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中国威胁论”的前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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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裘蒂：虽然目前中美争议仿佛勾起了许多冷战时期的回忆，但是今日中国已非昔比，中国人应该避免陷入单线思考。


2018年9月14日 12:11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本文为作者“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五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和“冷战思维”的指控再度风起云涌，但是两者之间真的有关系吗？我们是否真的面临了冷战2.0？

其实“中国威胁论”并非特朗普时代的特产，也不是仅仅由于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才有的小肚鸡肠思维。事实上“中国威胁论”几乎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秩序中获得主导地位的历史，只是它经由美国政治的演变而有所消长更替。我认为重新审视冷战（1947-1991年）以来“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对于中国与美国今后相处之道应该有所启发。

1947-1972，冷战前期

在大众语汇中的“冷战”，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激烈抗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他的著作《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2017）中，则提出中美之间的对抗其实是冷战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很多美国政策专家倾向于夸大中国久远的历史对中国当下政策的影响，而忽视冷战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更为强大的影响。

《赢得第三世界》一书的主旨是：在冷战期间，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互动，大多数处于竞争与对抗的状态。中国的使命是摧毁美国的影响力，以革命的旗帜团结刚脱离殖民主义的国家；而美国视中国在亚非国家的任何进程为威胁，打压中国任何提升自己地位的尝试。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是，中国会带来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根本性地破坏美国现今维持的自由国际秩序。

裴斗虎重新审视了冷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之间激烈而持久的竞争，聚焦在两国如何积极争取在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建立影响力。通过在亚洲和非洲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希望重新获得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但美国人担心中国作为一个非白人、反殖民主义国家，在“后殖民世界”中将成为比苏联更加危险的威胁。于是破坏中国提升其地位的努力，成为华盛顿在其冷战布局中软硬兼施的重要动机。

裴斗虎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国际事务上的主要动机是，报复此前在欧洲殖民主义下受到的屈辱，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机，也成为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世界观。于是在冷战期间，提高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大目标，采用包括外交、经济支援、宣传教条在内的不同策略（注：裴斗虎在全书中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那是冷战接近结束时由约瑟夫•奈在1990年所提出的概念），以求在新兴国家中提高它的地位。在这些不同的手法背后，主要的信息却保持始终不变：第三世界的人民应该在中国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创建一个新的秩序，抵御外国的侵略。

为了打压北京想要获得提升地位的一切努力，美国对亚非国家施压，针对共产党进行一系列的负面政治宣传，并且尽量阻遏中国在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支持者，也尽最大能力降低中国经济和军事支援项目的影响。

裴斗虎认为，北京力图为后殖民国家打造一个非正式的反霸权集团，而中国则是该集团的代表与领导者。这种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使得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公开对立。第一次体现在朝鲜战争，中国支持北朝鲜而美国支持南韩；后来又体现在越南战争，中国支持越南共产党推翻原有政府，先是与法国，后来与美国作战。

美国抗衡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大多数都是基于一种对于中国可能影响力的“夸张评断”。裴斗虎甚至认为，在冷战期间美国最糟糕的一些策略决定乃基于美国官员把中国的野心“太过当真”，因为害怕毛泽东思想会畅行世界，又担心如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得胜会导致毛泽东主义在世界得势。

美国过于高估越南形势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的意涵。美国总是高估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或是接受中国援助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期间在第三世界对中国的阻挠，已经超过了谨慎措施限度，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对于“中国威胁”的扭曲看法，反而使得美国很难赢得亚非国家的忠诚拥护。

在贸易和援助政策上美国也犯了类似错误。1950到197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贸易禁运以阻止其工业发展，并将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成功促使联合国做出了禁止向中国运送战略性物资的决议，但是印度、埃及等国家不承认联合国禁运决定的合法性，所以中国仍然能够与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交易，避免了陷入绝对孤立。

但裴斗虎指出，中国的一些作为也使得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有所降低。北京并没有意识到，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全面统治地位，不仅使得外国人难以理解这个国家，也使得中国在海外的声望有所减损。

尽管如此，另外有美国学者认为，即使在冷战正酣之际，美国领导人也暗怀与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已故美国前情报部门和国务院高级官员、乔治敦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中国威胁：1950年代的记忆、神话和现实》（2012）一书中提出新的观点：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敌对言论和强硬行动，掩盖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实际观点。

艾森豪威尔私下认为，美国与新中国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不可避免，美国应该认真考虑与中国的外交。为了应付美国国内以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反共产党政治势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采取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来处理公开和私人立场之间的矛盾，以应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具体挑战。

