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基金会北京首代谈中美关系这是一个伤感和遗憾的时期

寒冬开梅

　　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在《i听粉》音频节目中说，他们一直鼓励并资助智库以拓宽中美对话和交流的渠道，中美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终有一天会峰回路转。






　　2020年8月3日 23:49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林匯棟，实习编辑 徐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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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i听粉》音频节目。


　　我先来讲个小故事。


　　那是1960年的冬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1年，但台湾海峡对岸依然沿用着民国纪元，正处于“民国50年代”。


　　这一时期有个特点，美国的经济出现繁荣，盟友台湾岛自然也受益不少。但是，两岸实际上仍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以至于已经两次连任的蒋介石，在这一年第三次继续出任“总统”。


　　可是，也不过才五六年时间，台湾就开始考虑放弃反攻大陆计划，内战阴云暂时消散，给民生发展和历史反思提供了契机。


　　正是这一时期，在诸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的推动下，美国的学者们开始想要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文明古远的国家，何以就这样轻易地被马列主义征服？他们决心深入研究，寻找答案。


　　但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已经身处竹幕背后，他们只能选择帮助台湾学术界开展更多相关研究。原北大校长胡适此时还在担任中研院院长，其实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身份。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把很大一部分关切放在了近代史研究所身上。


　　他亲自牵头，与美国方面一拍即合，在1962年成功申请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资助，第一期是15.3万美元，第二期是26.8万美元。


　　尽管胡适已经因为心脏问题住进台大医院，但他还在为这笔资助的问题而费心周旋，因为小小的近史所拿了这笔有专门用途的“巨资”，让其他学者眼红，很多问题也一涌而出，反而闹出了一场资金分配风波，导致时任近史所所长郭廷以三次向胡适请辞。


　　我讲这个小故事，是想表明，美国想了解中国、想和中国沟通的愿望，那时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非盈利组织，可以很好地在两国之间架起桥梁。


　　今年7月，本已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贸易战打击的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延伸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被迫搬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也被关闭。有摩擦不可怕，人们最担心的正是两国没有足够的交流。


　　近期，我们采访了刚才提到的、这家历史上有名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Elizabeth Knup)。她谈了福特基金会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也谈了他们应对当下疫情的举措。


　　福特基金会刚刚超售发行了一种社会债券，以求帮助那些受到新冠疫情打击的美国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艺术组织、学术研究机构等。她表示，在中国，正在考虑超出上述范围的资助可能性，以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国非营利机构不要倒下。


　　“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我们希望通过募集社会债券的方式，来拯救那些在疫情中遭受重创的机构，维持他们的生计。”高倩倩说。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高倩倩


　　她是原英国培生集团(Pearson)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2013年加入福特基金会。与许多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一样，高倩倩像往年一样圣诞节回美国度假，计划在春节后重新返回北京。不过这次，疫情突如其来，旅行禁令接踵而至，高倩倩没能回到中国，而是留在纽约继续关注着新冠疫情的影响。


　　于是就在今年6月，福特基金会携手美国其他四大基金会，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从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分别为30年期债券和50年期债券，总募资额为10亿美元。


　　这是公益基金首次用于资助公益机构的公开募集，而且必须在18个月内花完，因为这只债券有别于传统，属于“社会债券”，旨在增强正面社会效益，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贡献力量。高倩倩预计，今年三四季度时将开始支出。


　　近几年来，福特基金会大力推动“影响力投资”，以此改革公益慈善系统，号召资本力量加大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债券的发行，无疑是践行“影响力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式。


　　中国人对福特并不陌生。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由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及其子埃德塞尔·福特(Edsel Ford)拿出部分股票和资产作为基金池建立而成。1950年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分开，在一个独立理事会的管理下运作，从此再没有接受过任何捐助。


　　与类似的中国机构不同，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投资所得，目前已达到110亿至130亿美元的规模。依照美国法律，基金会每年会将5%的捐助款项用于慈善，如今已经在全球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设立了办事处。


　　从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开始，福特基金会便积极地在中国寻找合作机会。终于在1988年，成立了中国办事处。30年间，福特基金会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变化，出资支持了多个中美大学相互研究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经济、法律、环境保护及国际关系问题。截至2016年，福特基金会对华资助总额超过4.38亿美元。


　　如今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福特基金会也在逐步调整策略，在“一带一路”中寻求机会，加强中国在海外“影响力投资”的效应。作为根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福特基金会自然格外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


　　下面是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接受FT中文网采访的编辑实录（含音频），以飨读者。


