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军事顾问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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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他本身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 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七八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华盛顿人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当时的中国的共产党就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都以莫斯科说了算。而且长期的个人崇拜，本帖也不例外。三人军事小组明明排名是周恩来，王稼祥， 毛泽东，而且明文写明毛泽东是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个人崇拜要不得！