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

华盛顿人

2006年07月18日14:49  尤国珍

职，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总书记一领导职务。在毛泽东于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教授兼“旗手”的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１８７９年生于安徽怀宁。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陈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于１８９６年高中第一名秀才。１８９７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但在校期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１９０１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１９０３年７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１９０３年参加拒俄运动，接着参加了反对清王朝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１９１４年他写文章始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１９１７年初，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１９１８年，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旗手”和“总司令”。１９２０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早期，陈独秀积极促成国共合作，但在后期却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１９２７年，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没有彻底地反省自己，仍坚持错误。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１２月，陈与彭述之等８１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 　　１９３２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他出狱后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陈独秀出狱后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是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１９３８年，陈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１９４２年５月，陈独秀于四川江津病逝。 　　“书生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１８９９年１月２９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之家。由于瞿秋白小时聪颖好学，学习成绩总是优异。１９０３年，瞿秋白父亲病死，家道开始中落。１９１５年冬，由于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府中学堂。 　　１９１６年，瞿秋白离开常州，先是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又于１９１７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１９１９年，瞿秋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不签字后之办法》，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３个月的艰辛，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５日到达莫斯科。瞿秋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他写的大量文章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的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期间，他于１９２２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１９２３年１月回国到１９２７年７月这段时间里，瞿秋白负责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又负责编辑《向导》、《前锋》两个刊物，还承担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中，他又创办并编辑《热血日报》。他一共撰写了２００多篇文章，１００多万字。他在这些文章中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思潮，及时地给工农群众指引了斗争的方向。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８月７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瞿秋白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却在这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他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的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各地的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１９３０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开学后，他对政治教育的每一门课程都作出具体指示，甚至对每一次学习的讨论题目都予以原则指示。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虽然工作相当劳累，身体又差，还不时咯血，三天两头发高烧，而物质生活又很艰苦，但他勤奋工作，为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瞿秋白由于身患肺病而被留在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形势非常危险，中央分局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转移出去。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１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２月２４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 　　在牢狱中，瞿秋白坚强不屈。敌人逼他投降就范，但他坚决拒绝，并在狱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６月１８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死时仅３６岁。 　　工人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派名志忠，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１８８０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１４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１６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武汉，熟悉三镇情况，被群众称为“包打听”、“万事通”。１９２１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由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功不可没。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１０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１１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向忠发的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７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回国后，开始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第三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大多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１１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２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也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２３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宪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１９０７年６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他９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１９２１年夏，秦邦宪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在校期间，博古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政，向往革命，思想活跃。１９２４年，秦邦宪先后参加了中国孤星社和锡社，后被推选为锡社执行委员兼社刊《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１９２５年被选为苏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惨案发生后，秦邦宪抱病坚持参加苏州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不久，又积极参加无锡后援会的工作，发表演说，查禁仇货，并在《血泪潮》、《无锡评论》上发表《病榻琐记》、《论军事教育》、《五卅惨案中的无锡舆论界》等随笔和政论。１９２５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５月回国。 　　１９３１年９月至１９３４年１月，秦邦宪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１９３１年４月至１０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１９３１年９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常委，博古负总责。１９３３年１月，博古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５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４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３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３４年２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蒋介石政府集结了１００万军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先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在遭遇挫折后，又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既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又采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行动的迟缓。最后，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８万多人只剩下３万多人，损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红军上下极大的不满。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１９３７年１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１９４１年３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４２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自己曾经犯过的“左”倾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１９４５年６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精通俄文，这期间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 　　１９４６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４月８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１７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开明君主”张闻天" 　　１９００年８月３０日，张闻天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张柱唐所取，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张闻天的童年是在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这使他自小养成一种勤勉朴实的习惯。 　　１９１２年８月１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比较严格的阅读写作等基本技能的训练，为他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好学深思，讷于言而长于文，是他留给同学们的突出印象。１９１５年夏，张闻天高小毕业，由于不满意所学专业而考取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始接受现代民主思想的启蒙。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乃至南京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生之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与沈泽民等创办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以“开通民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围绕着“改良社会”这个中心，及时报道了南京本市、江苏各地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展开了对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的批判，继续宣扬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他还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他日后成为理论家、宣传教育家的才华。 　　从１９２０年起，张闻天三次出国留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１９２０年７月，他先是在革命潮流的驱使下东渡日本，抵达东京，志趣开始从哲学转向文学。１９２１年１月，张闻天与沈泽民一起离开东京回到上海，接着又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张闻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勤工俭学。由于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翻阅期刊或从事译著。１９２４年回国，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闻天又来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１９３１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此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严重困难与重大机遇并存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国民党向革命力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反革命武装“围剿”，另一方面则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方面日本不断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却又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孕育着民族团结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一方面在反“围剿”斗争中党和红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正在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全党，结果使得已经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损失以至陷入绝境。学成回国的张闻天，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摒弃“左”的路线。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召开，张闻天为会议起草决议。这次会议，他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促成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中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的毛张合作的新的领导体制。这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１９３８年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为推动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宣传和教育工作，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积极参加１９４１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从１９４２年１月起，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成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于日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１９５０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