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柏林墙倒塌给后世的启示

华盛顿人

　　佐利克：30年前，柏林墙倒塌。不到1年后，两德统一。30年后，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外交中汲取有益教训。


　　2019年11月5日 05:46 世界银行前行长 罗伯特•佐利克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1989年11月9日晚，来自东德的柏林人推倒把他们与西德分隔了28年的柏林墙，涌入西柏林。不到1年后，两德统一，欧洲的冷战和平结束。30年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1989至1990年的外交中汲取有益教训。


　　德国人民推动了这些历史事件，西德领导人巧妙地引导了两德统一。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即老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策划了支持性的国际政策，在此过程中与苏联、英国、法国、波兰、北约(Nato)和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合作。


　　那个时代的美国外交既有历史视野，也有战略眼光。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但美国当初优先关注的是德国。从17世纪至1871年，“德国问题”指的是位于欧洲中部的许多德意志小邦国受到外部列强操纵的危险。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这个问题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因为欧洲要对付地处其心脏位置的强大的德国。20世纪，世界与德国爆发了两场血腥战争，然后在冷战的40年里，敌对的东德和两德在分裂的欧洲的前线对峙。


　　从1947年起，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安全架构下的西德民主政体崛起及其经济复苏。1989年，老布什和贝克强调，美国将信守协助实现民主统一的承诺。他们还通过支持在北约和欧盟(EU)前身框架下的两德统一，安抚了德国的焦虑邻国，无论是在东面还是西面。


　　美国还希望避免“凡尔赛条约式的胜利”。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对于德国，美国没有进行未来世代可能会憎恨的区别对待。对于苏联，美国提供了合理的安全、边界、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贝克创建了“2+4”进程，由两个德国和四个二战强国谈判达成一个最终和解方案；美方还指引了补充谈判，涉及常规部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CSCE)的变化，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种外交使战略与对第一线现实的务实感觉相匹配。东德和西德的德国人已经创造了统一的动力，若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美国人和西德人利用这种压力迫使其他国家做出他们不愿做出的决定。


　　我记得在1989年12月，即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我来到东德波茨坦(Potsdam)的圣尼古拉斯教堂(Nikolaikirche)，会晤有勇气的路德会领袖们，他们曾让教堂成为政治异见人士的安全场所。在讨论他们的期望时，牧师们谈到了有关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第三条道路”(Der Dritte Weg)的含糊想法。我们问起教堂的会众。牧师们回答道，“噢，他们想要的是他们在西德电视上看到的东西！”这个回答很有启发意义。两德统一的实质将是西德接管东德，而不是平起平坐的合并。


　　外交还需要掌握好时机。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带来了新的挑战。同年12月，关键合作伙伴、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卸任。次年苏联解体。1989至1990年的外交需要迅速、而非鲁莽的行动。这一经历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冲动行为和“业余”交易撮合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缺乏计划、程序和历史知识。他贬低盟友，对其他民主国家不屑一顾；他抛弃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的行为向世界警示了他的不可靠。


　　处理朝鲜和伊朗等问题的外交官也可以受益于回顾那段历史经验。狭隘地关注核武器和制裁将导致僵局或不可持续的协议。相反，谈判必须涵盖补充性的主题，就像美国在1989年所做的那样。军队、建立信任、经济前景和人权都必须在地区背景下加以考虑，并且让其他有兴趣的强国参与进来。


　　在老布什和贝克努力让冷战落下帷幕时，他们着眼于未来。他们预计，德国——由于其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将在未来的欧洲发挥决定性作用。美国希望奠定与统一的德国（在北约和欧盟内部）建立未来伙伴关系的基础。30年后，如果华盛顿方面无视美国、德国和欧盟之间日益加剧的疏远与不和，那将是愚蠢的。


　　反过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需要一种新的凝聚力和战略目标，才能不至于沦为被中国和俄罗斯重塑的欧亚大陆的附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