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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州古城建城歷史的研究與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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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19 由 光明網 發表于文化

  □蘇州市吳文化研究會


  蘇州古城始建於春秋吳闔閭元年(公元前514年),為春秋時期吳國都城,後世亦稱作「闔閭大城」。春秋時吳王闔閭授命伍子胥設計並建城的故事在吳中大地家喻戶曉,歷代相關文獻記載也非常清晰。2500多年來,蘇州古城雖歷經滄桑,但依然坐落在原來的城址上,城市格局基本完整,城市風貌依然保存。然而,近年來,由於學術觀點的不同和某些遺址的考古發掘,引發了對蘇州古城始建年代和所在位置的爭議(置疑蘇州古城始建年代的有「漢城說」和「夫差城說」,置疑蘇州古城地望的有「木瀆城說」和「無錫闔閭城說」)。尤其在一些網絡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影響甚廣,社會反響很大。我們認為:關於蘇州古城始建年代的爭議,涉及到蘇州歷史的淵源,涉及到蘇州文化的根基,更涉及到蘇州古城的歷史地位,也勢必影響國人對蘇州古城的文化認同。我們吳文化研究會以尊重科學、探究史實為出發點,組織有關專家、學者,遵循國學大師、考古學者王國維提出的「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並重的二重證據法」,對蘇州古城的始建年代和地理位置等問題,徵集論文,開展研討,作了學術性的研究與思考,經梳理和歸納,作以下綜述。


  一、歷代文獻為蘇州建城史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一)關於建城年代考析


  東漢的《越絕書》與《吳越春秋》是吳地歷史重要的參考史籍。《越絕書》(約公元50年)記載:「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這是歷史上關於闔閭大城的最早記載。隨後《吳越春秋》(約公元60-70年)記述:「闔閭元年」,「欲興霸成王」的闔閭聽從伍子胥建言,授命伍子胥築城,「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書中詳細地記述了闔閭大城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所築大城的形制格局等等。兩書依據了前代史書,又收集了大量古史傳說,雖表述詳略不同,許多方面卻與今天吳地的考古所得相合。尤其是比照宋代《平江圖》及今天蘇州古城的平面布局,無論是城池規模,還是形制格局,上述兩書的記載與今天的歷史遺存幾乎是可以重合的,這在世界建城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由此可印證,今天的蘇州城與公元前514年伍子胥所建的闔閭大城在時空上的關聯性。


  西漢《史記》是史學家公認最為嚴謹的正史。司馬遷在《史記・春申君列傳》中記述:「(春申君黃歇)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司馬遷的這一記載,證實了越滅吳之後,春申君在吳國都城舊址上建城的歷史,清楚地交待了吳國都城與春申君都邑之間的關聯。司馬遷記述的這種關聯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再次出現:「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大都會也。」這段歷史演繹中所說到的「吳」,即吳地蘇州古城之謂,「江東一大都會」無疑是繁榮於秦漢時的古代蘇州(時為郡治所在),也即春秋、戰國、漢代三個王者在不同時期統治過的同一地方。司馬遷兩次關於吳國史事的記載,從釋疑蘇州城始建年代的角度講,可以說是為蘇州建城史填補了極重要的一筆。


  《史記正義》是注釋《史記》地名的權威著作。正因為《史記》提供了吳國都城歷史可因循的線索,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為《史記・春申君列傳》作解時毫無疑義地註明:「闔閭,今蘇州也」。此外,張守節還根據唐代蘇州內城河的實際情況,緊接前句作了「大內北瀆四縱五橫至今猶存」的加注。這一記述的意義在於,讓後人了解到源於春秋、經歷代改造延至唐代的「四縱五橫」內城河歷史,也給至今蘇州城仍保留的「三橫四直」主幹河道的歷史淵源作了印證。此外,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對吳國徙都和築城的史事也有非常清楚的解釋:「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從上述列舉的部分文獻中就可以看到,蘇州古城始建於春秋時期。歷代文獻的記載是一脈相承的,並且是可以互為印證的。


  (二)關於蘇州古城地理位置的考析


  文獻資料中涉及吳國都城地理位置的,僅《越絕書》一書中的就有20餘處。其中記載的「闔閭冢,在閶門外,名虎丘」,古今地望完全吻合。其次,文中所記述的閶、巫、蛇、婁、胥、齊、平等城門,除了歷史上早已閉塞或更名的外,在今天的蘇州城都能找到對應的名稱和位置;同時,文中所記城門外的水道陸路、山嶺湖泊,其中一些古地名今天仍能查考,並能對應方位和距離。


  如書中所記「吳古故陸道」:「出胥明(門),奏(走)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胥門今位於城西;「高頸」即今高景山,在白馬澗東面;「猶山」古稱卑猶,又稱秦餘杭山,今陽山一部分。即使從現在的蘇州城西向太湖出發,仍可證明此吳故陸道在當時是合乎情理的。


  又如所記「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平門今位於城北,「巢湖」即今相城區北橋鎮漕湖,「梅亭」即今無錫梅村,「大江」指長江,「廣陵」即今揚州。根據水路的這一走向,今天的蘇州城顯然就是昔日闔閭大城的所在。


