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小辣辣

作者﹕老七 ∕ 《独立评论》论坛﹐2009年6月4日 　　六四血案 20 周年了，海内外各界人士对六四事件内幕真相，纷纷纭纭地讲了 20 年了，尤其是海外那些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都各自从各自的经历角度出发，写了许多回忆录，以一个“吃著沾满六四人血馒头”绿卡者而心怀负债感的我，这 20 年来六四这两个字始终触及著我内心的痛。拜托过去老毛教导下养成了的好习惯“多思”，老七一直对此文题目有著耿耿于怀的探索，可纵观海内外 20 年来，除了看见著名学者也是六四参与者的陈小雅在 1993 年时有所提及之外，几乎没有谁对此问题有所触及，不仅如此，相反的是，整个海外民运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赵紫阳进行了“歌功颂德”式的赞美之词，越是这样，越是让老七耿耿于怀，因为多思的习惯以及近 20 年来海内外发生的种种事实，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不对，全部真相不可能就是这些“歌功颂德”者们所说的那样。下面把支持我这个感觉的一些事实与分析铺陈出来，“抛砖引玉”，供读者们思考。 　　一，胡耀邦被倒台的经过（载于2009年1月15日博讯网的阮铭回忆文章） 　　(1)﹑那次学运避免了流血（笔者注：指 1986 年底），是由于胡耀邦采取了最后措施。那时邓小平说：“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1987 元旦公安部门抓了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晚学生又冒大雪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放人；公安部门迅速释放被捕学生，把游行的学生也用卡车送回学校，使事态得以和平结束。胡耀邦做完这最后一件事，第二天（一月二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辞职。 　　(2)﹑1987 年 1 月 4 日星期天，邓小平召集了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等五人到他家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要胡耀邦下台，并决定由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问题； 　　(3)﹑1987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生活会”上，赵紫阳的发言虽不长，但最尖锐。他说：“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 　　赵紫阳又说到 1984 年他给邓小平写的一封信，希望邓小平和陈云健在时，认真解决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赵紫阳说，“当时就已感觉到，胡耀邦不遵守纪律，等到格局一变，小平、陈云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就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紫阳的话厉害在哪里？在一般人眼中，胡耀邦为人直率，不弄权谋。照李先念的说法：“耀邦可是个阳人啊。”但按赵紫阳的说法，胡耀邦是别有用心，对人宽容，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形象，是在积累实力，图谋将来老人不在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自由行动。那不就是做独裁者吗？那时赵紫阳就只有辞职了。这种说法最能打动老人猜忌之心，也最让胡耀邦伤透了心。那天（一月十五日）开完会，胡耀邦走出会场，坐倒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4)﹑第二天，1987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这就是说，“生活会”已批斗结束，政治局无需再讨论，政治局委员们跟著老人（如主持“生活会”的薄一波，不是政治局委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举手通过胡耀邦辞职下台的《公报》就是。所谓“公报”，就是宣布“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当天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告。

新鲜人

胡耀邦太忠厚，赵紫阳不甘心有人垂廉听政。想扳倒邓小平。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以失败而告终。

华盛顿人

有不少内幕消息，不知可靠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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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2 年底，民运中有建议提出，海外民运应该实现大联合；此一建议得到了严家琪的高度肯定，随著王若望老先生正好也流亡出来了，于是乎，好像也十分顺理成章地到了“水到渠成”的大联合时机了，王若望老先生更是兴致勃勃去四处游走，更特别的是在台湾得到了三民主义大同盟的大力支持王若望来整合整个海外民运组织，直接给了 4 万美元现金予王若望，并答应另外 8 万美元在美国划账，这 12 万美元用于支持在华盛顿召开的民联民阵大联合会议；

