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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笑笑生:红朝的那些事情(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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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1 12: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


郁闷无比的孙中山在军舰上呆了五十多天,没有等到任何奇迹,只能再回上海,重新当他的下岗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里,有几个随从一直陪伴着他,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叫蒋介石,是中华同盟会的老党员,专程从浙江赶来的;另一位叫叶剑英,在宝璧舰上配合作战,还有三大卫队营长叶挺、薛岳、张发奎都在船上。他们此时都是默默无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将先后闪亮登场,成为乱世的新一代潮男。

一九二二年年底,下岗总统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可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陈炯明支撑不住,又被赶回了惠州,孙中山重新夺回广州,光荣上岗。

回到久违的广州,再进熟悉的总统府,孙总统的手段很黄很暴力,结果很傻很天真。他借兵驱逐陈炯明,自已并没落到多少好处,广东一到手马上就被桂军、滇军瓜分完,税务也被截下来充军饷,孙中山除了换一处不占产权的豪宅(总统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孙大总统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已的“胜利”。他一无军权,二无饷银,下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不算数,没有税收应付相关开销,纯粹属于光杆司令。陈炯明在的时候广东一切都井井有条,等孙总统革命之后,桂军和滇军没有陈司令的觉悟,立刻乱成一团。军阀们虽然没有道德观念,倒也还认得钱,立刻在广东征收各项苛捐杂税,至于毒品赌博之类的更是全部合法化,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刮出油水,干啥都行。

在大总统孙中山和各路军阀的革命领导下,广东全省很快就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比北洋军阀还差出一大截,至于陈炯明搞的义务教育自然也成了泡影。反正饭都不让吃,读书之类投资自然是浪费钱,还是全部拉去当兵比较合算。

无论孙总统和军阀们怎样擅长弄钱,都是不够应付开销的,总统府于是想了个高招:他故意设定一个极短的期限,然后宣布只要到期不能出示地契的地都算公用,一律由军政府没收为官产,然后卖钱,连寺庙也不能例外。

这种卖地发财的政策很快在广东流行开来。广大贪官污吏都是眉开眼笑,纷纷配合领导刮地皮,并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里把广东地皮卖得精光,当然上上下下收一点好处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郑重声明,本人并非借古讽今,历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于所谓民生或老百姓的利益之类,孙大总统革命要紧,就顾不得小节了。

军阀刮税,总统刮地,每天大家都很用心,孙中山虽然贵为总统,但在需要钱的时候,打起劫来也是丝毫不逊色的。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大总统主要就是忙着用这类手段“治理”广东,当然更有两路外地军阀的“功劳”。

很明显,广东人民不满意,全国舆论不满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孙中山自已都不满意。

孙大炮虽然喜欢吹牛,却还没失掉基本的判断力,做事情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辈子都不喜欢军阀,结果不得不招惹上军阀;本来是想占地盘,结果地盘给别人划完了,自已还要站出来给别人牵头;他最希望手下效忠,可最好、最有能力的爱将,却是他赶走的。

数数广州城里的一堆烂帐,他不知该从何说起。不管顶着什么头衔,没有钱、没有权,就永远只算一个小屌丝,升不成高富帅。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孙中山不止一次远望惠州城,怀念过陈炯明,正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多少交情可以重来,有多少亲信值得等待。孙中山想过同陈炯明重归于好,陈炯明也一直惦记孙中山的旧,两个人各居一边,枪炮对峙,多次想再握彼此的手,重新走革命的路,却始终走不出那一步。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了出来。于是在热心人的周旋下,同盟会元老们纷纷向两边说合,希望孙总统和陈司令能超越不愉快的历史、放眼美好的未来,联手高举民国的大旗,把三民主义贯彻到底,为革命胜利共同努力。

手握重兵的陈炯明倒是没有意见。虽然孙大炮喜欢吹牛,但在军阀里面毕竟也算节操人物,他表示孙中山要是同意,可以重新给孙总统做下属。

看到实力派陈炯明点头,说合的人松了一口气,赶忙来找孙中山,告诉他这个利好消息。没想到孙中山听后陷入了沉默,然后说出一句话:“不行,我不要陈炯明回来。”

对方顿时愣住了。孙总统手上无权无势,充其量就是个架子,随时可能被其他军阀赶走,说不定还会拿着人头去北京请赏。陈司令肯归顺,那是天大的好事,孙大炮难道昏了头,放着现成的枪杆子不去抓,非要呕气不成?

看到来人疑惑的眼神,孙中山顿了一下,“他要回来也可以,得给我写个悔过书!”

悔过书,就是类似检查的东西,孙大总统不是不想陈司令回来,只是碍不过面子而已。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去给陈炯明报信:陈司令你写个检查吧,写了检查你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对普通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盘和枪杆子,写信之类的都是小儿科,只要有好处,一天发十个检查也没关系。可陈炯明偏偏是个有上进心的军阀,把面子看得跟里子一样重要,不管各路江湖朋友怎样苦苦劝说,就是不松口:干活可以,道歉没门!

消息反馈回广州,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大总统被赶出广州的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自已半夜逃命不说,还害得宋庆龄流产,又输面子又输孩子。让陈炯明写个检查过关,已经是额外开恩的好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孙大炮在江湖上还怎么混?