  蘇州前身是闔閭大城,也一直被古代的地理學家所肯定。南宋王象之所纂地理總志《輿地紀勝》記述:「吳王闔閭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興伯名於諸侯,築大小城都之,今之州(蘇州)城是也。」另一部我國地理權威著作《水經注》載有「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嶺山」,即今獅子山。此外,《漢書・地理志》載:「會稽郡吳,故國。具區澤(太湖)在西,南江(吳江、吳淞江)在南,東入海。」這些記載都為春秋吳國都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據。諸如此類的著作不勝枚舉。當然,歷史上也曾有過認為吳國都城在蘇州西部的說法,宋代民間就曾有過吳國古都在靈岩山館娃宮旁之說。宋代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作了考證並予以澄清:「而流俗或傳吳之古都在館娃宮側,非也。娃宮胥台,乃離宮別館耳。」


  蘇州傳世最早的地方志唐《吳地記》,以及之後歷代志書,都進一步系統記述了蘇州的沿革,對蘇州前身是闔閭大城的史實加以了肯定。如唐《吳地記》記載:「地名甄,水名通波,城號闔閭,台曰姑蘇,壤千里,是號全吳」,「城,作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其城南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七縣八門,皆通水陸」;宋《吳郡志》載:「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元《無錫縣誌》載:「闔閭大城在姑蘇,小城在州(無錫)西北富安鄉閭岡。其地邊湖,其城猶在,至今其處土人有城裡城外之稱」。


  歷史文獻是前人記載歷史、反映歷史的實錄,是後人了解歷史、認識歷史的依據。歷史文獻起到了傳遞歷史信息、延續歷史脈絡的重要作用,一部中華文明史大都依靠歷史文獻的積累而得以傳承光大。對歷史文獻持真誠敬畏之心,是正確對待歷史文化的重要基礎。縱然,由於當時客觀條件和諸多因素,歷史文獻也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應該看到中華傳統歷史文獻總體的嚴謹性、真實性、可信性和權威性是中華歷史文化的基本特點。在蘇州古城的歷史問題上,我們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輕易草率簡單地推翻經過千百年沉澱形成的歷史共識。對於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績要綜合分析,相互印證,要進行系統的研究,科學的考辨,不能魯莽從事,輕易否定。草率顛覆歷史文獻就有可能引發系統性的文化混亂。


  二、考古成果為蘇州建城歷史提供了相互支撐的印證


  現在有觀點認為,豐富的歷史文獻是蘇州建城史強有力的證明,而古城考古缺少重大發現是蘇州文化的遺憾。確實,新中國成立以來,蘇州考古和文物發掘雖有大量的發現,但是,相對歷史文化底蘊如此深厚的古城而言,我們的考古工作還遠遠不足,古城考古應該繼續深入,但不能忽視和否認以往古城的考古成果。


  (一)關於先秦遺址的考古發現


  1957年,南京博物院在平門城牆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發現有先秦城牆遺址。考古報告將平門遺址、靈岩山苗圃遺址與越城遺址上層,一併歸屬以幾何型印紋硬陶為代表的遺址,年代約為春秋戰國時期。一生謹慎的南博著名考古學家羅宗真是這次考古報告的執筆者,他當時認為:「如文獻記載說兩地為春秋時代的越城及平門屬實的話,則下層為新石器時代,上層為春秋末期無疑。」(南京博物院:《蘇州市和吳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961年第3期)。後經考古發掘證明,越城遺址上層的年代為西周至春秋時期(南京博物院:《江蘇越城遺址的發掘》《考古》1982年第5期)。由此,當年發現的平門遺址,應該是吳都闔閭城的城基。2013年,蘇州有關專家向羅宗真先生再次求證時,雖已時隔50多年,但他對當年報告的結論仍保持認同。


  2005年,在平四路垃圾中轉站建設工程中,發現漢代城牆迭壓戰國時期的黃土層,後經進一步發掘,發現黃土層下有夯窩現象。報告稱:「蘇州古城據文獻記載具有2500年的歷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據,這次漢代城牆下壓的有大片層疊夯窩的春秋戰國時期夯土層的發現,非常重要。」(《蘇州文物考古新發現》)


  另據市文保所資料,2011年,在閶門北碼頭城牆考古發掘中,發現戰國時期堆積層和許多漢代至戰國時期文物;在相門至耦園段古城牆考古發掘中,發現古城牆殘基,表明為戰國時期堆積層,出土包括東周原始碗片等大量文物。2013年,在婁門段城牆建設項目考古發掘中,根據出土的黑陶盆、灰陶缽、灰陶雙耳罐等遺物,判斷城牆年代晚於戰國或相當於戰國;在齊門城牆建設項目考古調查中,出土原始瓷、印紋硬陶等戰國遺物。


  (二)關於春秋戰國時期文物的出土


  蘇州新中國成立後在古城內出土了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如1975年,在葑門程橋出土春秋戰國青銅器共19件。其中青銅劍經鑑定,與湖北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相同。1977年,在西北街新蘇絲織廠出土青銅鼎等55件青銅器,年代相當於春秋後期或春秋戰國之際。