到了1960年代末，中美领导人都意识到，合作而非对抗，才能提高两国的地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转折点是一份1966年6月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报告，其中提到美国决不能容忍任何单一势力统治亚洲，但它应当给中国适当的地位和尊重。这份报告并没有根本推翻美国的一贯政策，但是一个月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发言中流露出孤立中国的政策松动的迹象，“如果中国大陆的七亿人民被他们的领导人孤立在世界之外，那么亚洲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

尼克松在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要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有将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打造成为地缘政治的三角关系。裴斗虎写道，“当前任政府使劲浑身解数孤立中国，力图毁灭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声望时，尼克松政府却想让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其作为世界主要力量应得的尊重。”

1972-1989，冷战后期

从尼克松访华到冷战结束，可以算是“中国威胁论”相形式微的时期。这应该是因为“苏联威胁论”占了上风，同时“共同利益”战胜“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特朗普上台不久，美国外交关系学者道格•班多在《国家利益》撰文“打破俄中轴心的尼克松战略”，借此寄望特朗普政权不要同时与中国和俄国为敌，因为如此会造成“撮合”中俄的战略威胁。

班多回溯1966年北京对沙俄帝国时期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提出异议，边界冲突在三年后爆发，同时中苏紧张关系在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中展开：两国在几次非洲冲突中支持对立的革命派别；对越南问题立场不同; 北京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但该政权于1978年被河内赶下台，并于次年与后者展开了短暂的战争；对阿富汗两国也有不同看法。

鉴于短暂的中俄枪战，毛泽东相信中国需要与至少一个中国潜在对手联手，以减少紧张局势。这个心态为尼克松政府敞开了一条通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解始于1969年尼克松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和旅行限制。同年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了中美大使谈判。

1971年，两国进行了所谓的“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而尼克松则取消了旅行限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美国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时告诉毛泽东：“你是一个看到机会来的人，然后知道你必须抓紧时间抓住这一天。”

中美直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但在吉米•卡特总统领导下，美国和中国继续扩大接触和商业往来。美国“有效地消除了一种潜在的安全威胁”，阻止了中苏联盟重组美国秩序。在地缘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占有支配地位，但美国在对抗苏联方面获得了灵活性和杠杆效应，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全球优势。

中美军事合作也始于1979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1981年中美联合监听站在苏联边境附近的新疆地区开展活动。但是中国对美国先进技术的要求并不总能得到满足，部分原因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一则原则上不信任技术转让给共产主义国家，二则担心不能保证这种技术不会落到不友好第三方的手中。美国国务院在1983年将中国的分类改为“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增加了可以出售的技术和军备数量。

1991-2006，冷战过后

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任期间，曾经一度尝试把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民主改革捆绑，但是失败了。因而他基本上是实施“建设性互动”的政策。美国在1999年与中国签署了里程碑式的贸易协定。该协议降低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壁垒，使出口汽车、银行服务和电影等美国产品变得更容易。但只有中国被WTO接纳并且被美国国会授予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时，协议才能生效。这个协议也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

尽管当时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愿意给予中国永久地位，因为担心人权问题以及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工业和就业的影响，美国国会于2000年投票通过了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克林顿描述对中国外销民主和经济自由的玫瑰愿景背后，当时一位保护主义倾向的贸易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如果中国加入WTO，在“重商主义”的中国主导之下，“几乎没有（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是安全的。”莱特希泽现在是美国贸易代表，特朗普的全球贸易首席谈判代表。

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一群对自由主义失望的政治家、专家和新闻从业人员谴责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珀尔、约翰•博尔顿等新保守派代表创立了“新美国世纪项目”，其目的是为了预防任何外国政府威胁美国利益的企图。博尔顿目前是特朗普政权的国家安全顾问。

新保守派在1990年成立了一支被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律师威廉•特里普雷特命名为“蓝队”的阵营，主要由次要政治家、记者和大众媒体评论员组成，如克里斯多佛•考克斯、比尔•格尔茨、彼得•纳瓦罗、罗伯特•卡根。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和安全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都要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提供了长远挑战美国霸权的手段。“蓝队”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展开影响力，据推测是推动2000年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幕后势力。

“蓝队”普遍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的立场。1989年事件和1996年中国在台湾选举期间的导弹试验加剧了对中国意图的担忧，批评中国者指责克林顿“绥靖”。接任的小布什总统，虽然面临着反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共和党人，却依旧保持着“建设性互动”的原则，未能完全彰显“蓝队”势力。

“蓝队”认为，中国不仅要实现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还要隐藏其实际的军费开支。他们声称，中国渴望通过建立海军来统治周围地区，而这种支配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利益，并威胁到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长期盟友。因此，“蓝队”成员严厉批评商务部决定将超级计算机出售给中国，因为这些计算机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

杨益（音译）和刘新生（音译）在《当代中国》发表的论文“通过美国印刷媒体看‘中国威胁’论：1992-2006” （2012）中指出，美国媒体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与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上升相对应。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威胁”的报道并未直线式地反映出中国的稳定增长。相反地，媒体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具有循环性，在标的期间达到三个关键高峰（分别是1996年、2000年、和2005年），随后是下降。

