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可能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位中国人—汤飞凡

疯疯颠颠

沙眼衣原体还称沙眼病毒，现在被归入衣原体一大类。沙眼与鹦鹉热病毒列在教科书的大型病毒一章，它们可以通过滤器。当年的农村人几乎人人患沙眼，成为失明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但一直没有把沙眼病毒分离出来。直到我上微生物学课的前三四年，才由汤飞凡分离出来了，并立即得到公认。

曾经可能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位中国人——汤飞凡

（文/祖述宪）

正在修改《青蒿素的幸运——纵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发现》一文时，我突然想起汤飞凡先生——一位曾经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于是立即写下这篇文章。

如今的中国人包括医学界，甚至微生物学界，知道汤飞凡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已经很少很少了。他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长。他不幸逝世已经快六十年了。

在1949年建政以前，我国疫病流行猖獗，卫生事业也很落后。正是由于这种情况，20世纪以后西方有关学者不断前来考察研究，中国的许多年轻的志士仁人也投身于这项事业，前往西方留学、研究，使大学和卫生实验所或卫生事务所一类的防疫机构造就和储备了相当一批的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专家，他们多是名校出身、留学英美获得学位、学识丰厚、学有专攻、精明强干的人。在建政后短短的十多年里，我国的卫生事业顺利推进，预防事业和医学教育不断发展，生物制品（包括疫苗等）的研究和大规模制造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然与他们这批人的组织领导和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当年医科院病毒学研究所的黄祯祥和朱既明、寄生虫病研究所何琦，医科院的魏曦诸位先生以及我的老师苏德隆教授，当然包括这里要说的汤飞凡先生。

（显微镜下的沙眼衣原体）

50年代后期我在学习微生物学时，沙眼衣原体还称沙眼病毒，现在被归入衣原体一大类。记得沙眼与鹦鹉热病毒列在教科书的大型病毒一章，它们可以通过滤器。当年的农村人几乎人人患沙眼，成为失明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但一直没有把沙眼病毒分离出来。直到我上微生物学课的前三四年，才由汤飞凡分离出来了，并立即得到公认。为什么别的研究者没有分离出来，却被他分离出来了呢？就是他在处理感染标本时加以改进或者说创新。做过病毒实验室工作的人都知道，从检材中分离病毒必需加入抗生素，杀灭其中的杂菌，否则导致接种的细胞或鸡胚失败。沙眼病毒是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培养的，检材中加入青、链霉素是常规的做法。临床上治疗沙眼用氯霉素或磺胺药眼药水，青霉素治疗是无效的，人们没有想到加入的青霉素会起作用。而汤飞凡分离成功正是因为去掉了青霉素，才使病毒生长繁殖，产生病变的。汤飞凡改进方法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经过，是陈仁溥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后我还去图书馆查了《病毒学报》或《中华医学杂志》，仔细阅读了那篇文章。

可是不幸得很，在我知道这个故事不久，就听说汤飞凡先生自杀了。“反右派补课”，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宁死不屈，令人扼腕叹息！

为什么说汤飞凡先生这项工作可能会得诺奖呢？当然前提是汤飞凡没有死，诺奖是不授予逝者的。

首先是沙眼致盲是当年世界性的重大健康问题，记得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都有专家进行病毒分离的研究，但未能解决，汤先生另辟蹊径成功了。诺奖主要颁发给基础性研究，一般人可能认为药物治疗、疫苗预防功劳很大，应当得奖，但贡献至大如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都没有得诺奖，而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者却因他们采取的分离病毒的方法获奖，美国病毒学家和儿科医生恩德斯博士在获奖致辞时说，他的细胞培养成功成功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受到了黄祯祥博士对马脑炎病毒研究经验的启发。一般来说，病毒分离出来了，疫苗就迎刃而解了。自1901年颁诺奖以来，重要病原及其传播的发现共获奖12项，而药物尽管不断推陈出新，对人类期望寿命的延长，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授予药物治疗的却只有6项，而且不止一次出现偏差；（我的另一篇文章中将有提及）疫苗没有得过奖。二战那个时期及以后的二十多年，除非常寒冷的地区以外，疟疾几乎波及全球，包括我国在内很多地区猖獗流行，不像现在主要局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等热带地区。由于疟原虫生活史复杂，因此治疗药物繁多。老的奎宁不说，当年也发明了不少治疗疟疾的各种灵丹妙药，有些至今在用。其首要者如氯喹自40年代始统治疟疾治疗数十年，当年的风光比今日的青蒿素更胜一筹，价值更大，都没有得过诺奖。正是由于氯喹的广泛应用才使恶性疟原虫产生了耐药性。病原体是有生命的活物，人类用药物治疗感染，病原体也会垂死挣扎，生存压力会选择出来一批批耐药的“壮士”——耐药株，所以抗菌、抗病毒和抗虫，乃至抗癌症的药物，耐药性是其宿命，只不过是产生得早晚快慢、程度轻重而已。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5国已经出现了对青蒿素有耐药性的恶性疟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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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病原体的发现，其意义在当年或今天与其他获奖项目相比决不在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外国的一个国际眼科（疾病）防治组织（？）就找上门来，授予汤飞凡和张晓楼二位先生以金质奖章。这是因为张晓楼医师是当时以眼科为主的同仁医院院长（？），也是提供病人标本的合作者，文革期间出版的一期对外宣传的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发现沙眼病原体的文章，由于汤飞凡已经逝世（那时的政治肯定称他“自绝于人民”，划入另册。），于是该文作者变成了张晓楼医师（当然不对），还附有他自己做实验的眼部照片，所以产生了影响。理所当然，沙眼病原体分离成功的荣誉应当属于汤飞凡先生。

（汤飞凡1897.7.23——1958.9.30）
我在讲授有关课程时不止一次向学生或听众讲过汤飞凡先生发现沙眼衣原体的故事，每次也使我想起教我微生物学的陈仁溥老师。他当时大学毕业才五六年，好像已是讲师。他戴一副眼镜，讲课语句沉稳，简明扼要，富有启发性。大课他好像只讲了一部分，实验课全是由他指导的，我的微生物学知识和技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一生受用。后来重庆医学院成立，他被派去支援。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书遇到许多优秀的教师，他们激发了我读书求知和做事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我仍然历历在目，我非常感谢他们。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期。

写这篇文章花了三个多小时，完全凭记忆写出来的，所以可能存在不准确或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荣退教授）

华盛顿人

一个有巨大贡献的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