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贸易冲突：“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

大千世界

发布日期：2019-08-16 08:43



摘要：特朗普采取了抑制贸易逆差效果最差的关税打击，不仅让美国家庭承担了大部分关税，也无法实现美国企业回归本土，同时还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撰文 | 夏春


【OR--商业新媒体 】8月1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表示美国将从9月1日起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由于涉及到的商品绝大部分是消费品，加征的关税会在短期内给美国家庭开支和美国通胀率造成压力，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已。我当即认为特朗普会在冷静后改变主意，缩小征税范围。

最被人低估的经济学家

当时，我在微信看到的一条评价是：“怪就怪特朗普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经济学家！”我立刻回了一句：“其实最被大家低估的经济学家就是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特朗普对中国的很多观点来自于他的《致命中国》一书。他虽非名校名教授，很多观点不靠谱，但他认为中国进口商品降低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和收入的观点，被美国一些名校名教授写成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经过财经媒体广泛传播。可惜的是，以我所见，国内专家和官员对这一并不准确的观点似乎少有反驳。”

刚写完这句话，我就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特朗普加征新关税的决定，除了纳瓦罗，美国其他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都一致反对。8月5日，特朗普指责中国汇率操纵，虽然出面宣布的是美国财政部长，但白宫官员里，只有纳瓦罗一人长期批评中国操纵汇率。特朗普当天在Twitter的发言再一次重复了纳瓦罗指责：“中国偷了美国的生意与工厂，破坏工作机会，压低工人工资和农产品价格”。

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受到三方势力的影响，分别是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代表的”市场开放派”,商务部长罗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纳瓦罗代表的“贸易强硬派”，加上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代表的“国防鹰派”。在中美经贸冲突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三方势力分别有过轻重不同的影响力。但现在，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无论你是否喜欢纳瓦罗，他才是对特朗普影响最大的人！

忽视纳瓦罗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在香港参加的投资论坛，看到来自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多次表露出对纳瓦罗的不屑。维基百科对纳瓦罗的评价是“观点处于主流经济学之外，被普遍看成非主流经济学家”。

纳瓦罗被忽视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对GDP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的关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认为要增加GDP，就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通过关税来实现），这个逻辑来自于在会计上，GDP恒等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和。但纳瓦罗（和他的好学生特朗普）错就错在忘记了净出口同时也受到本国和外国GDP的影响（消费和投资也是一样）。通常，当GDP变大时，进口也会随之增大；而增加出口，需要其他国家的GDP保持增长。

除此以外，GDP的构成项还和汇率，利率同时构成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纳瓦罗把一个会计恒等式当作经济增长的诀窍，以及他坚信贸易逆差是一件坏事的观点，被名校经济学教授们嘲笑“不知道他的哈佛博士学位是如何拿到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他是错的”。的确，任何一本入门教科书都清晰说明了纳瓦罗版的”重商主义“不会成功。

近期，很多专家反驳了美国关于中国汇率操纵的指控。对于纳瓦罗在《致命中国》里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商品质量等问题的指控，国内专家也有清晰的回应，本文不再重复。

不要回避“纳瓦罗指责”

但是，纳瓦罗并非一无是处，即使维基百科上也有一句“他关于中国的部分观点和主流看法一致”，他指责从中国的进口伤害了美国就业与收入的观点经过一些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的论证发表，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冲击波“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在财经媒体广泛传播。中美贸易冲突开始至今近一年半的时间，以我的阅读面来看，国内经济学界和贸易专家反复在解释开放贸易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整体好处，以及中美两国贸易失衡产生的原因，但对“纳瓦罗指责“也就是”中国冲击波“的回应明显不足，避重就轻现象十分明显。

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44个国家的问卷调查显示，10个发达国家受访者对“贸易是好的”表示同意的中位数占比为84%，这一比例在25个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和9个GDP增速较慢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78%和87%。