这个分析也指出，关于“中国威胁”的叙事焦点也随着时间而变化。对中国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的看法在早年（1992-1994）主导了媒体报道，但在1995年后稳步下降，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完全从美国印刷媒体消失。对中国作为军事和战略威胁的看法取代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自1995年以来，军事威胁一直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主导内容，而对中国经济与贸易威胁的看法在整个15年期间持续稳定，到后期明显上升。

这个分析所指出的三个媒体报道“中国威胁”的高峰节点可能与特定历史事件有关，例如，1995-1996年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2000年的《美中关系法》签署，以及2005年7月《纽约时报》引用中国朱成武将军在香港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或制导武器袭击中国领土内的目标区，我认为我们将必须以核武反击。”

从谷歌搜索英语词汇的频率来看，自从2004年到2018年9月的14年间，“中国威胁”这个关键字眼，在2005年达到最高峰，与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关键词搜索的频率相符合，其他关于“国家安全威胁”和“经济威胁”则没有相关数据。

2007-2018，最近十年

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多年期间，美国八位总统与中国打交道，基本上选择同样的剧本：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多; 稳步鼓励中国现代化和增长; 公开两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分歧; 认为冷战式的敌意比维持困难、不完善的伙伴关系更具破坏性。套用奥巴马的名言，“我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感觉受到威胁的中国更令人担心，而不是成功崛起的中国。”

那么，第九个总统会不会有不同的剧本呢？这是2016年12月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大西洋月刊》封面故事所提出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詹姆斯•法洛斯认为，其实中美关系的拐点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新的接班领导人的世界观有所不同。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美之间的对比已经展开，使中国优越感大增：美国在经历了五年的中东战争之后已显疲态，金融危机始于美国，而中国的时刻终于到来，不但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北京奥运会更呈现中国在各个方面看似“闪亮而不可阻挡”。法洛斯认为金融危机让北京领导层在国外变得更加自信和决断，但也怕重蹈西方覆辙，更加强对国内预防性的管控。

今年2月1日《人民网》英文版指出，中国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温暖，与以零和博弈心态看世界的国家形成对比，因为国际秩序“正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序，更加平衡，更具包容性”，这“使得那些自以为高于其他国家的国家感到担忧和焦虑，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在技术方面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主导作用。” 而大约同时《中国日报》则谴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复出”。

中国实力日益增强，以及它在海外扩大影响力，是否会导致与守成大国美国爆发冲突？裴斗虎在去年底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认为，很难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的日益接近是否一定会引发冲突，在很大程度要看美国做什么，以及它如何对中国崛起做出反应。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也可能促使它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我认为，拥有实力的更大平衡也可能使中国更加自信，不那么有戒心，减少表现出这种防守性民粹主义的可能。”

那是在贸易战之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策略随情绪波动，时而将中国作为有价值的伙伴，用来驯服朝鲜的杠杆，时而将其视为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威胁。近几个月来，以后者居多。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两党势力和主流媒体仍然在中国身上看到日益激烈的“防守性的民粹主义”。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美国政治也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波澜。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许多“蓝队”成员包括纳瓦罗和博尔顿重新出山，成为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或官员。在特朗普执政下复活的鹰派“中国威胁论”，跨越了军事、科技、经济和软实力的全方位范畴。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能够真正感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特别是从竞争的角度上感到中国的威胁，表示中国的增长和实力受到西方警惕。

其实在特朗普政府发布《301报告》之前，美国国防部在2016年呈交国会的“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中就强调中国的威胁。奥巴马时代的白宫在2016年10月发布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战略计划”，在报告中指出美国不再在“深度学习”的期刊文章中引领世界。

今年2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丹尼尔•科茨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对美国威胁的来源。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驳斥他的言论，问：“我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4月发布根据美国《1979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种种“不公平”政策和行为，如利用对外国所有权限制，包括合资企业、许可程序和其他方式，迫使美国公司将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企业; 对寻求在中国就知识产权授权和谈判的美国公司实施非市场性限制; 促进在美国的掠夺性投资和收购，以便向中国公司进行大规模技术转让; 并授权网络入侵美国公司以获取其敏感的商业信息。《301报告》认为商业秘密盗窃不仅仅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并使美国的就业机会面临风险，盗窃涉及关键商业和国防技术的范围，也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今年6月白宫贸易和制造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开宗明义便引用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结论：“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长期产业战略，以确保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北京的最终目标是让国内公司在国内首先取代外国公司，作为关键技术和产品的设计者和制造商，然后推向国外。”

