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葡萄酒兑雪碧 VS 红茶加奶加糖

大千世界

　　林力博：法国人鄙视中国人葡萄酒兑雪碧时，中国人也可取笑他们喝红茶加奶加糖。文化融合要来点瑞典Lagom精神。





　　2019年8月23日 05:22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林力博

　　前不久我翻译过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林内亚•唐恩（Linnea Dunne）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了多年的瑞典人。瑞典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说这与一种叫做Lagom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关，Lagom被认为是瑞典的软国力。Lagom为瑞典语，在其它语言中并无对应词，大致有“不多不少，刚刚好”之意，但实际上内涵与外延又丰富复杂得多，在词性上也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皆可。瑞典人认为恰如其分、保持平衡、身心健康、以诚待人、有社会责任感等，都是Lagom。把原书名《Lagom》译成“恰如其分”，取的只是Lagom的基本意。书中内容涉及到瑞典人在工作、休闲、饮食、衣着、家居、健康、社群、环保等方面的细节。


　　在书里关于饮食的一章，介绍了瑞典人圣诞节前在家里做的一种饮料Glögg。制作这种饮料的主料和配料是：红葡萄酒、不加糖的苹果汁、干姜或新鲜去皮姜片、苦橙皮、肉桂枝、丁香、小豆蔻豆，有固定的比例。后配料是：橙片、肉桂枝、八角、提子干和去皮白杏仁。


　　制作方法是：（1）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放进平底深锅，慢火加热，直到看见其表面冒出水蒸汽，不时搅拌，不要把它煮沸了。（2）熄火，把锅盖上，放上一夜。（3）准备饮用前，重新慢慢地加热，然后倒到小杯子里，杯子里头预先放些后配料。


　　没有这种混制加热的葡萄酒，瑞典人的圣诞节是过不欢的。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喝葡萄酒的一种方式。那时，中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几近于零，餐桌上喝葡萄酒的极少，然而在卡拉OK这样的地方，人们发明并流行着一种喝葡萄酒的方法：在一个直身宽口玻璃壶里倒入一瓶葡萄酒，通常是长城干红，然后打开易拉罐，把一种叫做雪碧的汽水，倒到葡萄酒里去，兑一罐还是两罐，并无定规。唱一晚卡拉OK，会开许多瓶葡萄酒。


　　瑞典人喝混制加热的葡萄酒，不知有没有被法国人说过些什么；对中国人用雪碧兑葡萄酒，法国人着实是大大地鄙视了许多年。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文化的底蕴深厚，品饮葡萄酒在那里有一套一套的规范，在法国人眼里，中国人那样喝葡萄酒，真的是没文化。


　　在各种饮料当中，茶与葡萄酒有颇多可比之处。茶叶是植物的叶，葡萄是植物的果实，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茶和葡萄酒的品质，都与风土、气候、品种、年份、制作等有关，饮用条件和方式也多有讲究。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直到如今，茶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饮料，就正如葡萄酒是西方人日常佐餐的饮料一样。不止一个法国葡萄酒酒庄的庄主对我说过，他们之所以对开拓原本空白的中国葡萄酒市场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人会品茶，会品茶的舌头绝对能品葡萄酒。


　　如今，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葡萄酒生产国，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向中国推广葡萄酒文化。而据史料，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至16、17世纪，传至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欧洲及北美，并在那里流行起来。自那以后，茶叶逐渐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各种出口商品货值的比重，最高时达50%以上，占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


　　最近，旅美历史学者何思兵博士翻译了一本老书，请我校读译稿，书名为《广州的中国人》（The Canton Chinese）。此书作者欧斯门•替分尼（Osmond Tiffany,Jr.）是美国人，1844年5月，21岁的他乘坐一艘三桅商船前往中国，历经四个月艰辛，9月到达广州，停留了四个月，于次年农历新年前离穗返航。在广州期间，他到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到的许多地方（那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限制），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民风世俗。1849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这部广州游记，距今已170年。


　　在近代史中，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1850年前，中国茶叶的出口大部分假道广州。替分尼在这本总共15章的书里，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广州的茶叶商行，记录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他写道：


　　“茶叶贸易大概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指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到欧洲的历史——笔者注）。但在茶叶贸易的早期，发展很慢。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口了两磅茶叶，作为进献给英国国王的礼物。到1667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为一百余磅。此后，茶叶贸易不断增长。如今英国进口茶叶达四千万磅，美国也进口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磅茶叶。”


　　“1844-1845年（我到访广州期间），贸易季从7月1日开始，到1845年1月13日，运往美国的茶叶已经超过九百万磅。贸易季还剩下五个半月，很多商船仍然停泊在黄埔。”


　　中国的茶叶当时就是这样大量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有趣的是，英国人喝（红）茶时，不知从何时起，改变了中国人的喝法，在泡茶时加入了牛奶，有的还加糖。久而久之，西方人竟认为喝茶就是那样喝的。替分尼到了广州，才发现正宗的喝法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茶总是那样地香醇，从不在茶里放奶和糖去破坏原味”，“在中国，你会发现许多习俗与欧洲人的习惯正好相反。”


　　那时候，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西方人，并不都像替分尼那样入乡随俗并发现喝茶要品原味的妙处：“热气腾腾的清茶才会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于是，我们便见到了替分尼笔下一个有趣的情景：在广州很难弄到优质的牛奶（外国商行区里只有一两头瘦奶牛），所以西方人只好习惯于喝不加奶的茶。如果西方茶客依然固守嗜好甜饮的习惯，他可以加上一勺捣碎的冰糖。不过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这种优质白糖。你得把苦力叫来，让他们去加工这种甜腻的添加剂。苦力把结晶状的糖块放在一个大石臼里，两人用像石夯那样的沉重木槌轮番捶打，直到坚硬的糖块被捣成白色的粉末，可以舀到茶杯里。


　　新加坡有一个华裔葡萄酒评论家，叫庄布忠。多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在亚洲推广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在世界葡萄酒圈里名望甚高。同时，他对中华文化仍情有独钟并引以为傲。见到法国人老是鄙视中国人喝葡萄酒兑雪碧，他幽默地反讽道，我们中国人还没说你们喝红茶加奶加糖呢。


　　诚然，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都是源远流长，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有必要取其正宗。就是说，中国人学喝葡萄酒，有必要学会以法国人为代表的那一招一式，特别是喝一些珍贵的名庄酒，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真的不要去兑雪碧；同时也奉劝西方朋友，假如手上有名贵的中国茶叶，冲泡时也千万不要加奶加糖。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它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很正常，对此，不必过分拘泥于正宗，可抱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何况，就本文所及，一种饮料而已，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顺其自然，正宗固然要守，变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有变异，有生命力的可得以延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一时之兴（比如葡萄酒兑雪碧，如今已鲜见），更不用理会。又或者，退一步来说，就当那不是葡萄酒或茶，而是一种以葡萄酒或茶为原料制作的饮料又如何？


　　顺便再开个玩笑，法国人对中国人用干杯的方式喝葡萄酒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人这样喝，可让他们多卖出多少葡萄酒。


　　中国人对西方人喝茶加奶加糖，似乎心态开放许多，从来没有什么批评，有的人还欣然接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上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钱钟书就学会了红茶加牛奶，并且，他们喝的红茶，还是英国的茶叶品牌立顿（Lipton）的。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早餐总是钱钟书做的，而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戒不掉的嗜好。


　　忽然想到，对事物的开放、包容、适应、顺其自然，不也正是瑞典人所说的Lagom精神的元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