　　王若望已经去世好些年了，也该可以“下棺定论”了吧，前些日子我转贴了王老生前一篇反驳严家琪的文章，读者不妨参考一下，看看这些智囊人物是怎样黑著地操纵开这个会，就明白这个赵紫阳的智囊是怎样对待王若望的了，当然，之所以要这样对付王若望，就是因为王若望不屈服于他们对万润南那样的所为，坚持联合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对付大家共同的敌人；而王若望这样的坚持，自然不是陈一谘严家琪们心目中的目标的，那就怎么样呢？即使要一改“谦谦君子”的形象，都只能毫不留情地将王若望扫地出门！那时候我也明白了，说到底，陈一谘严家琪们，起码在华盛顿会议之前，所作所为都只有一个目标：夺取海外民运组织的控制权，以此来作为自己今后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筹码！可惜唉，海外民运中那么多人，已经不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学生娃子们呢，也正如王若望所说的，个个都是“小毛泽东”样的人物，这些全都不是省油的灯，也就打破了智囊们的如意算盘了，加上 1993 年华盛顿会议的“私生子”徐邦泰，没多久就“身败名裂”，他们玩尽黑手段给华盛顿会议弄来的那个澳洲假代表韦祖良，如今是个什么货色呢──悉尼和统会副会长；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海外智囊们的气数也尽于此了。

　　（来自澳洲新快报2009年6月10日的报道）：
　　悉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人员名单
　　永久名誉会长：钱启国 馀俊武
　　会长：王然
　　执行会长：张军
　　名誉会长：赵燕升，杨汉勇，高鹏，陈中和，任传功，李耀全，姜勇，肖学新
　　副会长：张洪民，吴先辉，洪淳，韦祖良，……（后面的不列，照片没法贴上这里）

　　20 年过去了，可有看见这几个智囊敢坦言他们当年做了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吗？尤其是怎样“指导”学生们的壮举，对这些事情有所反思吗？严家琪曾经含糊其辞地提及过他与他太太在 6 月 3 日晚上到了广场，参加“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他发表了演说，之后他“本来不想离开的，可高皋劝他早点走，于是就离开广场了”。据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说，开学典礼是在晚上 10 时正式开始，张伯笠致辞之后，名誉校长严家琪激励人心的演讲结束后（这演讲全文我看过，确实是鼓舞士气，激励人心的），也快 11 时了，难道部队戒严令何时清场连严家琪都不知道？还是他生怕广场上的学生都撤离了？ 这些恐怕都是他没法谈得清楚的了！无论如何，这些智囊们天生就有民主素养？天生就懂得民主自由？我看不，他们鼓吹的只是“新权威主义”，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权威的“赵紫阳政府”而已！我一直都不相信也不愿意说，这些智囊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赵紫阳本人的意思，记得好多年前有报道称，有一位赵紫阳身边的人士出访欧洲时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有哪天赵紫阳恢复自由的话，他首先饶不了的就是海外那几个自称智囊的家夥”，这话我可信呢！

　　（注：有关此话题的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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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上午，就在北京市委召集处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人，以及体改所正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赵紫阳当前的情况和关于戒严的绝密消息，并决定就当前形势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5 月 19 日会议的成果，是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该声明的全文是：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一﹑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二﹑事态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严重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三﹑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行，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四﹑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至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五﹑为此，
　　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六。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1989年5月19日下午 4 时（封按：已知戒严）

　　如果上述的记载是确实的话，老七认为，赵紫阳的幕僚与智囊们像陈一谘、严家琪等人物肯定是对学生领袖核心人物，不停地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指引教导，出谋划策，当然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学生运动引向他们所希望看见的局面，当然他们这些目标也确实达到了不少；

　　五﹑ 6 月 3 日晚部队执行戒严令开枪镇压之前

　　1﹑老七记得，根据柴玲逃出海外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讲过的（大意，1993 年胡平也曾经向我证实他也记得有这么回事）：本来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决定在 6 月 3 日傍晚撤离的，可在傍晚时有人向我转达了赵紫阳的话，赵的意思是，希望学生坚持到天亮，只要坚持到天亮，事情就有希望。于是我们就不撤了……”；如果柴玲所说的是事实，那么这个“传话人”必定是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确实是柴玲坚信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人；第二确实是柴玲已经认识了的而且熟悉的人；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传话人”？ 得靠柴玲是否愿意说了，真有其人的话， 那此廝可谓够“心狠手辣”的呀！