  我市已獲得的考古發現和出土文物,證明了蘇州古城存在先秦時期的遺址和遺物,也支持和印證了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尤其是城牆考古發掘表明,所發現的春秋或戰國古城牆遺址,分布在平、閶、相、婁地段,其中戰國遺址與文物居多,這就支撐了司馬遷關於戰國春申君在吳國都城廢墟上重建都邑的記載。


  根據考古發現,可以證明蘇州古城不僅有先秦城牆遺址,並且形成了東、西、北方位彼此呼應的關係。這就證明,蘇州都城不是漢代才有,早在春秋戰國已經存在。而且,在諸多歷史文獻中,我們亦未發現蘇州古城漢代始建的記載。關於木瀆春秋晚期大型古城遺址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無論是形制還是規格,與歷史文獻記載的闔閭大城尚有諸多不相符合之處,有待進一步考證。木瀆城的考古發現只能說明蘇州西部存在著可觀的先秦遺址,在目前情況下,任何輕易的肯定與否定,都將與事無補。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所說:「今天不要急於解決木瀆古城的歷史性質問題,先好好保護起來。」至於面積僅2.94平方公里的無錫闔閭城遺址,國家文物部門所公布的十大考古新發現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單均為「闔閭城」,與位於蘇州的吳都闔閭大城不是同一概念,這在無錫歷代志書的記載中也可得到印證。


  三、蘇州建城歷史得到了當今史學家的充分肯定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對蘇州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留有《蘇州史志筆記》。1947年,他在社會教育學院作《蘇州的歷史和文化》演講時說:「蘇州在春秋吳國建都時,已漸漸取得南方文化中心的地位,迄今二千數百年來,承繼不絕,可謂根深蒂固……」1953年,他應邀至蘇州工專作《中國古代城市》的學術演講時說:「蘇州是歷史遺蹟最多的地方,蘇州城是吳王闔閭時伍子胥所造,至今已是二千四百多年歷史,是全中國最古的一座城池……現在的蘇州公園,從前是吳王的宮,古代叫高平里,我小時從言橋至王廢基,還要上高坡,後來才爬平了。」


  我國當代許多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也各在著述中表示了對蘇州城始建年代和地理位置的認同。例如,中國歷史學界的重要學者范文瀾,在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有「壽夢死後,長子諸樊遷都吳」的記述。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中表述:「吳國的國都姑蘇。」由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等均在今「蘇州」的位置上標有「吳」字。


  1981年,時任中顧委委員的吳亮平與教育家匡亞明來蘇州調研,他們在《古老美麗的蘇州園林名勝亟待搶救》的調研報告中指出:「古城蘇州系春秋吳王闔閭時建成,距今二千四百九十餘年,留有異常豐富的文物古蹟,是名聞遐邇的文化古城。」吳老直接寫信將調研報告呈送給胡耀邦同志。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先後在吳亮平的信上作出了保護蘇州古城的重要批示。鄧小平批示:「採取有效措施,予以保護。」1983年,鄧小平在蘇州視察時作了進一步的指示:「要保護好這座古城,不要破壞古城風貌,否則,它的優勢也就消失了。」


  1986年,蘇州舉辦「建城2500年紀念活動」,中外有關專家學者雲集蘇州古城,多次進行學術研討,對於蘇州古城建於2500多年前的歷史未有疑義。專家們認為,蘇州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之一。史學家取向的一致性,來自於他們對研究的認知,這也是佐證蘇州古城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


  四、蘇州古城歷史價值的國家認同


  1982年,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文物事業局、國家城市建設總局,聯合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保護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的請示》,國務院國發(1982)26號文批轉,蘇州成為我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關於蘇州古城的定義是:「春秋時為吳國都城,隋、唐為蘇州治所,宋代為平江府。歷來是商業手工業繁盛的江南水鄉城市,與杭州市齊名,並稱『蘇杭』。保存著許多著名的古代園林,集中了我國宋、元、明、清建造的園林藝術精華。」


  1986年,國務院在《關於蘇州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確認:「蘇州是我國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和風景旅遊城市,建城已有2500多年歷史。」


  今年6月,隨著大運河申遺成功,大運河蘇州古城段的4條河道和7個遺產點段同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申遺文本中,對蘇州建城歷史有明確的表述:「公元前514年,伍子胥主持建築闔閭城(即今蘇州城),設水、陸城門各八,外有護城河包圍,內有水道相連,水門溝通內外河流。」大運河申遺成功,不僅進一步擴大了蘇州古城的國際影響,也再次體現了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和世遺組織對蘇州歷史的肯定。


  鑒於以上四個方面的綜述,我們認為,在目前沒有新的文獻資料或新的重大考古發現之前,尤其是國家沒有改變認同的情況下,應尊重歷史,敬畏古城,維護蘇州古城始建於春秋時代闔閭年間的歷史地位,絕不能輕率否定蘇州建城2500多年的歷史。


一直被朋友称为小博士。其实就是书读得多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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