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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 扫帚与玫瑰之外: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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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7 16:4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茉莉:我以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2020年7月27日 15:31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2020年注定成为瑞典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一个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的北欧小国,其医学研究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却突然被从东方飞来的小小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作为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瑞典在陷入冠状病毒的灾难中,选择了一个符合自己国情的宽松防疫策略:不封锁。没有强制和宵禁,政府主要提出一些防疫建议,让每个公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然而,疫情造成惨重后果,瑞典的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率远高于邻国。到笔者完稿时,瑞典共有78763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共死亡5676人。在死者中80%有基础疾病,67%是80岁以上的老人。


  由于在抗疫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选择,这个欧洲边缘小国便成了世界注目和议论不休的对象。瑞典成语“ris och ros”(扫帚和玫瑰),即批评和赞扬,都一起从世界各地飞来。


  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扫帚玫瑰都不能切中要领。对此,瑞典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解释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近一二十年来,瑞典比他国多接收了几十万中东非洲难民,而某些外国出生的老人死亡率远比本地人要高。


  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善意。为保护弱势群体,瑞典的政府官员、司法界和新闻界大都有不成文的规矩:遇事不提当事人所属的族群。但是,科学认识却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例如,瑞典学者发现严重感染冠状病毒的男性多于女性,认识到男性睾丸激素的免疫系统较弱,因此考虑使用抗前列腺癌药物治疗。


  那么,为了更有效地救助人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勇于承认这个问题:由于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原因,某些族裔在冠状病毒面前更脆弱。


  目前瑞典疫情已艰难地走下高原,我因此整理心情,参考了包括《医疗报》在内的多家瑞典媒体报道,写作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这个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雾里看花不真切,“扫帚玫瑰”不靠谱


  瑞典人是个沉默而自信的民族。面对东西方蜂拥而来的批评、质疑或赞扬,例如中国《环球时报》指责瑞典是“抗疫黑洞”,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瑞典抗疫从抨击到羡慕的变化态度,瑞典政府大都听之任之,沉静以对不予评论。大多数瑞典人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尊重科学,一直支持政府宽松的抗疫策略,也善于自我批评和反省。


  在笔者看来,外界向瑞典挥送的诸多“扫帚和玫瑰”,大都是雾里看花。那么,究竟有哪些批评和赞扬是不靠谱的呢?


  第一,指责瑞典为了保护经济搞“群体免疫”,这与事实不符。


  瑞典政府坚决否认本国采取的是“群体免疫”策略。这是因为,“群体免疫”是敞开大门引入病毒,而瑞典虽未严格封城,但却采取了不少措施抵御病毒。作为依赖一个进出口的小型经济体,瑞典当然希望开放以保护经济,但从未把经济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之所以要采取宽松抗疫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瑞典宪法对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没有授予政府行使紧急状态的权力,直到疫情中期,议会才快速通过一个给政府的临时授权。此外,政府还要全面考虑社会代价,例如,弱势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顾,幼儿园、学校开放可提供免费早餐午餐。还担心人们宅家时间长,会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风险。


  第二,指责瑞典缴械投降,不顾百姓死活放弃检测。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完全不理解我们当时的困境。


  和所有突陷疫情的国家一样,瑞典一开始也有一个检测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进行大规模检测。为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崩溃,大医院不得己只收治重症病人,让轻症病人在家庭医生帮助下自我隔离并治愈。后来大医院的压力减轻,政府便大量拨款用于全民检测。


  至于瑞典比他国更高的死亡率,这涉及到各国统计方法的不同。瑞典把所有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死亡者都统计进去,不论死者生前是否住院,也不论其死亡主因是否属其它疾病。而其他一些国家不太统计死于家中、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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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27 16:51: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寒冬开梅 于 2020-7-27 16:53 编辑

  第三,赞扬瑞典的抗疫战略说代表世界战略方向,这个褒奖有点过份。

  德国一位公共卫生专家曾称赞说:“瑞典是一个榜样。”世界卫生组织(WTO)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博士也曾夸奖说:“瑞典代表着一个未来的模式。”