孙中山一定要,陈炯明偏不给,谈判就此陷进僵局。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很着急,一轮轮来回劝架,有人甚至跪下来求孙中山,可孙大总统象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不肯松口,拖来拖去,终于拖成了一辈子的恩怨。

陈炯明很淡定,孙中山很坚定,旁观的人心里都在犯疑:孙总统只有陈司令一支亲兵可以依靠,为什么还如此顽固,一句话的事都不肯让?

面对大家的质疑,孙中山只是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孙总统不要陈司令做枪杆子,是因为孙总统有了新的枪杆子,而且比陈司令好用得多,所以讲话才这么有底气。而给孙总统送枪送炮的有关部门,叫做苏联。


孙总统比毛泽东年纪大得多,经历也复杂得多,当然更早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加上他思想解放、交际广阔,一直在同日本、德国、英美等列强谈判,主要议题是出让未来的中国一部分主权,换取军火和军费支持。

列强们自然对孙中山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中国地图上划一刀,而是没人相信孙总统的革命能成功。不管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人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行的,军政能力更是不及格的,对孙大炮的本质一眼就能洞穿;何况他混了几十年政坛,把国民党老底输得一干二净,好容易有个亲信却要造反,天天带着几个卫兵守在总统府,连手下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指望他划一片江山给自已,比较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只有不停地发建议,然后被拒绝,再发建议,再被拒绝,直到最失意的时候,苏联来到了他的身旁,告诉他说:我有钱,我给你。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拙劣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灯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火烧眉毛,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有这种事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信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谭延闿和毛泽东都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十一月谭延闿带着手下离开湖南时,毛泽东也在一片萧条中去了江西萍乡,在萍乡愤愤不平的毛校长平静下来,总结了从前湖南新民学会的书信往来,然后明确了一个认识:

靠改良是不能改变社会的。要推翻军阀、建设新社会,唯有凭实力!

这个认识后来被浓缩成七个字: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一年的七月,毛泽东刚在湖南当校长的时候,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也开了个会,研究未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会上分成两派,比较平和的萧瑜认为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一步步用教育改良社会;而蔡和森则主张走俄国革命的模式,用暴力改造社会。毛泽东显然肯定后一种方案,因为没有实力的改良是不现实的。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组建共产主义政党的三大条件(信仰、领袖、成员)都逐渐完备,因此一家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公司很快就要开张了。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号,毛泽东重新回到湖南,正式建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月份的时候,他带着弟弟毛泽覃回韶山过阴历春节,就在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 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弟弟毛泽民面带愁容地告诉他,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景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毛泽东的反应很平静。他对这样的事情既不吃惊、也不心痛,这些年见过的阵仗已经太多,几亩田的家业实在不算什么。作为一家之主,他告诉弟弟妹妹们说:国乱民不安,要懂得舍家为国的道理,走出去干点事业,所以家里的房子给人家住就是了,田也给需要的人种好了;欠人家的钱赶紧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家里那几头牛给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用一句话总结毛泽东的持家方针,就是大哥我压根不打算过日子了,弟妹们都出来混世界吧!

毛大爹逝世,家里是大哥作主,弟妹们也就听大哥的话。过完春节,毛泽民随大哥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到一师附小做校 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读书。从此毛泽东领着全家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几个弟妹毛泽建、 毛泽覃、毛泽民都没能走下去,先后为他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不显眼的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来说,合并共产党无非是多了两百号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因为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于是在二三年的六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齐来到国民党总部广州,召开第三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帮助广大共产党员统一了认识,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必须加入国民党、充实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虽然广州到处是军阀,但孙中山毕竟是名义上的大元帅、大总统,请客开会的面子还是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正大光明选地方聚会,陈独秀还记得去年开会时弄得太过隐密、毛泽东等人来了上海都找不到组织的事情。



作为后生小辈,毛泽东当然没资格评论孙大总统的坎坷历史,他只知道在广州的经历十分开心。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客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巡捕和秘探,也不用躲躲闪闪地找地方,他不由得打心眼里感概一件事:有自已的地盘真好啊!



毛泽东的广州之行分外逍遥。他不光见到传说中的孙中山,还顺利地成为政治局秘书,走进共产党的核心圈里。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大会上,政治局通过苏联的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家联手革命,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搞完入党宣誓(国民党),在广州的毛泽东不仅多了一段公费旅行的愉快回忆,还多了一张崭新的国民党党证。一边开会,一边闲逛,毛泽东意外地碰到一位老乡:三年前被人打出湖南的谭延闿。下岗的谭督军正在孙中山手下当建设部长,住在培正路简园。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两个人都跟赵恒惕有过节,顿时显得分外亲热。谭延闿同毛泽东聊过湖南的情形后,便在八月份起兵打湖南去了。



谭延闿做人、书法都是一把好手,可打仗似乎并不在行,八月开战,九月就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只能继续在孙中山手下待岗。毛泽东本来想正大光明地回湖南,看到谭老乡打仗不顺利,只好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回家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按照组织要求,既然加入国民党,那就认认真真地做国民党的党员,毛泽东十分卖力地发挥基层组织能力,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总部,四处搞支部招人。在他努力干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喜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第二个儿子毛岸青也出世了。



毛泽东一面顾家带孩子,一面热火朝天地大力建设国民党(没错,是建设国民党),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二四年一月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调他去上海公干。



对这次的出差任务,毛泽东是很舍不得的。杨开慧从十八岁起跟着他,这些年很少团圆过,此时的毛岸青才三个月大。离开湖南时,毛泽东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们,忍不住愁肠百结,为她写下一首《贺新 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 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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