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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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减税，保护私有产权，平反一些市场反响强烈的民营企业家冤假错案，消除市场准入壁垒，是需要做的几件事。




2018年9月30日 12:36 邓聿文 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一北一南对民营经济的喊话，对近期因“私营经济离场论”和“职工民主参与私营企业管理论”而被搅动的市场焦虑情绪算是进行了安抚。但即便如此，这能否打消部分私人企业主和市场人士对中国政府要消灭私营经济的疑虑，恐怕也不一定。

我丝毫不认为中国政府会把民营企业驱离市场。因为，关于民企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在领导人的讲话，政府和党的文件，以及宪法中，都没有动摇。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恰恰是民营经济自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国政府不敢、也不能要它离场。中国的就业，政府的税收，政府统治的稳定，都高度依赖民企和民企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怎么会不要民营经济了？换言之，政权的本质需要民企和民营经济来支撑。所以我说过，中共在经济领域有两根柱子，一是国企，一是民企，两者对中共同等重要。

这么讲，不是否认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在实际运营中遭受的歧视，相反，这种歧视很普遍甚至公开。根据理论，共产党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私人企业和私营经济没有存在的空间，而现阶段允许民营企业，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民营企业的存在是阶段性的产物，是党的“私生子”。一些左派学者就常常这样宣称，而党的宣传部门，也默许这种说法。共产党政纲中消灭私有制的说法，不仅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也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导致当民企和国企发生冲突时，经济管理部门偏向国企，歧视民企。这也不奇怪：两根柱子虽然对政府统治同等重要，但国企毕竟是亲生子，直接支撑统治，民企则是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间接支撑党的统治。

不过，私人企业主和有志于成为私人企业主的人们，也大可不必担心到了共产主义不要私企。首先是共产主义实在太遥远，邓小平先生曾开玩笑认为，要100代才能实现，也即3000年。其次，无论在什么时代，如果社会没有私人企业和私营经济，生产力不可能发达，物质产品不但做不到极大丰富，反而会变成极其贫穷。人类社会迄今走过的道路已经验证了这点。假如今天中国把民企全部消灭光，一夜就会退回到改革前，成为朝鲜那样的国家。原因其实也不是别的：国企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扶不起的阿斗，就算某个国企发展得很好，那也是一时的。所以，中国政府心里很清楚，即使真有共产主义，也不能不要私人企业。所谓共产党的旗帜上写着消灭私有制，那只是维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要。

但如何来解释这几年实际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及领导人的国企偏好？前面说了，民企是私生子，本来就被歧视，当领导人强调党要统领一切，要做大、做强、做优国企时，国企无疑会被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是针对国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如果混改的国企搞得不好，就强制民企进入，用民企资金去救国企，而且还不许民企控股；如果民企发展不错，强制国企参股民企，让国企沾染民企的“仙气”。

民营经济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有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巨无霸企业，但更多和普遍的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自身的生天劣势导致在市场上融资难、融资贵，以往在市场资金宽裕时，可以通过各种资金平台弄到，而在去杆杠、去产能和加强环保的政策导向下，日子难过也就可想而知。偏偏在这个时候遇到中美贸易战，国企有政府各种隐性担保，民企首当其冲，很可能死伤大片。在此情况下，国企会趁机收割市场，将一些元气大损的优质民企兼并。

可以说，这波民企的倒下，是市场因素、政策导向和贸易战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来分析，虽然领导人的国企偏好和党统领经济的需要，要求必须做大做强国企，但民企的大量死亡也未必是政府愿意看到的。中国政府希望的是，正如它过去一再强调的，在关系所谓国计民生行业和战略性、高技术及新兴产业方面，国企要起主导作用，垄断这些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通过抑制民企在上述领域的发展，来做大做强国企。

尽管政府不是不要民企，但既然社会表现出对驱离民企的担忧，而且还很强烈，这就不是仅靠领导人安抚就行的，而需要采取实质性举措去缓解社会的忧虑。其实，对市场来说，某些官员的“割韭菜”心理更使人不安。虽然为着统治需要不会消灭民营经济，但把民企当作满足一时政绩或个人私利的“韭菜”，让民企长大就是为了好收割，收割一茬又一茬，直到割不了，此种对待民企的态度会伤了市场的心。

减税，保护私有产权，平反一些市场反响强烈的民营企业家冤假错案，消除市场准入壁垒，是当下中国政府需要做的几件事。从长远看，要消除企业家的担忧，重启市场信心，就必须改革唯党为大的体制。党是政治领导，而非直接控制企业，更非把手伸向民企，要民企听党指挥如何做生意，否则，领导人再怎么喊话，也是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