  然而赞赏者没有看到,瑞典独特的文化条件和公民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他国难以仿效的。例如,地广人稀,多树林绿地,住房相对宽裕;社会有信任感,人们愿听政府建议,不需强制隔离。同时,瑞典有强大的医疗系统,有全民医保,人民的体质也比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更健康。

  既然瑞典的条件如此特殊,把瑞典策略当作世界未来的抗疫模式,这就不太对了。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的实验表明:隔离和关闭学校、工作场所等举措,对减少冠状病例是有效的。

  无论有多少扫帚和玫瑰,瑞典人宠辱不惊。按照瑞典当局的自我评价,在抗疫方面,瑞典应算是世界中等水平。当然,抗疫之路漫长,现在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最近有报道说,斯德哥尔摩地区已有相当比例的人获得了免疫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瑞典就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对付疫情下一波。

  “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

  面对严重的疫情,在多个在野党的要求下,瑞典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冠状检查委员会”,以全面检讨抗疫过程,追查责任,并评估政府的所有措施,进行国际比较。这个调查追责机构由法律专家Mats Melin领衔,邀请医学、产业等各界人士参加。瑞典的问责制度一直具有完全的透明度。

  回顾自今年3月初开始的疫情,瑞典政府有很多懊悔与失误。例如,当时几万人从意大利和奥地利滑雪回来,政府只要求有症状的人隔离,后来才发现有些病人无症状感染。又如,冷战结束后,瑞典清空了大部分国防紧急库存,如粮食、石油、药品和医疗设备。当瘟疫突袭时,瑞典不缺科技“高大上”,却缺少一些“低小下”的东西,如口罩、防护服和消毒液之类。这些物质的匮乏导致医院和老人院的内部感染。

  更没想到的是,即使隔离了老人,仍有很多人被感染。因为瑞典是国家养老,上门照顾老人生活的护理工往往要跑多家服务。护理工在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穿行,因受卫生训练不足又缺防护用品,这就造成老人居所严重的交叉感染。

  在笔者看来,过分信任WHO,也是导致瑞典疫情严重的一个原因。例如,瑞典人真信了WHO所说的,与某些发生疫情的国家断航不必要。这就耽误了初期抗疫的时机。

  在政府组织委员会全面检讨追责之时,瑞典《快报》也向几十位医学研究人员做了问卷调查:“自从冠状病毒在这里出现以来,您认为瑞典犯了什么错误?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瑞典做得正确的一件事是: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封城”将其公民软禁。至于政府所犯的各方面错误,研究者指出准备不足,缺少防护装备,大规模测试少,资源匮乏,没及时隔离风险人群,无法保护老人等等。这些缺陷与其他国家的问题有共同性。

  那么,瑞典还有什么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原因吗?公共卫生署的发言人安德斯•特涅尔在回答“为何瑞典被感染人数多于其他北欧国家”的问题时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即一些老人居所的病毒传播。”

  特涅尔没有特指哪个族群的老人居所。我在阅读其他瑞典媒体时发现,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索马里移民居住区,当时就有400余人被感染。

  近十几年来瑞典接受的约二三十万难民,大都来自一些战乱贫困国家,他们经历过很多苦难,很多人饱受身心摧残。虽然瑞典善待难民尽力照顾,但难民们来到瑞典后大都群居在某些城市郊区,由于语言文化不同,与主流社会有隔膜,这就导致他们在病毒面前更为脆弱。

  发现:被感染者很多出生在其他国家

  到4月中旬,瑞典疫情显著恶化,媒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移民区高发病率的报道。

  瑞典《晚报》(Aftonbladet)于4月14日发表文章:《生于索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人更容易感染Covid-19》。文章引用公共卫生局的资料指出:在索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国出生的人中,被感染的人数明显过多。早在3月疫情初期,就有医生警告说,斯德哥尔摩地区15例死亡中有6例是在索马里出生者。

  按照斯德哥尔摩人染疫的平均值,在索马里出生者染疫的比例高出了7倍,土耳其出生者高出了5.1倍,伊拉克出生者高出了2.9倍。斯德哥尔摩地区共有人囗238万。从3月13日到4月7日总计确诊3144人,其中在索马里等八国出生者为1258人,占比40%.。这八国除上述三国之外,还有芬兰、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伊朗和前南斯拉夫。

