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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经济重启应力避全能主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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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 21:00: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翁一: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社会危机,民众期待和呼唤大政府,但大政府决不等于全能主义政府,不能落入全能主义陷阱。



  2020年4月2日 16:09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翁一 为FT中文网撰稿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开启21世纪20年代的会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人类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截至3月底,新冠疫情已由最初的中、韩、伊、意四国蔓延至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尤以欧洲和美国为严重。至此,以欧美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遭受重创,二战以来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随之宕机,各国纷纷关闭国门以应对来势汹汹的病毒。


  作为疫情最早爆发地的中国,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举国“封锁”式管控之后,暂时得到了控制,但风险依然存在,外部输入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的隐患巨大,不排除疫情二次爆发的可能。不过,相对于全球其它地区,中国已具初步具备复工复产的条件,经济全面重启箭在弦上。


  关于经济如何重启,学界和坊间纷纷发声,各种政策建议不绝于耳。其中,相当一部分声音虽有具体差异,但有一个共性,即置身高空、俯视大地、指点江山。他们的主张并非基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伸张,而是试图绕过这些基本原则,给经济活动做出人为排序,凸显某些行业的优先性,又自以为是地抑制某些行业。市场经济对他们而言,好比是由一个中央大脑发出指令,层层传导,最终渗透至基层毛细血管。在他们眼里,经济活动存在一个总开关,可以人为开启或者关闭。部分民众也随之认为,经济重启理应由政府主导乃至大包大揽,个体和企业只要配合政府即可。一篇名为《未到经济全面启动经济时》的文章提出,现阶段全面启动经济是逆水行舟,事倍功半。并煞有介事地给出民生托底,全力抓紧农产品、食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优先启动服务业三建议。舆论为之热捧。细究起来,此种“建言献策”式经济重启建议,所抱持的是一种全能主义视角,只见政府宏观调控,不见个体和企业的微观自主。对此,中国人对此应无比熟悉,且有史可稽。


  在笔者看来,上述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没有搞清楚市场经济的本质。人类之所以产生经济行为,是为了消除不适、获得满足。而真实世界的残酷之处在于,面对人类无止境的需求,资源是极度稀缺的。于是,人类经济行为可以表述为克服资源稀缺性的问题。克服稀缺性的关键,则在于认清人类自身的无知,无论是利用资源,还是挖掘资源,都是一个从无知到知(有限)的过程,即知识问题。这与全知全能的“完备知识”假设扞格不入,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完备知识”假设是不可行的。


  由于人类是无知的,所以在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上只具备有限能力。因此,无知必然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排除。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突破无知、发现有用的知识,从而得以存在和繁衍。可见,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首先犯了知识僭越的错误,非但不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还妄称了解实际上不可知的事物,因而是在冒着风险提供不恰当的建议。


  其次,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违背了市场过程与知识分工理论。我们知道,星星点点的、有用的知识散步于人类共同体中。这星星点点的知识经过人的评价后被揉进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发挥无数个体在上述知识体系中把握具体知识的能力。个体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所能发现的他人的知识来达到其自设目标。虽然在获取和评价新信息并将其并入知识体系时,只具备有限的能力、资源和时间,但通过这一过程,还是能够发现更有用的知识。而市场过程就是无数个体将无数知识通过价格协调机制进行试错和配对,以应对时刻处于变化的各种情势,进而达到动态均衡的状态。概言之: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是在有限信息的范围内做出决策并通过试错来学习;市场过程亦可以描述为一个连续试错的过程。


  市场过程是建立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之上。关于市场经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只被分散的无数个体所掌握,也只有身处特定时空、深谙具体情势的当事者或现场中的人,才能够进行决策。因此,存在市场经济的地方,必然有知识分工。


  显然,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对以变化为特征的市场过程和知识分工持否定态度,不信任个体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试错尝试,以会当凌绝顶的姿态藐视一切个体的行动。事实恰与全能主义主张的相反,基于个体的自发行动总是能够导致资源相对有效的分配,尽管没有某个中央大脑做出计划,但它却像依据一个单一计划(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做出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奥妙所在,亦被哈耶克隐喻为“社会心灵”问题。


  进一步言之,哈耶克所言之“社会心灵”问题,不是经济领域中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核心问题,社会领域乃是同样通过非设计而是自发形成的制度和惯例加以协调的。


  最后,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搞错了市场经济的主体。无需赘言,市场经济的主体一定不是某个秉持全能主义理念的中央大脑,而是无数作为需求端的个体消费者和作为供给端的企业家。尤其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重启势在必行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家的作用更为重要。毋庸置疑,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正是企业家群体为追寻利润而抓住变化,进而与消费者一起合力构建起奔流不息的市场过程。在发现有用的知识、调配资本、劳力、技术和原材料,并由此创造出不断增长的产出这些活动上,企业家精神是必须的。


  对于企业家来讲,如何发挥企业家精神,实仰赖于制度。什么是好的制度?大卫•休谟认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的错误在于,试图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家的作用,却不在夯实制度层面尽己之力,进行鼓与呼。


  综上所述,经济重启之全能主义其本质就是中央计划经济在这个时代的变种。政府这个市场以外的组织如何能够掌握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信息(知识问题),政府如何能够确切知道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价格(知识)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的产品“出清”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


  当然,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社会危机,民众期待和呼唤大政府,甚至呼吁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政府决不等于全能主义政府。危机时刻,民众让渡特定权利,授权政府全面干预社会,实行紧急状态,属例外授权和“战时机制”,且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危机过后,经济社会秩序亟待全面恢复,民众对于大政府的依赖可能会有惯性,政府也跃跃欲试。此时,知识分子群体便有义务帮助政府和民众抵制这种诱惑,如若不然,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形下,大政府极有可能让整个社会落入全能主义陷阱,并最终通往奴役之路。


  疫情过后,摆在政府面前的经济重启之路有两个选项:选项一是由政府主导来刺激经济、拉动经济;选项二是政府给予市场和社会更多空间和自发能力,依靠个体和企业的力量逐步恢复经济社会活力。


  答案不言自明。


一直被朋友称为小博士。其实就是书读得多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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