时，从其他国家购买了很多，最后导致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还是基本保持不变。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背后的两种汇率理论，即莫里斯•戈斯坦德计算法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法（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都不能合理地算出实际汇率。因为要看人民币多大程度被低估，需要知道汇率均衡。根据均衡价格即等于市场清算价格的定义，前者错误假设了中国的经常账户为负，后者则通常会高估实际汇率且与市场清算价格无关。

实际上，中美贸易失衡源于中美两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对于中国来说，不充分的社会安全网络提高了储蓄率，而同时功能失调的金融系统未能将多余的储蓄引向国内投资。另一方面，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和频繁的减税政策也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而就业保障的不足和低效更使人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意见越来越大。然而,推动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问题，还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转移中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纠正中美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的缺陷。因此，要想解决贸易顺逆差问题，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汇率提升上面。

技术转移政策引发美国企业不满／中国需减少利用市场力量加速技术赶超的行为

推动中国和美国走向贸易战的第二个问题是技术竞争。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将技术转移作为外商合资企业进入其大型市场的条件。若这些美国企业不同意，中国将转向其他同样拥有前沿技术的外资企业，而当美国公司同意时，他们的产品通常会获得高额垄断价格。因此，这是一个商业上“愿买愿卖”的交易，就像沃尔玛从其供应商获得“批量折扣”一样。然而现在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抱怨主要是放弃了技术秘密后，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却因中国依靠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在以更低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出售，而且更重要的是，近几年，中国开始寻求比过去更前沿的技术转移，这让美国企业很不情愿并要求政府作出应对。这其实与国际理论中“最优关税”的概念极为相似，但是为何没有看多更多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在国际社会缺乏反垄断机制的情况下，利益受损国家会进行报复。实际上，当这个国家无力还手时，它会同意在价格上打折，但如果它有能力，它会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那么对于双方利益都会受损，从而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方就不得不停止议价要求。因此，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反对之声也不应该置若罔闻。如果欧洲和日本、加拿大等G7国家国跟随了美国的脚步，开始抵制中方利用市场力量加速技术赶超的行为，结果不容乐观。因此，中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举措来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加强技术发展，在高校设立研究中心等。

目前中国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正在实行的多项贸易补贴政策，如廉价土地、税收优惠和进口壁垒等，取得了WTO的许可。但是在帮助华为、百度等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这些补贴也深化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倾销、僵尸企业和鬼城等现象。因此，中国应该缩减相应的贸易补贴，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市场中的良性竞争。

世界再无霸主，多级世界中加强多边自由贸易尤为重要

第三，在国家安全方面，近年来美国深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也是政府如此积极保护最前沿的知识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尽管中国不会成为全球霸主，美国仍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担忧。胡教授对此指出，从前英美都曾做过世界霸主，而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重现历史。虽然中国的发展势头正猛，但是印度在1984年的改革之后，开始沿着中国的发展脚步迅速赶超。随着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霸权时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重叠的势力范围将深化经济和政治摩擦。因此，全球的发展繁荣需要各地区的领导者维护并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这就需要合作伙伴，而合作的前提则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在如今这个阶段，中美两方同时感到威胁，双方如何建立安全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CFIUS指南仍需改革

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改革指南中，提出了两点针对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建议。第一，禁止向中国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第二，经济实力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础，也是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因此，应当限制与中国的企业和学术领域方面的合作。我认为，这两点建议不仅过于宽泛，无法运作，并且十分浅显和短视。因为短期看，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从短期看可能通过“零和”来实现，但从长远来看，中美两方的经济竞争是共赢的，并且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竞争，而美国把这两点搞混淆了。

美国：放弃“人民币升值”迷思，监督中国，改革CFIUS

那么中美两国应该如何解决此次贸易争端？对美国来说，第一，应当放弃“人民币升值”，并认识到调整美国政策内结构性因素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真正办法。第二，联合G7国家共同反对中国利用市场力量促进其技术发展，并监督中国使用WTO框架内的产业激励政策。第三，通过改革CFIUS，增加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审查外资企业在美设立的研究中心；由破产法庭收购美资企业；明确审查范围和技术清单并持续更新等。

中国：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加快提升研究发展能力，设立中国式CFIUS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需做出同等努力。第一，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强社会保障网的建设。第二，从产业政策方面，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获得技术的行为，并加快提升研究发展能力；缩减贸易补贴。第三，设立相应的CFIUS的审查机构，并保证运行透明。尽管中国被WTO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但它却是非洲最大的捐助国，拥有世界级制造业企业，并有能力在海外进行武装，因此中国应提升其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的互惠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给予更多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并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外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限制。

主讲人简介：胡永泰先生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南洋杰弗瑞切亚研究院院长、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于198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于1985年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之前曾受聘布鲁克林研究院，目前主要致力于研究国际金融架构、经济增长理论、汇率经济学、以及东亚问题（特别针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胡教授著述丰富，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他于1985年2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理性预期条件下汇率决定的货币分析法--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被评为该季刊三十年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二十五篇文章之一。胡永泰教授现任《亚洲经济文集》、《中国经济与商学研究》的编辑，以及《规划经济学》、《亚洲经济》的协作编辑，他同时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