然而，三类经济体同意“贸易增加就业”的中位数占比分别为44%，52%和66%，其中，20%的美国和68%的中国受访者认同贸易提升就业。三类经济体同意“贸易增加工资”的中位数占比分别为25%，45%和55%，其中，14%的美国和61%的中国受访者认同贸易帮助提高工资。

由此可见，相对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对贸易整体持有更正面评价的同时，也更加不满意贸易对就业和收入带来的冲击，而且美国对贸易的怀疑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严重。基于此，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其实不必在论证“贸易是好的”这点上多费笔墨，而应该直接回应“纳瓦罗指责”：美国就业和收入问题到底是否来源于中美贸易？

本文上篇的目的是在理解美国经济变化的基础上，讲述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冲击波”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缺陷，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是如何反驳“纳瓦罗指责“的。此外，我还会在下篇从跨国比较的的角度解释美国就业和收入变化的“锅”不该由中美贸易来背。我希望这些观点可以帮助化解当下中美贸易谈判代表之间的分歧，通过沟通来凝聚共识。

美国“失落的十年”和褪色的“美国梦”

其实，在2000年前，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的并非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迅速，最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正是美国，我清晰记得中国加入WTO之前的主流民意是“狼来了”。然而，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迎来迅速发展，相反，美国遭遇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0年1月的1730万减少到了2010年3月的1145万，唯一可与这长达11年，近600万工作岗位消失相提并论的的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尽管同期非农总就业人数只是围绕1.3亿小幅波动，但由于制造业收入高、工作稳定性强、备受社会尊重的属性，工作岗位的快速消失引发美国制造业工人强烈的失落感，美国原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酗酒，毒品和自杀等带来的死亡率一改之前的下降趋势，开始明显上升。

上图显示，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从1980年就开始，但到2000年之前速度很慢。不巧的是，同样从1980年开始，由于全球化加速和里根的减税政策，美国收入前1%的人占国民收入比重一改之前持续下降的趋势，收入占比从11%上升到了2014年的20%（最新数据，如果改成财富前1%，对应的占比分别改为23%和37%）。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主打口号“我们都是99%”正来源于此。

随后，经济学家基于纳税申报表上真实收入的分析发现（这远比传统抽样调查询问收入要准确），美国人超越父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45年时间里从90%持续下滑到50%，实现“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难。下一代的收入开始高度依赖父母的收入水平，贫富差距开始跨际继承，向上流动性缺失。糟糕的是，美国是主要发达国家里贫富差距最大和向上流动性最小的，《伟大的盖茨比》描述的穷孩子翻身成为大富豪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制作下图时，我最想寻找的就是香港对应的数据。

一方面是两次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失落的十年”，制造业工人备受打击，一方面是超级富人的崛起与褪色的“美国梦”，美国民众急需一个解释，任务落到了经济学家身上。2000年3月爆发的互联网爆破破灭显然和中国扯不上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急忙寻找原因时，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很快出来怪罪中国和亚洲贸易顺差国的“储蓄过剩”，积累外汇储备买入美国国债压低美国利率，导致了美国家庭在房地产上的过度投机（这些观点明显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但被莱特希泽采纳作为打压中国的借口）。不过，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消失，是否来源于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WTO？虽然看上去时间重合度很高，但在2010年之前，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这么认为。

“中国冲击波”登场前

毕竟，上图显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从二战后就一直保持线性均数下滑的趋势，而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机械自动化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我在写作此文前，在香港机场快线上就观看了一段自动切鱼机替代人工的视频。在《贸易冲突：莫让认知分歧成为合作的障碍》一文里，我引述了老师Timothy Kehoe最新发表的研究：“1992-2012年，美国总的贸易逆差（并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仅占15.1％（对应74万），其余则来自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因此，就算是美国偿还外债可以降低贸易赤字，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减少”。

在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前，370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特朗普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把美国制造业人口下降的原因归于贸易逆差，而真实原因在于自动化革命。他们还批评特朗普错误地以为美国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事实上，这一比重从1960年至今都几乎水平地保持在12%左右，美国依然是全球制造业最强的国家。