　　林匯棟：先来说说福特基金会此次疫情期间发行的社会债券吧，好像很特别，目的是什么？


　　高倩倩：我们认为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许多经济体都在新冠疫情中遭受重创。像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人文艺术机构这些依靠公司、组织及个人捐款运营的机构，在社会筹资环境严峻的时期，它们受到疫情的冲击更加巨大。我们相信维持这些组织的运营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发行这只债券，旨在增强这些机构的复原能力，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渡过难关，直到全球经济复苏。


　　林匯棟：在增强中国NGO的抵抗力这种过程中，这只债券有哪些特别关注的领域吗？


　　高倩倩：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谈谈美国，因为这只债券筹集的10亿美元，使我们未来两年可用于资助的金额得以翻倍。这10亿美元的70%将用于美国境内，剩下的30%则分给我们在全球的其他10个代表处。我们以美国为例，像博物馆、百老汇剧院、卡耐基音乐厅、林肯中心这些主要的艺术机构，其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及基金会筹款，以及收取的服务费用，现在因为它们无法正常营业，因此也就无法募集到资金。因此，为了能够使它们生存下去，我们将对这些机构提供三年、四年或是五年长期资助。这些资助将尽其所需，包括用于发放薪水、或存下一到两年的银行储备等。很多人认为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在未来一两年中将更加严峻。目前的（经济）情况确实很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得更糟，因此这些机构需要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美国，我们设有这笔社会债券的专项基金，用于人文艺术组织、博物馆、剧院、歌舞团等。因此，这只社会债券主要用于这些依靠筹款、目前难以维持生计的机构。


　　林匯棟：你觉得这只债券有别于其他类型债券（如绿色债券）的地方是什么？


　　高倩倩：这只债券最独一无二之处在于，起码在美国，这是一家慈善基金会首次进入债券市场，为项目资助募集资金。基金会在债券市场上的募资通常用于资本项目，比如建大楼或进行建筑装修，而项目资助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基金会本金的收益，而非通过债券募集。这就是这只社会债券的独特之处。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首先，我们拥有120亿美元规模的本金，但在市场如此动荡的情况下，贸然从基金会本金中拨取资金是非常不明智的，而根据基金会的章程，福特基金会要永远存在下去，我们有责任保证本金的安全。其次，目前利率极低，福特基金会又享有极高的信用评级，因此可以以比较好的利率发行债券。我们将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偿付债券，这笔金额或小于我们将本金用于投资所得。


　　林匯棟：现在这只债券的买家都是谁？


　　高倩倩：我们有约114个买家，据我所知，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作为一只社会债券，它受到很多社会影响力投资者的青睐。


　　林匯棟： 至于中方合作伙伴，福特基金会将以何种衡量标准做选择？


　　高倩倩：在中国，我们正在评估筛选受资助方，它们所开展的工作要与疫情相关，它们或者受疫情影响 ，经济受损，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生存下来；它们或者从事有关疫情的研究分析，帮助中国政府出台更加公平公正的恢复政策；或者也可能是其它与疫情相关的卫生健康问题。我们的各个办事处将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来灵活制定资助计划。


　　林匯棟：你们是如何来平衡发行社会债券的社会效益与市场价值的？


　　高倩倩：这个问题非常好。一方面我们的资金来源于一个创造不平等的体系（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的使命是致力于通过项目资助消除不平等，所以二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索的问题。美国法律规定，每年我们必须将资产的5%用于社会公益，而我们的会长常说，“那剩下的95%呢？”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本金更加有益于社会？所以除社会债券外，我们还从本金中拿出10亿美金用于“影响力投资”，并愿意为了社会效益（影响力）而降低市场回报。本金的其余部分我们将百分百用于市场投资，毕竟我们也需要资金来维持基金会的运行。同时，作为一个较为强大的基金会，我们一直努力发挥引领性的作用，带领其他的基金会及资本市场在投资时关注社会影响力，让资本主义更好地造福更多人。


　　林匯棟：在当前疫情下，世界正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可以称之为“有趣”，但没有人想生活在其中。就中美关系而言，脱钩正在从假设逐渐变成现实，你对此作何评价？


　　高倩倩：现在的中美关系可能是近几十年——甚至自1979年以来最低谷的时期，不仅充满挑战，而且暗含危险。对于像我这种一生致力于架构中美关系桥梁并认为小有成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伤感与遗憾的时期。很多人可能会问，福特基金会将会做些什么来加强中美关系呢？我们在中国和美国都资助了相关智库，这些智库的研究人员不断探讨和研究如何改善中美关系，如何为双方政府出谋划策，商讨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来促进关系发展。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全球问题不止是新冠疫情，还有像气候变化这种需要多国携手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处于一个如此糟糕的境地，那就再好不过了。