这篇报告更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归诸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超出全球规范和规则的激进‘经济侵略’来实现”，而且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中国的“经济侵略现在不仅威胁到美国经济，而且威胁整个全球经济。”

史蒂芬•莫舍在《亚洲恶霸：为何中国梦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2017年）一书中埋怨：美国朝野从企业、学者到媒体都在姑息中国。他认为中国的野心不只要成为区域性的霸权，而是想要成为全球性的霸权，这必定会威胁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了接近全球50%的GDP，因为民主的理念，和所有民族自觉的理想，却没有称霸全球的野心。” 这一点，许多支持中国的人显然不以为然。

莫舍认为美国的政策部分取决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不是不变的战略原则。他认为中国有其他的选择，不像美国由于地理的位置所形成的天然“护城河”对于称霸全球形成障碍。相反地，“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强烈民族主义和理所当然的文化赋权的结合来扩大其全球足迹，那么与其他14个国家接壤的事实就可以促进这种扩张。” 这个观点未必获得美国外交关系和历史学家的一致赞同，约瑟夫•奈便曾说过，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无暇征服世界，因为光是对付这些邻居就够忙的了。

历来针对“中国威胁论”，来自中国方面的回答是“和平崛起论”。《外交家》杂志副主编香农•蒂耶兹在《北京的“中国威胁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坚持用“中国威胁论”来解释美国对中国任何在贸易上和经济上的不满，使它过于低估其他国家可能会真正感受到中国行动的威胁。对她而言，引用“中国威胁论”使得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行使力量时，可以怪罪任何对中国企图的质疑。

蒂耶兹认为,“和平崛起论”者的理论支持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入侵他国或实行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不可能会试图滥用权力。然而，“和平崛起论”者怪罪美国的“政治阴谋”，因为他们无法设身处地想象其他国家可能不同意“和平崛起”的宣言。

蒂耶兹强调，“和平崛起论”者发出的信息已经不足以让其紧张的邻居放心。虽然美国政客的确从“中国威胁论”中换取国内政治优势，但至少有一些担忧是真实的：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美国和邻国并不确定中国的雄心壮志。由于中国分析家坚持认为“中国威胁”仅仅是一种政治掩护，这变成了理解、并最终解决地区冲突的心理障碍。“中国应该努力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促成对‘中国威胁’的看法，而不是将其邻国的担忧作为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回顾和展望

冷战期间，美国对于中国想要提升它在第三世界的地位百般阻挠，美国政府以零和博弈的视角去看国际事务。在这个观点之下，任何中国之得意味着美国之失。美国的外交官总是对中立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拒绝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拒绝中国的援助，但是这些举动并没有使主要非洲国家背叛中国，反而使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变得更像中国所说的“国际流氓”。

但是根据《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中国没有在第三世界达到它所想要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完全是由于美国政策的影响，新兴独立国家的内部政策和不可预测的政局也阻挠了中国达成目标。同时，在1950和1960年代，中国数度获得了亚非新兴国家的尊重，但是中国自己的教条主义，以及拒绝妥协的强硬态度，使它未能真正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

而目前，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不要外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也在积极地防范西方式自由主义和民主观念对于中国的“渗透”。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完全逃避意识形态之争。

回顾中美在冷战前期的对峙历史，对比今日的冲突，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前“中国威胁论”的本质：首先，它已经远远超出过去围绕世界秩序或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美国全面地感到中国对于美国本土的威胁，从对孔子学院“锐实力”的指控，到对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的中国学者的怀疑；经由这个角度而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将比关税的打击更为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特朗普的贸易战在近期内如何发展，防范和戒心将是美国对中国国家、企业、组织、甚至个人的“新常态”。

其次，它超越了美国两党对峙，而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参阅我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一文）。

更重要的是，“中国威胁论2.0”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而是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从英国、德国，到新西兰和澳洲，都有感染式的反响。这表明，中国国内自主创新虽为当务之急，然而一方面，想要借着“搭便车”方式拿到别国的技术，会有极大困难；另一方面，没有思想、人才、技术等高层面的交流，“闭门造车”难度加大。

面对这样的围堵和压力，中美两国如何才能进行健康的竞争？如何在竞争中加入合作的成分？虽然目前的争议仿佛勾起了许多冷战时期的回忆，但是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比，既然中美之间的竞争跟对峙不可避免，中国人应该分析其中各种层次的根源与焦距，并且加速缩小对外软实力的“逆差”及“赤字”，避免陷入单线思考。

中国人在创新方面不能抱着得过且过、蒙混过去的心理，冀望等到把中国经济养大了，便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中国应该避免成为美国式冷战思维的镜中倒影，也要避免由于对于美国思想的排拒而表现出义和团式的思想锁国。毕竟“中国威胁论”本身并不能阻挠中国的崛起（我指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的崛起），只有中国自己陷入冷战式的单线思考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