影响收入差距和向上流动性的因素非常多，除了我前文提到的全球化加速，里根减税，还有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利于普通阶层，但富人却可以享受资本市场长期高回报。特别的，制造业机械自动化革命，导致了受过高等教育，熟悉机械和电脑操作的技术型工人以及硅谷高科技精英的收入上升，而传统制造业只需要高中文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技能红利”，也就是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大学缀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与中国的贸易，在2011年之前，和这些美国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都扯不上关系。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没有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顶级期刊关于中国的研究凤毛麟角。中国学生会被导师明示或者暗示，研究中国很难找到学术界的工作，毕业后只能去导师不希望学生工作的业界或者政策部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2008年开始在香港任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在研究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如果以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就要做好难以发表的心理准备。

2011年，纳瓦罗出现，他说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收入不平等都是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造成的。在那之前，他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对政府职位的竞选全部失利。

从“中国冲击波”到“中国综合症”

我的专业是金融经济学和投资，贸易战升级前对贸易问题关注并不多。当我决定搞清楚纳瓦罗指责到底有没有根据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长期无人问津的中美贸易自2012年以来已经成为美国名校，顶级期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读者可能不喜欢《致命中国》煽动性的封面（一把中国产匕首插在美国地图上，鲜血四溢），不喜欢书里松散案例多过严谨数据分析的夸张描述性笔法，但是，美国麻省理工、耶鲁、美联储的经济学教授采取严格大数据分析方法，发表了一系列被统称为“中国冲击波”的论文，部分印证了纳瓦罗指责。

我在《贸易冲突：关税反制是理所当然的吗？》一文里对于这些新研究做了简要的概括：“从2013年开始，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en以及其他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替代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新新贸易理论假设当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后，他们雇佣的劳动会迅速转移到高效率的企业，或者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享受到更高的福利。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这么完美，进口替代带来的就业冲击并非均匀分布在美国各州，而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在的少数地区，大量工作在短期内集体消失，再就业和收入再分配都变得困难”。举例来说，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都是美国的制造业中心，原来就受到机械自动化冲击和全球贸易竞争。随着中美贸易规模扩大，与亚拉巴马州的重工业制造业相比，田纳西州的家具制造业遭受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大得多。工人受影响的时间也超过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受贸易冲击行业的就业人数如预期那样下降，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就业人数上升。遭受冲击的群体适应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而非几年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工人通常只有高中学历，年龄偏大，原本就不富有，难以通过培训提高自己的技能。

随后的研究从“中国冲击波”扩展到“中国综合症”：受影响地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领取救助金的人数增多，公共服务供应减少。不仅如此，这些地区的犯罪率和家庭负债率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贫困儿童增加、向上流动性减少（这些可以看成是J.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大数据分析版）。这些地区选民的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和激进，带有这一倾向的共和党议员纷纷上位，察觉这一变化的特朗普在竞选中主打中国议题，成功入主白宫。

Autor与合作者还发现美国受到中国冲击的行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由于美国70%的创新和专利来自于制造业，这就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对于这些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登录Autor建立的“中国冲击波”主页（http://chinashock.info）下载原文和数据。这些研究受到了众多基金会的支持，被同行高度赞誉，经媒体传播后影响巨大，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中国当作本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可惜的是，过去这么多年，除了贸易专家，国内对此似乎并不熟悉。我孤陋寡闻，感觉即使贸易专家也鲜有反驳。

近期，国内一位官员有理有据地驳斥了莱特希泽的诸多贸易主张（但也没有回应纳瓦罗指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反驳“美国吃亏论”时说：“当年中国入世，美国没改变任何政策，没降低任何关税，没修改任何贸易法，美国进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没有特别取消，因为美国市场本来就对中国开放进口。什么都没做，也就没有吃任何亏”。可惜的是，这段话存在明显的瑕疵。