　　林匯棟：就像你说的，无论是在之前还是现今的岗位，你都在构筑中美之间的桥梁，这也是福特基金会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听说福特基金会曾经资助胡适在台湾大学的研究，来分析为何中国内战的结果完全出乎美国方面的意料。福特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帮助美国了解中国，那么它在如今的中美关系中又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高倩倩：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之前，我们就开始在美国资助中国研究，帮助美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我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坚定地在促进双方理解。目前我们也有几个计划：第一，资助双方的对话交流，二轨或者1.5轨对话。现在两国政府的对话可能并不积极，但是二轨对话可以通过双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来加强对话和交流。这种交流最好是面对面的，但在如今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来实现。我们鼓励并支持智库来开放对话交流的渠道，比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再者，我们也在考虑是否有其他民间交流方式来维持两国之间的联系；最后，我们也在探讨与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主管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开展合作，推动两国的民间交流。同时，我们也在思索中美关系的未来，如果我们没有达成所谓的共识，将会形成怎样的局面？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框架会是什么？两国的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终有一天会峰回路转，那一天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当中国和美国都成为两个强国，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又有怎样的运行机制？目前我们也在支持智库研究这些问题。


　　林匯棟：这段时间，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新闻令很多人感到震惊，有人甚至开始担心战争是否会出现。福特基金会如何应对对目前及未来双方的信任危机？还有些阴谋论说法会认为基金会可能作为外国在华活动机构，对此，你有什么回应？


　　高倩倩：福特基金会是完全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任何一方政府，因为我们很幸运有自己的本金，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因此足够独立。其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非常惧怕中国，当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同。即便那时我们就坚定地要学习更多、理解更多，而并非评判哪个国家更好。我们关注的是大家共同生存的世界，并致力于促进各方的理解，找寻一个适用多方的方案。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原则一向是中立、独立和多元，尊重并聆听各方的意见，求同存异。因此，在这样的时刻，福特基金会不会对类似休斯顿领馆事件发表评论。但我们想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福特基金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中国跟所有我们设有办事处的国家都有联系，所以不仅仅是美国，让秘鲁、印度等地的人们了解中国也非常重要，我们希望通过提供资助，架设沟通桥梁来实现这一目标。福特基金会不会有任何党派或非党派的观点，也不涉足美国政治。


　　林匯棟：另外，中国也在努力探索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投资，你对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如何评价？


　　高倩倩：我认为这非常激动人心。事实上，中国是绿色债券投资的领军者，而绿色债券就是一种关注环境领域的影响力投资。我们期待影响力投资模型可以使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当地产生更好的影响，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创新且潜力无穷。这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互相学习的过程，基金会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平台为这样的学习和创新提供资助，使创新成果向全世界传播。


　　林匯棟： 我们知道福特基金会花了很长的时间致力于法律、经济、国际关系及环境保护的发展，在未来，福特基金会是否会在中国涉足其他的领域？


　　高倩倩：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重点关注中国国内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涉足的项目都是源于中国、施于中国。今天，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和社会，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发展经验。我们想与致力于走出去的中国的合作伙伴加强联系，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使他们的投资，以及他们在非洲、印尼、秘鲁、巴西等国家的活动产生更好的影响，借助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办事处，我们还将增进中国的合作伙伴与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我们想要在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架起桥梁，以确保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尽可能公平、公正和积极。


　　林匯棟：悲观看法认为，未来几年内世界将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动，世界整体的捐赠额会大幅减少，其他资金来源可能也会受到影响，福特基金会将如何面临这种挑战？


　　高倩倩：我们非常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的本金可能会亏损，如果股市下跌的话。实际上，目前股市并没有大幅下跌，但也存在这种可能。因此，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进行财务规划，以确保我们可以继续资助项目，并且可以继续雇用我们的员工，这是第一点，我们制定了大量的内部计划来应对各种可能性。至于我们如何通过项目资助来回应世界变化，我们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就做出了快速的反应，首先，我们非常迅速地为一线医疗工作者提供一些紧急救济。其次，在美国，受打击最严重的人是前线工人、饭店员工及失业者，我们联合其他基金会设立不同基金为他们提供生计支持。新冠疫情的确是一个重大危机，但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快速反应、付诸行动、实现承诺的机会，来保障人们的生存权益。


　　林匯棟：谢谢您接受我采访。


　　高倩倩：非常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