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论邓小平的悲剧、胡耀邦的天真和赵紫阳的聪明等

ishka

引言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的新闻和作为过往的历史，其涵义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这样的事件作政治的观察和文化的审视，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过去十五年之际，假如依然还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责任，还停留于抗议和控诉，那么不仅悲剧当事者的代价白付，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剧发生的当口，平心静气的审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悲剧成为仿佛发生在戏剧舞台上的往事之后，没有平心静气的审视，乃是奇怪的。此文作为一个探讨，有抛砖引玉之意。但无论就当事人还是就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都并不表示什么开始，而是意味着某种了结。



邓小平的悲剧：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历史也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撒手人寰，那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全然不同。倘若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的改革如何起步，会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从正面的意义，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建功立业机会，都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提拔了邓小平，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没有让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义无反顾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坚持改革。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 国 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邓小平结束了这样的承传。他让自己的孩子们去经商，以此断绝了让他们继位的可能。1989年，当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那年，人们在指责邓家孩子的同时，热烈地赞扬毛泽东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那样的赞扬声中，潜伏着一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试问，假如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殉难，假如毛泽东把身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中国民众会像反对邓家孩子经商那样激烈反对么？他们很可能山呼万岁。

ishka

深圳，小平同志为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

它也是中国真正最充满了活力的国际化大城市。

ishka

我的朋友，Efim Zelmanov, 俄罗斯诞生的菲尔兹奖得主，当他第一次到深圳的时候，非常感慨地说道，“彼得大帝建立了圣彼得堡，邓小平建立了深圳，他们是真正的伟人”！

ishka

中国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邓小平，他是第一个真正为中国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中国领袖，尽管他与众人一样有着各种的缺点，但瑕不掩瑜，中国在邓的领导下，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

ishka

夺标 发表于 2015-12-12 15:15
这篇不错，不过赵紫阳不是什么聪明智者，他没有党性，偷鸡不成蚀把米而已，决不能跟胡耀邦比肩！翰山非常赞 ...

”蚀把米而已“？  

这把米太大了吧？

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夺标

这篇不错，不过赵紫阳不是什么聪明智者，他没有党性，偷鸡不成蚀把米而已，决不能跟胡耀邦比肩！翰山非常赞同我这个观点。

疯疯颠颠

好文！值得一读。当然小辣辣也有类似文章，但风格不同。重点也有些区别，但基本内容相似。
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http://hansha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3&fromuid=86
(出处: 汉山)

零点的火车

不错，作为政治人物的胡耀邦有某种天真，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该文作者又何尝不天真！以对西方制度的肤浅认识来评说中国历史，看似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不懂的人还以为作者真的洞识了某种天机，跟着一起掉入一个编织的虚妄之网。我最近本来想写一篇关于民主与专制的文章，但却又把笔放下，我想告诉人们一个石破天惊的真相，西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继承者！西方统治者真正明白了人类历史的真谛，而社会主义国家统治者身陷迷雾故东施效颦西方“民主”，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人类历史的国家阶段，哪个国家放弃核心权力的世袭---家族或集团世袭，哪个国家就死，反之，则稳居王者之巅。从这点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脱离封建制！也不可能脱离封建制！---直到阶级与国家消灭。那些理想主义的试图完全脱离封建制的国家要么解体要么主权被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所窃取，人民成为西方资本控制的奴隶。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殊不知，一切社会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稳定，当人们憎恨封建专制时却像泼脏水一样把“稳定”这个孩子也泼掉了，而在阶级社会与国家存在历史阶段，核心权力的世袭是保证国家稳定的唯一稳定器，否则，任何制度都无法得到保证。民主只能施行在非核心权力的管理区域，而不是核心权力的控制区域，以便在维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使国家管理体制实现高度智慧，从而避免封建社会僵化迂腐的弱点。综观人类历史，核心权力的动荡是国家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试图通过民主选举就可以人人有机会掌握核心权力不过是理想主义，在阶级社会，核心权力只能牢牢地控制在某个阶级手里，而为了安全，又只能控制在其中的一个小集团手里。但是存在某种机制使世袭的核心权力能够不断吸收人民的天资智慧，并通过现代教育使之变成一个智慧首脑控制系统。在依然是丛林规则的阶级与国家历史阶段，为实现稳定与智慧相结合的国家权力控制与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专制与民主的结合是现实的必然选择，而理想主义的雅典式民主只会将国家推向死亡。通过影子政府搞垂帘听政以控制核心权力保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小范围的公共领域推行民主选举以及类似科举考试的公务员选拔制度让管理体制智慧化，美国是专制与民主相结合的西方超稳定结构的现代样板，是被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都在试图抛弃的中国封建社会遗产的最大继承者。

ishka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六四”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六四”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1989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那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溜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1989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

这一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中国的“六四”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六四”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

ishka

赵紫阳的聪明所错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那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六四”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