　　2﹑6 月 3 日晚上 10 时正，“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在天安门正式举行，校长张伯笠致开幕词后，名誉校长严家琪亲临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其中一句是“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 此话给那些尚不知道军队立即就要强行执行戒严命令的“民主大学学生们”留下了极其不详的阴影，而且在严家琪演讲刚结束，镇压的枪声就响起来了！

　　3﹑根据“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的回忆（在天安门上的广播站与指挥车那里）：当时有一个重要人物，一直在广播车。他也告诉我关于戒严的问题。当时的复食就针对戒严，让你没有借口戒严。当时有几个知识分子在身边就给我们充当秘书，反正你要起草什么，立刻就给你拿出来。我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始终是不图名不图利，一直在那儿，连一个通告都要由他们来写。当时我们的复食宣言中有重要的一条是说﹕19 日淩晨赵紫阳总书记到广场看望了同学。我们的复食表面上没有针对戒严，因为我们假装不知道戒严，但是我们复食是跟赵紫阳到广场上来有关系。

　　老七所引用的都是当年一些参与者的回忆或者不全面的记述，只能是这部分参与者从个人的角度，观点立场上反映出来的讯息而已，即使是其本人最客观的记述，也只能是反映出部分的真相，当然更不等于就是确确实实的“全部真相”。老七根据这些当事人的部分记述，来谈及个人的看法，说到底，正如丁子霖所说的：“难属要求的是全部真相”， 在 20 年后的今天，老七始终认为，六四血案，留给有思想的中国人，无论想为六四翻血案翻案的也好，为六四血案推卸责任的也罢，以及只为讨回一个公道的各种人等，都远远还没有到划上一个句号的时候呢！



　　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5)

　　作者﹕老七 ∕ 《独立评论》论坛﹐2009年6月24日

　　纵观赵紫阳《改革历程》也好，其他崇敬者们的愤愤不平也罢，无非是对赵紫阳倒台过程中的非法程序不满而已，说真的，拿中共的党章和国法来看，都是非法的！这点，老七毫无异议；

　　可话又得说回来了，老七纳闷了些日子：在胡耀邦被倒台时，赵紫阳何尝拿出党章国法来说过倒胡的程序合法与否呢？难道那时候的赵紫阳就不知道要用党章国法来合法一下吗？其二，以老七的眼光看，通常而言，权力来自哪里，哪里也可以收回这个权力！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我们先不管中共是如何获取国家的权力的，既然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罢，他们的位置是老邓等八元老给才坐得上去的，那么只要这八元老决定收回他们的位置，自然也是可以的，反正这是中共的家规；这种玩法对与不对，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所以，要拿别的规矩来议论他们上台下台的程序合法与否，自然还是得拿中共自己的家规来说话嘛！总不能说，倒胡可以，倒赵就不行呀！总之，无论是胡下赵上，赵下江上，都是共产党的家规又或者特色决定的，弄别人下台的时候，连你都不讲党章国法，一旦到要你下台了，才记得讲党章国法，怎么上台时又不讲党章国法了呢？没道理嘛！

　　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些逃出了海外的赵紫阳智囊们，到了海外之后，又干了些什么事呢？

　　就著六四受难者的血迹未干之际，陈一谘严家琪等在短短三个月内，就连同了逃出来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体制外的万润南等一起在法国巴黎宣告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严家琪“当选”为民阵总部第一届主席，并且迅速在世界各国成立了民阵的各个分部，成为了仅次于民联的另外一个强大的海外民运组织；在随后一年的运作中，主席严家琪，理事陈一谘与体制外的万润南秘书长已经陷入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团团矛盾之中；

