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美贸易战应变为“二次入世”

大千世界

沈建光：西方国家会形成同盟一致对抗中国么？相比于中国加入WTO严苛条件，如今进一步开放风险变小，决定贸易战前景的关键在中国自身。


2018年7月31日 05:52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沈建光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将消除贸易壁垒，暂停新加惩罚性贸易关税。对此，中国国内反应强烈，认为“美欧联合抗中，特朗普手段高超”，似乎特朗普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游刃有余，仅靠对欧盟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便轻易绕开WTO，取得了美欧贸易零关税的重大突破，并促成了西方国家一致对抗中国的局面，重塑了国际秩序，是美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卓越政治领袖。

情况果然如此吗？特朗普果真有如此高明？新形势下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欧美“三零”愿景长路漫漫

早在今年6月的G7会议上，特朗普就谈到美国正在寻求G7国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促进西方经济一体化。7月25日特朗普与容克会面后，再次提及美欧谈判最大的成果在于就此达成共识。在笔者看来，欧美“三零”达成将长路漫漫，没有5-10年时间根本不可能。原因有三：

首先，“三零”协议目前来看仍然是一种理想状态，落实将面临层层阻碍。仅仅在几天前，欧美还在就贸易关税问题相互指责，大动干戈，短短几日问题就解决了吗？显然没有，欧美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补贴方面，欧盟对空客与美国对波音的补贴大战已持续十余年，今年美国指责欧盟对空客的违规补贴高达220亿美元，并提到可能会寻求对欧盟数十亿美元的报复；同时，欧盟指控美国向波音提供超过200亿美元的补贴。欧盟对农产品的补贴多年来居高不下，至今农产品补贴占欧盟的预算比重仍然高达37%，短期内不会有明显改变。

同时，零关税的达成并非易事。日本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2013年开始谈判到争取2019年开始生效，期间耗时七年。考虑到前期欧美曾就钢铝、汽车关税问题产生较大分歧，欧美自贸协定的达成是个长期的谈判过程，短期内很难成为现实。

其实奥巴马政府也并非没有为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努力过，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均进展艰难，凸显了协议达成的艰难。

更进一步，即使达成了贸易协定，各国的态度也会出现反复。如特朗普上任以来就要求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使其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加墨三方历经多轮谈判，迄今没能达成一致。

其次，美欧自贸区谈判之所以复杂，更在于欧盟内部的协调之难。如欧盟核心国家德法之间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德国工业品出口占据重要位置，其中汽车又是支撑其经济的重要行业，而法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因此，放弃对农业的保护，以降低特朗普在汽车方面的贸易关税加码在欧盟内部很难通过。在特朗普与容克会面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次日便表示反对联合声明，拒绝将农业纳入任何贸易协定。

更进一步，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欧之间裂痕空前加大。从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伊朗核协议，再到北约峰会上对盟友军费收支过少的强烈指责，特朗普的举动均在践行美国优先的理念，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降至低点。在特朗普频繁变脸，公信力不足的当下，欧美短时间内能重回经贸甜蜜期？笔者表示怀疑。特朗普善变已不令人惊奇，中美两国也曾在500亿美元贸易制裁落地之前，达成过短暂的协议，但事后特朗普出尔发尔，撕毁协议推动矛盾升级，相似情况是否会在欧洲重演尚未可知。

欧美日一致对抗中国的可行性

西方国家形成同盟一致对抗中国也并非易事。

一方面，中国与欧盟的合作也在加强。如7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德国，曾就农业、教育、青年、卫生、化工、通信、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签署双边合作文件，总金额近300亿美元。而根据笔者近期到访欧洲16个城市的50多家大型企业的反馈来看，欧洲企业也普遍看好中国市场，将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利润增长的最主要的来源。7月初宝马集团与长城汽车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宣布将在中国成立新的合资企业。并且，中国市场也是日本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或最早于今年10月访华，这一举动传递出中日关系缓和的迹象。

另一方面，从中美关系来看，特斯拉来华建厂、谷歌无人驾驶将落户上海等商业合作，显示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仍然有很好的前景。

结合中美贸易战来看，美国的代价也在增加。针对各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反制措施，美国农业部已实施12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不少美国农民协会表示补贴只是一时的，宁可要自由贸易而非补贴。

针对即将实施的对华160亿美元对华征税清单，听证会上美国企业的反对之声同样强烈。实际上，进一步对2000亿商品加税并非轻而易举，中国在清单中的家具、行李箱品类进口份额接近五成和六成，一旦关税增加，美国也将面临市场替代困难，价格上涨，消费者利益受损的问题。

因此，正如笔者在FT专栏文章《特朗普贸易战的六大软肋》中提到的，特朗普贸易大棒并非游刃有余，仍要面临来自国内政治力量、商会以及消费者的压力，11月大选会是制约贸易政策的重要事件。

中国的对策：准备第二次“入世”

对待海外环境的快速变化，笔者认为，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情绪均不可取，客观分析，保持定力，沉着应对仍是关键。

正如上文所谈，西方经济体能否建立自由贸易区仍然是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但无论前景如何，都不应该影响中国继续推动双边贸易与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例如，通过加快中欧自贸区尝试，加强东盟16国之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推动中日韩FTA谈判，外部保护主义的风险会很大程度上得到削弱。

而对于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扩大至2000亿这一行为，短期内中国政府克制的反应可是对的。可以看到，美国内部不少决定中美贸易战前景的变量也在发生变化，如对农民的补贴在增加，说明前期反制措施已给贸易保护造成压力；特朗普一意孤行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动摇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如共和党的重要资助人，美国科氏工业集团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称作“灾难”，并表示已经厌倦了支持那些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摇摆不定的共和党政客。考虑到美国2000亿美元的对华惩罚性关税税率从前期25%降至10%，说明特朗普政府也意识到对华贸易战给美国企业利益和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

笔者始终认为，决定贸易战前景的关键在中国自身。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贸易战背后的中美关系变局》文章中提到的，中美关系的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所不同，从短期来看是贸易问题，从中期来看是科技的较量，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崛起大国参与更多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因此，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不同层面的冲突将会明显超过以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所以，以我为主，加快改革开放是以不变应万变之法，如果能将中美贸易战当作中国“二次入世”的外在动力，也许会将坏事变好事。实际上，相比于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严苛条件，如开放金融业、汽车、农产品，每年面临来自世贸组织的审查，如今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内外部风险均要小于当时。

此外，尽管中国市场是海外企业最看重的市场，但近年来他们对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抱怨是明显增加的，尤其集中在国企与民企、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确保市场主体地位一致势在必行。

此外，加大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本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内在要求。如在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之道，未来中国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加强自主研发投入与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引入竞争机制，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提高全球竞争力的需求。

总之，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两国进入大国博弈的一隅。西方经济体自贸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即便欧美日达成协议，如果中国将外部压力作为中国二次“入世”的契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既是应对外部风险的措施，也是中国变压力为动力，跨过改革开放深水区的关键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