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特朗普该如何解决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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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E. Scott  2018年10月26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五，在亚利桑那州梅萨举行的“恢复美国伟大荣光”竞选集会上，人们用手机拍摄特朗普总统。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强调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严重伤害美国工人时，显眼地引用了我的研究。这不是我的研究第一次在政治竞选期间被引用；2007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曾以类似的方式引用它。但这是第一次，我的数据所带来的后续行政部门政策令我感到沮丧，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的严厉手段，其中涉及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价值2500亿美元关税。

　　总统的关税方法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货币偏差——因此可能最终造成弊大于利。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极力引发许多美国人对不公平贸易的愤怒。我理解这种愤怒，在我的研究中记录了由于同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存在缺陷，导致美国失去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但说辞并不总是等同于洞察力，总统的做法忽略了两个关键事实。

　　首先，贸易协议本身在帮助美国工人方面并没有太大潜力。当代贸易协定可能在名义上与规则和关税有关，但它们的主要结果是让竞争环境有利于外国投资者，这只是延续了一个外包生产的循环。最近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签订证明，对条款进行修改，主要只是对贸易政策外表看上去的样子做出了改动。它发出一个信号：总统“很强硬”。但它不太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第二个事实是，货币偏差——而不是贸易协议——是美国贸易逆差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从1997年到2014年，中国购买了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其他资产，以提高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中国在2015年和2016年出售了部分储备来稳定人民币，但今年它再次购买外国资产以防止人民币升值。）这使得人民币人为地贬值，相当于在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做出巨额补贴。它在事实上还等于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产品征税。

　　中国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2006年至2013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出资几乎造成了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对于过去20年美国流失的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以及将近9万家工厂，大部分要归咎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增长。正如我最新的研究表明，自2001年以来，仅与中国的贸易已经令美国减少了340万个工作岗位，影响到每个州和国会区。值得注意的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不是玩具或服装，而是计算机和电子零件——它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竞争优势的源泉。这个领域内失去了120万个工作岗位。

　　与中国这样的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增长大大削弱了美国一亿非大学毕业工人的收入——他们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

　　失业摧毁了美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大片区域，特别是中西部的北部。上次选举中，这个地带一些曾经忠于民主党的州毫不意外地转向了特朗普总统。

　　虽然中国不再正式操纵其货币的价值，但美元仍然被严重高估——部分原因是中国拥有的外国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美元现在被高估了至少25%至30%，不仅是对人民币，还有对日元和欧元。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元进一步上涨，仅仅是自2018年1月以来，贸易加权价值就增加了约6%，这进一步阻碍了国内制造商。

　　不幸的是，货币偏差无法通过更新贸易协议来解决。这是一个全球问题，主要是由于外国对美国证券和金融资产的持续需求。自2014年以来，对美国金融资产的私人外国投资使美元的实际贸易加权价值增加了20%。美元必须不仅对人民币调整汇率，还要同那些多年来与美国存在长期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货币调整汇率。

　　以前的共和党总统也曾采取措施解决美元高估的问题。（例如，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临时进口附加税；导致四个月后达成协议，降低美元价值。）这需要与沃尔玛和苹果等受益于持续货币偏差的大公司对抗的政治意志。总统应该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施加影响力——对涌入的外国资本收费、关税威胁或协调一致的货币干预——以调整美元价值。

　　国会可能会试图迫使总统采取行动，威胁要对资本流入征收重税，以减少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但货币谈判的权力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

　　在特朗普总统理解美元问题的严重性之前，就贸易协定达成“大买卖”对美国制造商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

　　Robert E. Scott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和贸易与制造政策研究主任。

　　翻译：晋其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