　　到了第二年的 1990 年 10 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民阵二大会议，在这次换届大会上，尽管严家琪已经宣布了不再继续参与竞选，可是想尽办法从民联那里借调了一员干将徐邦泰出马，再配调一只也号称赵紫阳智囊的朱嘉明作为徐邦泰的副主席，一起与万润南竞争民阵主席的位置，总之就是不能让万润南当选，尽管在这次的“民主选举”之前，双方也有许多许多的明争暗斗小动作，可毕竟还算得上是君子之争，结果还是体制外的万润南当选了民阵总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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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场景：

　　队伍在观瞻上超过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条长安街，缓缓向前推进，极壮观。我和赵瑜一左一右走在《5.16 声明》旁。赵瑜手持电喇叭……因为队伍太宽，围观市民甚众，我们的行进速度颇慢。有时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纠察奋力开道；有时中外记者冲进来，对《5.16 声明》和队伍前列拍照；有时候在路边的某单位连人带旗呼啦啦挤开纠察队，扑入大队……此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天安门广场几无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队伍在绝食圈外摆正，开个简短的会，……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5.16 声明》，手持扩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边鼓噪呐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们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扩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往远方……根据包遵信历史学家的回忆，当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奇观。其时的情景也颇为狼狈，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讲话者附近的人加以转述，人们也很难听清楚说了些什么。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围，并不是绝食学生。不过，好歹总算是将《5.16 声明》象征性的发表了。

　　(2)﹑关于知识界的 5.17 宣言

　　当“5.15 知识界大游行”正式介入学生运动，加上“5.16 声明”出台之后，整个广场上的舆论导向，矛头已经是明确地直指“倒邓保赵”上走了，于是接著知识界在 5 月 17 日又立即发表如下的“5.17 宣言”：

　　从 5 月 13 日下午 2 时起，三千馀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 100 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 700 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 100 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 4.26 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根据 17 个流亡学生“回顾与反思”中张伯笠的如下回忆摘录：

　　还有一个遗漏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我们绝食影响非常大，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在 16 日晚上到了广播站，当时就我和郭海峰在，我们两人接待的。当时严家其说“邓小平辞职了，学生们你们非常伟大﹗”。（封从德插﹕是他亲口说的吗﹖）亲口说的。我们就感到非常振奋。说邓小平他妈辞啦，这赵紫阳就胜了。当时是我和郭海峰在，郭海峰从监狱里出来我们可以核实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说﹕“严先生，您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他说绝对准确。这在当时带来了判断性的失误，对我以后在绝食团的所做所为影响很大。 (64memo反贪倡廉 / 89)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 5.17 宣言的问题。5.16 声明发表完了后，5.17 严家其把宣言送到广场，当时我、赵瑜、郑义都在，让我们签字。赵瑜跟韩志红他们就签了字，但是我说我要看原件。为什么﹖5.16 声明完了，又出来 5.17 宣言，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原件拿来后我一看，说我不能签名。为什么呢﹖上面提到了打倒独裁者。当时我就拒绝签字，我说这个 5.17 宣言不代表全体知识分子的观点。我们刚发表 5.16 声明，那是代表知识分子观点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赵紫阳到广场那天的事情。我跟李录，还有郑旭光当时在。我们赶紧跑到车子那边，可是他已经走了。很失望。走了以后，一个学生送给我们一个稿子，然后被抢丢了，以后通过回忆，然后写的。我和郑义就赶紧开始起草。起草的时候写出了一个口号“邓、李、杨反革命集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推翻了赵紫阳总书记。”是 5 月 20 日的上午。这个在广播车上绝对有，这个原稿现在还在。我就补充这个重要事实。