Justin Pierce和Peter Schott认为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10月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是造成制造业岗位下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这之前，尽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平均关税从1980年就保持在约4%的最惠国待遇，但美国总统和国会每年都要重新审议这一待遇，1989年后，最惠国待遇被否决的不确定性加大，平均关税有可能被提升到37%。

当这种不确定性消失后，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都愿意强化彼此联系，延长合同关系，加大生产投资，特别是美国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研究发现受到关税最惠待遇不确定性更大的美国行业，在2000年后从中国的进口更多，制造业岗位消失更明显。作为反证，由于欧洲早在1980年前就给与了中国最优关税待遇，中欧贸易和就业岗位变化的关系就远没有美国那么明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Justin Pierce和Peter Schott还把被称为WASP的美国传统白人男性，从90年代末期开始，因为吸毒、酗酒和自杀产生的死亡率上升的现象怪到中国，逻辑是受到中国进口冲击，失去制造业工作的白人男性变得绝望。这听上去似乎有理，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美国西班牙裔白人，黑人男性，以及其他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的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白人男性在同期的死亡率都是下降的。在本文的下篇我会强调这种跨国比较将是反驳“纳瓦罗指责“的关键。应该说，美国传统白人男性受到“身份认同”的影响较大，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的意愿不如西班牙裔和黑人男性，造成了再就业障碍。

无奈的是，这些歪理却被带有偏见的媒体不断放大传播，而中国的学者并未进行反驳。实际上，最早研究美国白人男性死亡率“独此一家“上升现象的Angus Deaton，就没有扯上中国，他认为这主要来自美国镇痛型阿片类药物自90年代末期开始泛滥，以及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冲击。值得一提的是，Deaton此文影响力巨大，2015年发表两周后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被夸大的“中国冲击波”

相比纳瓦罗那种零散的案例观察，立场先行的态度，应该说Autor等人的系列研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新颖，用大数据对谜题进行“侦探式“的寻根究底，特别是尽可能地区分”因果关系“是经济学计量革命的核心。此前，几乎没有名家如此细致地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不过，我同时强烈的感觉到这些研究大大高估了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冲击。Autor等人认为美国从1999-2011，少则200万，多则240万就业（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损失是中国进口竞争的结果。我的直觉是这些估计过高了。因为美国制造业在同期最多消失了近600万个工作岗位，但总的非农就业人口保持在1.3亿左右，仅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从最多减少了约870万，但这一部分就业下降显然和中国进口竞争的关系不大。

Autor等人的研究都忽视了两次金融危机对于就业的负面冲击。虽然现实中贸易和金融紧密联系，但是学者之间的专业分工使得研究贸易影响的文章很少考虑金融影响。金融危机发生后，房价下跌，家庭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导致总需求持续下降，同时降低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造成这些行业的失业率上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财富受损后，人们很难花钱接受再培训适应新的工作机会。《房债》一书的作者Atif Mian和Amir Sufi认为2007-2009年美国消失的620万个工作岗位中，来自金融危机冲击的就有400万个。同样的冲击发生在2000-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但是Autor等人的研究并未考虑两次金融危机对就业和收入的冲击。

实际上，从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260万个，同期非农就业保持持续上涨，对比一下Autor等人的估计，大家就理解我的直觉了。作为参考，前文提到 Kehoe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在1992-2012年减少了约74万制造业工作岗位。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就算中美贸易平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依然会因为自动化替代而持续减少。但在2012年，纳瓦罗根据《致命中国》拍摄了一个纪录片，说中国造成了美国2500万工作损失。对比前文最大的数字870万，你听到后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也会怀疑他的哈佛博士学位是怎么拿到的？！我的感觉就是最适合纳瓦罗的职业就是香港游行示威组织者和带偏见的媒体记者，他们都习惯于把游行人数夸大3-4倍。