  到6月29日,瑞典《医疗报》(Lakartidningen)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根据出生国家,2020年春季的死亡率差异很大》。这项研究旨在调查2020年春季在不同国家出生的瑞典居民,其死亡率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运用了理论模型分析预测各地区的感染率,阐明在疫情发生时,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其死亡率有着超常的不平等现象。

  该报告将2020年5月与2016-2019年的5月相比较,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中年(40-64岁)和老年(65岁及以上)以难民身份到瑞典的移民,在2020年5月的超额死亡率为220%。而出生于瑞典、欧盟、北欧以及北美的居民,今年5月老年人的超额死亡率为19%,而中年人的超额死亡率为-1%。

  由此看出,来自索马里等发展中国家的中老年移民,其染疫率比瑞典本土和来自欧美发达地区的移民要高出十几二十倍。

  移民区高死亡率原因:已知的和未知的

  最初发现某些移民区成了病毒高发区时,瑞典公共卫生署就说:“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信息,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关注这些群体上。”

  首先发现的一个失误是,公共卫生署关于传染性冠状病毒的信息大都是瑞典语,没有翻译成各种移民母语。大多数移民会说瑞典语,但一些新来者和老人却没学会。于是,公共卫生署的护理指南很快以11种不同的语言提供信息,到处张贴广告。

  为了帮助一些不能阅读母语文字的移民,医疗中心在移民区设置宣传点,用阿拉伯语和索马里语等各种语言口耳相传。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渠道,他们还邀请了说母语的说唱歌手,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有关病毒信息。

  最具平等意识的瑞典政府很快就重视了移民区的特殊疫情,但是,光沟通语言传播信息远远不够,各老人居所传出来的消息仍然很糟糕。有人说这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例如,斯德哥尔摩某些移民区每万人的死亡人数是市中心富人区的三倍。

  如果与美国等其他国家比较,实行高福利制度的瑞典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穷人。移民及其老人在瑞典都能享受全民医疗,社会福利包括生活津贴、住房津贴和儿童津贴等各种补助,这就保障了每个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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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27 16: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在看了很多事实报道之后,原本不认为疫情有贫富因素的笔者还是必须承认:染疫率、死亡率的高低与社会贫富差异有极大关系。即使是在世界最讲平等的国家,笔者所居住的斯德哥尔摩还是贫富社区两重天。

  例如,一些从阿尔卑斯山滑雪回来的旅行者,被认为是带回了病毒的富人。他们回瑞典后,只有少数有症状的人需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大多数人挺过来没事。这是因为他们享有较为宽敞的住房,空气新鲜的庭园,其职业能够在家里上班,卫生条件更好。而那些把他们从机场接回家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移民,他们忙着开车挣钱没去做测试,即使被感染,家里也没有隔离的条件。

  据媒体调查,来自索马里和叙利亚的移民往往从事服务行业、护理和运输行业。从事这些低技能的接触性职业的人,没有办法远程上班,其家庭往往是多代同堂,居住拥挤,必须坐集体交通工具上班。这就导致他们成为高风险人群。

  上述一些社会原因都是人们可以认识到的,但瑞典移民的高染疫率可能还有一个未知的原因:族裔血统。对此,瑞典医学专家尚未做出专业研究。哥德堡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雅各布森(Kristina Jakobsson)曾在媒体上谈到关于移民区超死亡率的差异,她要求人们有勇气谈这个问题,但也只强调社会因素,说:“这不是关于种族,而是涉及到移民的生活条件。”

  瑞典专家没有提及的“族裔血统”因素,法国《世界报》于5月19日报道了英国方面的有关研究。由牛津大学、利兹大学、英国国家重症监护中心、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合作的一个名为“开启安全”(Opensafely)的项目,根据海量数据研究证明:排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肥胖症等加剧病情的危险因素后,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死亡风险还是比白人高60%-70%。

  关于族裔和染疾的关系,有待于更多的科学研究。一些族群染疫率偏高,可能有着体质、习惯、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

  疫情损失惨重,良善国家的价值观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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