　　3﹑关于陈一谘召集的三所一会在 5 月 19 日下午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老七分析实际上赵紫阳下台的命运在 5 月 16 日晚就已经确定了，他在 19 日淩晨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举动，只不过是向世人显示他与老邓和政治局公开翻脸，这也注定了赵紫阳在六四后的下场。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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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到戴晴那儿去。戴晴她也很著急这事，她说﹕“我早就说过，4.27 游行已经是你们能取得的最大胜利。再要闹的话，一定会倒退 20 年。”这是她反复说的。在 5 月 4 日到 5 月 12 日之间，我们曾经鼓励各校尽可能地请各个学者到本校去开讲座。人大在 800 人的大教室，远志明、戴晴他们都去讲过。戴晴上去就讲“大学生是最伟大的。”所以我想请她去劝阻绝食。她当时就到处打电话，找人找不到，李佗他们当天晚上在起草五‧一六声明。最后衹找到一个严家其，严家其不来。我非常惊讶。她说，“我在那儿等著，明明就是快跟严家其来了，可严家其不肯来，不肯来劝学生。”

　　……知识分子到广场是我去请的。至少一半当时在场的知识分子都出到海外了，包括严家其、苏炜他们都出来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但是我很奇怪，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写详细的情况。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体会相距太远，他们觉得我们能够争取到第二天报纸的一个版面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天大的成功了。但是学生完全体会不到这样一点进步对于中国的意义。学生这个情绪、这个要求，说实在我都体会不到，我都急得要死。我去他们那个会，我说，“情况非常急。阎明复已经讲了，现在球已经到了学生手里，完全是看学生怎么表态了”。接著这些人就都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有人说“晓康，你马上起草。”严家其一直在那不说话。最后戴晴说﹕“家其，你也说话啊。”“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我说﹕“好，你要劝得动政府那好啊。”因为所有的人一个本能的感觉是觉得对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主要重点应该是劝学生。这严家其是第一个说要劝政府的。我对严家其的印象太深了。

　　(三)﹑关于三所一会的“5.16”声明，和知识界的“5.17”宣言

　　(1)﹑ 5 月 16 日黄昏，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电视直播的机会，公开了老邓还是中共大掌柜的秘密后，当晚，赵的智囊陈一谘立即召开了“三所一会”的会议，发表了著名的“5.16”声明，但是实际上的操作早在 5 月 12 日的“红庙会议”上决定了，请参看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记述包遵信的回忆：

　　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中，是这样描述的︰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 5 月 15 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5.16 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 5 月 12 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据说，开始是 5 月 9 日，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 5 月 12 日的会议。5 月 12 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 40 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5.16 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 5 月 15 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其意见，严将其定名为《5.16 声明》。其他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

　　在 5 月 15 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郑义回忆，他和赵瑜也私下决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坚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 14 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当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 2 时 30 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的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5.16 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 20 人一排，两旁有各界青年自动组织的纠察队，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60 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生和职工。有的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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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 5 月 15 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5.16 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 5 月 12 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据说，开始是 5 月 9 日，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 5 月 12 日的会议。5 月 12 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 40 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5.16 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 5 月 15 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其意见，严将其定名为《5.16 六声明》。其他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

　　在 5 月 15 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郑义回忆，他和赵瑜也私下决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坚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 14 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当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 2 时 30 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的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5.16 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 20 人一排，两旁有各界青年自动组织的纠察队，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60 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生和职工。有的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郑义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场景：

　　队伍在观瞻上超过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条长安街，缓缓向前推进，极壮观。我和赵瑜一左一右走在《5.16 声明》旁。赵瑜手持电喇叭……因为队伍太宽，围观市民甚众，我们的行进速度颇慢。有时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纠察奋力开道；有时中外记者冲进来，对《5.16 声明》和队伍前列拍照；有时候在路边的某单位连人带旗呼啦啦挤开纠察队，扑入大队……此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天安门广场几无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队伍在绝食圈外摆正，开个简短的会，……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5.16 声明》，手持扩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边鼓噪呐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们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扩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往远方……根据包遵信历史学家的回忆，当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奇观。其时的情景也颇为狼狈，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讲话者附近的人加以转述，人们也很难听清楚说了些什么。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围，并不是绝食学生。不过，好歹总算是将《5.16 声明》象征性的发表了。