“中国冲击波“的剧情反转

对Autor等人研究更细致的反驳来自于魏尚进与三位合作者，他们从供应链的角度考虑了从中国进口的最终商品和中间投入品对于美国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从中国进口商品会对美国同类商品形成“直接冲击“，可能降低美国企业的就业人数和收入，而位于这些企业上游，提供中间投入品或服务的美国企业自然就会受到负面的“上游冲击“，但对于购买中国最终商品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或者购买中国商品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中间投入品，生产最终商品的下游美国企业，有可能会由于中国进口价格低而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下游冲击“就会增加工人的就业和收入。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生产的电脑和电子设备需要用到大量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事实上，前面提到美国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自1960年来一直稳定在12%左右，主要原因就在于电脑和电子设备的贡献巨大。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中间投入品，那么美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出都会受损。

魏尚进等人采取和Autor等人相同的方法对同期数据进行研究，在区分了三种不同渠道的冲击后，发现尽管“直接冲击“和“上游冲击“的确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但是“下游冲击“不仅增加了美国就业，而且大到可以抵消前两个渠道的负面冲击。此外，与中国的贸易还增加了美国非制造业的就业。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与中国的贸易通过直接和上游渠道影响到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其实只占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少数。但是通过下游渠道产生的正面影响涉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即使是研究机构、医院、学校、银行、政府部门和餐馆都进口中国制造的电脑、电缆、通讯设备、钢铁零件、家具、灯泡、床单、衣服等等，劳动力市场的的大部分工作岗位就来自于这些行业。别忘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一直为正并且快速增长。

一个非常清晰的事实是，美国制造业和整个非农就业都在2010年3月后持续增长，目前的失业率创下40多年来的新低。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持续上升（对此的解释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的讲座《全球贸易失衡的四大原因与应对》），但我相信上面提到的“下游冲击“对美国整体就业的正面影响更大，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比重在2010年之后已经基本保持稳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人数持续上涨，原本负面的”直接冲击“和”上游冲击“效应基本消失了。

剧情同样反转的是，在引入供应链的视角之后，与中国的贸易会使美国工人总体的实际工资提高，除了就业增加带来的名义工资上涨，与中国的贸易还压低了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这也是美国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之后也难以刺激通货膨胀的核心原因之一。其实Autor等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在整体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只是在具体分配过程种出现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贸易获得大量好处的行业，并没有去补偿那些受损的制造业，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恰恰是美国政府。

然而，特朗普和纳瓦罗却把责任推给了中国，而且采取了抑制贸易逆差效果最差的关税打击，不仅让美国进口商和家庭承担了绝大部分关税（参见《贸易冲突：莫让认知分歧成为合作的障碍》），也无法实现美国企业回归本土。同时还造成了与多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就连Autor也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的理解充满谬误，重商主义不会成功，对进口商品大面积加征关税的做法会从多个方面破坏美国经济健康发展，他还认为特朗普撕毁TPP协议是极度短视的决定，以及美国的问题集中在收入分配上。

其实，解决分配问题并不缺少好办法，与特朗普采取的无差别企业减税相比，Intel的创始人Andy Grove多年前就建议对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之外的企业征收特别关税，用以补偿美国制造业工人；或者对那些在美国生产高附加值商品的企业实施减税都是更好的办法。“股神”巴菲特建议政府向出口企业颁发可交易的“代金券“，只有获得这些券的企业才能够从国外进口，这样就能够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平衡不同行业的工人利益。此外，美国要保持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出口的优势，必须加大在科技和研发上的投入。特朗普却逆向而行，削减科研经费预算，以打压中国科技升级来阻止发展，损人不利己。

魏尚进等人的研究结论与逻辑清晰易懂，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对手，特朗普在Twitter上不断重复的“纳瓦罗指责“根本站不住脚。现在，特朗普已经明白贸易战没那么容易赢，承认贸易战会造成双输，只是他觉得美国受伤程度较小。如果他真正理解从中国的进口从2000年至今在整体上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收入，那就更不应该shoot himself in the foot(“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英文表达)了。

（未完待续。作者系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