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Mare Melitz, Jonathan Eaton和Samuel Kortum等学者在保留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假定下,分别发展出两个基本理论模型,很漂亮地解决了上面提到的现象。核心思想是当生产和出口都有成本的前提下,少数高效率,高利润的企业会同时进行出口和国内销售,大部分中等效率的企业只在国内销售,而低效率的企业在自由贸易带来的竞争下利润变负,不得不退出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贸易后,生存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要高于无贸易的情况。在经济均衡时,取代本国退出企业的外国出口企业带来了更多样化的商品。
此外,Wilko Bolt与合作者利用欧元区与全球经济(Euro Area and Global Economy,简称EAGLE)模型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单边征收10%的关税(蓝线表示),和中国采取同样的反制报复后(虚线表示)对经济的影响,很明显,除了报复后人民币贬值幅度较低,贸易差额变化不那么剧烈之外,其余经济变量在关税反制后都变差,尽管报复同样会让美国经济受到更负面的冲击。有意思的是,这个模拟分析显示,无论美国单边征税还是中国报复,美国GDP、贸易差额、投资和实际有效汇率受到的累计负面冲击均大于中国。
Ralph Ossa在2014年发表了一个基于新贸易理论模型的最优关税选择,发现在纳什均衡下,结合现实中各国和各行业的实际参数,全球的平均关税将高达58%,但这是一个很坏的结果,不仅全球的平均实际收入会下降3.5%,而且全球的平均进口额会减少58%。而WTO达成的多边贸易协议,恰恰是为了避开这样坏的结果,得到一个“效率”均衡。因此,尽管这些年大家批评WTO没有在多边贸易谈判上取得进展,实际上,阻挡更坏的全球贸易战出现,正是WTO的功劳。如今,在特朗普放弃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时,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理解WTO已经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