　　(二)﹑关于学生绝食问题，根据 17 个流亡学生“回顾与反思”如下一些摘录：

　　沈彤：在 5 月 5 日、5 月 6 日连续几天里面，各校代表出现的都是比较理性的代表，而且口才比较好，所以这个发展的情况比较好。我的自我感觉，对话代表团的会议和高联比要有秩序得多，而且从来没出现过领导层的问题，一直是我跟项小吉召集会议。因为我觉得北大的代表很弱，我自己也觉得我不能胜任对话代表这个职责，我衹是对组织工作感兴趣，所以才到对话代表团的核心中间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要求北大直选对话代表。但组织了二次都没成功。同时因为我在筹委会的时候跟校方有一些接触，就是接触到北大团委以及一些青年教师，其中包括几方面的人，赵紫阳的这批人，还有象吴稼祥、张炳九这些人，就是新权威的这批人。在一些人的促成下，包括团委系统的一些人，北大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智囊团，以 9 个在北大校园比较有名的青年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一直在 29 楼，每天一到二次给我提一些建议。这个所谓智囊团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跟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派接触，希望在正式的公开对话之前有私下的预先接触。当时的目标主要是阎明复，阎明复因为身体的关系，几次
　
　　封从德﹕北大筹委会的智囊团，你知道有几个﹖我的印象是其中有一个是在理论信息部里面，他们不愿公开名字，这个智囊团是否和你曾经提到的有九个青年教师每天晚上在你们宿舍给你们提供建议的那个智囊团是同一个。

     沈彤﹕我提到的不是北大智囊团，是北大的给对话代表团的智囊团。但是当时熊焱在 12 日晚上对我说他参加绝食了，要退出对话代表团，所以主要是我在张乃武和其他几个人的按排之下跟这 9 个青年教师每天见面，这个情况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实际上这 9 个人说穿了是直接给我提建议的。他们因为这个活动有两个人被捕了。

　　写《人民日报》历史功过》的这位和他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早在 4 月 24 日就提出过具体的、有计划的运动形式，最激烈的就是绝食，而且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方案。

　　另外一个关于绝食的，就是 4 月 29 日开希和王丹个人在香格里拉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几家大的新闻社，主要是英国、加拿大一些新闻社的一些记者和我直接提出来，应该要利用 5 月 15 日戈尔巴乔夫的来访，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因为当时将会有将近三千的外国大记者在北京……

。

　　王超华：5 月 11 日下午有过北高联一个常委会，在这个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上面已经说了，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

小辣辣

　四﹑5 月份知识界全面卷入，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

　　(一)﹑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述：

　　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4.26 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并提出学运是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概念。5 月 4 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提出这一看法，并要求为“4.26 社论”承担责任，再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也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党内高层没有获得多数〔甚至秘密的〕赞同意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 (六四档案 / 2004)

　　5 月 3 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五四讲话”〕，5 月 4 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 22 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的讲话〔简称“亚行”讲话〕，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这一矛盾。

　　五四讲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官方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权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秘书之一胡绳起草的，稿件也经过政治局和杨尚昆事先传阅，所以说，不可能容赵紫阳有太多的“出格”发挥的馀地。应该与“擅自行动”及“分裂党中央”无涉。但是，在传阅中有一个插曲︰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均提出，应在文章中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补充后，给杨尚昆过目。杨尚昆拿著修改过的稿件亲自找赵谈过。但是，参加了五四纪念大会的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眼睁睁地看著赵紫阳照原稿念过，并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问题……。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知识界与学生运动向来有著血肉的联系。这次也不例外，自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以来，它就密切关注著学潮的发展，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积极干预。下面，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动的轨迹：

　　4 月 17 日，当天安门广场出现第一个由大学生送来的花圈时，中国人民大学贴出了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名义写的《几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建议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并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二是号召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三是要求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从这个《建议》可以看出，除第一条有现实操纵意义外，其馀的均可看作一种政治观点的公开表露。虽然第一条可以想像为实现后者的渠道，但第三条明显是要追究改革派的责任，与悼念活动无实质上。政治上的联系。因此，它表现出的仍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的堆积。 (64memo祖国万岁’89)

　　4 月 19 日，同样是人大校园里，又出现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警告学生“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你们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行动”，同时，还号召将同学们组织起来，走向工厂。街头，唤起工人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有抛头颅。灑热血的“五四”精神，为民主。自由，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献身。并提醒学生“要明确目标，不可四面出击”。较之前一个《建议》，这张大字报充满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标不明的暗示。如果不是教师中的“激进派”所为，倒真可怀疑是别有用心者的挑动和为“栽赃”埋下的伏笔。当晚，果然发生了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 (64档案’89)

　　4 月 20 日，北大有学生声称，北大未来学会顾问金观涛对学运提出了三点意见：(1) 认为现在形势很好；(2) 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3) 要采取非暴力行动。据说，会后两校就商讨了联合行动的问题。

　　4 月 21 日，由青年帮策划，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领衔，有 47 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归纳了学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建议。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可能出现的学潮低落提供了对策。同日，作家郑义向学生领袖提出“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绝食，并少与方励之夫妇接近等建议。

4 月 22 日，“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贴出《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的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并提出以“持久战”为策略，以“罢课”为手段。

　　4 月 24 日，北大贴出 147 名教师签名的《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中国政法大也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协商对话”，避免压服。

　　4 月 30 日，北大出现以“中央党校几位同学”的名义写的大字报，鼓动人们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战果，并说，“现在的形势是政府已无法实行军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对我们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舆论工具。”

　　5 月 3 日，人大贴出未署名的《关于当前学生运动的目标策略的建议──立足校园，面向社会》，提出，要争民主，争自由，首先应该在校园内取得突破。

　　5 月 10 日，包遵信、戴晴应人大工会青年部邀请，进行讲演。包遵信预言 4.27 大游行将会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标志著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并希望大家尽快复课，然后考虑言论。结社自由等问题。戴晴则宣布，从 1989 年 4 月 27 日开始，“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就要结束了。”

　　5 月 12 日，包遵信又应王丹的约请，在北大“民主沙龙”讲演。他让人们记住四个日子︰1949 年 10 月 1 日，国家独立；1966 年 6 月 1 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在全国引起动乱，但也暴露出党和政府的教条主义，加速了人们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的怀疑时代的到来；1976 年 4 月 5 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事件，给老人政治划了一个问号；1989 年 4 月 27 日，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应当结束，标志著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水平。在论及民主化的具体目标时，他说，当前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谈到“五四”，谈到对传统是否应当进行分析时，他说“当传统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虑这个石板哪一块是好的，哪一块是坏的。”

　　──以上，是截止学生绝食前，知识界一些人士的动向。当然，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动并未见诸文字或公开发表。从这个粗略的时间表，对照学潮进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知识界人士与这次学潮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他们只是分散地，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作一些道义上的评论和符合法律与政策的建议，或就学生的谘询表示自己的观点。他们或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走上街头。 (64memo.com'89)

　　但现在，由于学生绝食，道义感的压力和新的民主社会的召唤，终于使他们决定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公开站到学生启动的，这场势必要成为全民运动的行列中来。

　　5 月 15 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的当天，知识界终于打出自己的旗帜，走上了街头。但此事的酝酿，却是在绝食以前，新闻界请愿以后。其经过，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中，是这样描述的：

小辣辣

　二、胡死之后

　　各方面都在玩“拿死人压活人”的传统拿手好戏了，正如赵紫阳所担心与估计过的胡耀邦派系的人会“闹事”那样，同时赵紫阳也得预先有所准备，据说，于是第一份知识分子的签名信在 4 月 18 日就出笼了；

　　4 月 22 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追悼会的同时，由北大学生牵头的北京各院校大学生到了天安门上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人民”追悼会，并且把矛头对准了“官倒”们（包括了赵紫阳）； 大概这也是“促使”了赵紫阳在 5 月 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表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接受处理的主要原因。应该这样看，在这个时候应已经取代了胡耀邦的赵紫阳总书记，他根本的利益是“平息”任何发生的乱子而不是鼓动学生出来“闹事”， 可是一旦看到学生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老邓（尽管也包括了他），这形势对于他，也未尝不是一个真正建立“新权威主义”的好机会，即使不见得他本人内心就是如此，但是起码他的智囊团里面，就很快形成了这种共识；

　　三、4.26 社论前后

　　关于 4.27 大游行，请看 17 个流亡学生的回忆记录中提及的：

　　沈彤：然后就是议决 4.27 游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北高联有反复，北大同学有反复，我个人也有反复。这个事情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决定 4.27 游行是在 4.26 社论出来之前。

　　柴玲：当天（指4月23日）中午的时候，老封他们都来了，开什么会等等。当天晚上，超华刚才提到的建议中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她给我们建议说﹕“民盟”什么时候开会，有苏昭智、严家其等，希望我们去参加。我说这个建议特别好，在那个时候她提得还比较有水平。当天晚上另外有一个“民盟”的人来提建议，说﹕你们绝对应该成立秘书处。这个建议之后，第二天通过赵体国找了一批女同学就成立了秘书处，秘书处下设三个机构﹕接待处，档案处，还有一个会议记录处及新闻发布中心等等。功能又是“内保”，又是“外保”。当时我记得宣传部那个杨国忠已经管理起来了吧。所以跟沈彤说的那个新闻中心负责这么多，我有点接不上茬。

　　梁二：对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早期师大就与一些官员、官员的参谋或各个研究机构的老师有联系。我们秘书处最初的一些情报就是通过他们这些人得到的，而且他们与我们也保持著一定的密切联系。

　　王超华：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 4 月 27 日要游行。同时我们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从六楼搬到三楼时，已经知道当天晚上有重要广播。一会儿又出去，再回来就说﹕“上边来电话，这次的原则是‘三不’，不打，不抓人，不什么。所以咱们就游行，不要紧的。”一会儿说，休会，一会儿又进来说，“上边来电话了，呆会儿有重要广播。”所以，那些中、小院校意见纷纷。我当时一个重要印象就是﹕这常委行啊，有内线。（沈彤插﹕4 月 27 日游行的决定是在 4 月 26 日社论出来之前作的。4.26 社论是 4 月 25 日广播的，在这个广播之前做的决定。）

　　对，是这样。广播之后同学们非常紧张，说“那我们还要不要游行﹖”“还要游行，但是还是那三条，如果堵截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就冲出去继续游行，堵截非常厉害，就在校内游行，要是校内控制也特别厉害，就在各校绝食，原地绝食。”后来，我们就说，“你们大学校有大操场，你们可以原地绝食。我们那小学校一共 500 人，一共就俩人在那绝食的话，那……﹖”后来就说，中、小院校往大院校合并。这是对付 4.26 社论，因为本来光说是有重要广播，大家都觉得这是中央对学运的态度，而且刚说那“三不”，所以都觉得 4.27 游行没什么问题，一听这杀气腾腾的社论，都非常紧张。25 日的代表会基本上就这样……。

　　老七认为如果这些当事人所回忆是确实的话，由此可见，4.26 社论的出笼，只不过是给组织 4.27 大游行的一个很好的藉口而已，没有 4.26 社论出笼，4.27 大游行也必定是要搞的。即使是四二六社论出笼前后，（正如本人在上文提及的）赵紫阳先是在朝鲜回电答复中央：“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当 4.26 社论出笼后，学生情绪“进一步被激化”，搞出个 4.27 大游行，赵从朝鲜回来便以此来“力排众议”，要求老邓与中央改变调子；这些经过，无非说明了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都在围绕与卷入了学生所有的动作之中；

　　四﹑5 月份知识界全面卷入，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